《夙兴集：文化与传播研究：何道宽文选》译者序

一、何为帝国？何为传播？

《帝国与传播》问世，已经50余年，20来万字，却奉为传播学之圭臬。作者伊尼斯（1894—1952）去世已经整整50年，但是一直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因为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

与他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派，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也备受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这给麦克卢汉留下很深的印象。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临终之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1000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报纸和舆论的影响所做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

他为后世留下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欲了解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数万里的历史，这两本书构成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

在两篇序言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肯定伊尼斯的历史地位，推崇他的研究路子，指出他的研究特征：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 （field-theory）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他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六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以明白，他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他这一次的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可喜可贺。

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就颇费思量。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他不做界定，就不简单，很值得玩味。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至于他说的“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多费一点笔墨。

先说其定义。可惜他本人不下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加以演绎。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的“帝国”共30余个。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得可以的小国；既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桑、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马其顿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沙俄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熟知的庞大帝国，比如塞尔柱突厥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

再说“帝国”的分类。伊尼斯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我们接着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他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他认为，希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

“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

为什么这个理想的帝国会衰落呢？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着重号系原文所有）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五世纪末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局限性。“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

2.以媒介做文明分期

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主要是历史、地缘和宗教。麦克卢汉的划分标准，虽然也是媒介，但是比较粗。伊尼斯的分期却比较细，一共分成十个时期：①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②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③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④中国纸笔时期；⑤印刷术初期；⑥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⑦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⑧电影时期；⑨广播时期。

这样的分期似乎烦琐，请读者不要望而却步，因为他有一个简化的版本：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

3.“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欲知以上三个论点之详情，请见《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至于他的第四个论点，则需要在此多费笔墨，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石和核心。

4.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容易传承。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讯息，然而它们传播的讯息却限于当下，就比较短暂。(www.chuimin.cn)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下面这段话，痛快淋漓地阐明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要害，说明媒介的性质和偏向，并且说明媒介为何有这些偏向。他说：“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并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和宗教的关系。他说：

“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又说：“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

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媒介的性质，便于比较，现将他的思想做一番钩沉，两两相对，列表如下，以明其要。

我们的对比清单只能罗列到这里。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看到后现代的传媒和数字时代的传媒。或许读者可以尝试加上一些两两相对的媒介？

再让我们举几条引语，给以上列表加一点血肉，以明其详。

首先看看他对媒介性质、特征的论述。“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都有局限。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伊尼斯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到时间的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到空间的束缚。

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它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已特别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

我们再看看他对一些媒介的论述。

“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的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变化。”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

“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更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

“纸的引进和文字的普及，加速了本土语言的成长和拉丁文的衰落。”

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媒介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就容易读懂了。

此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场挑战：媒介的评估和文明的评估。他说：“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是如此。”“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三、多伦多的双星

20世纪50代初，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伊尼斯教经济史，任研究生院院长。麦克卢汉教英语文学，是安大略省少数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可是，这两个教书匠不甘作茧自缚，守自己那一摊，也不抱门户之见，抗拒他人之意见。两人都成为跨学科的奇才。

麦克卢汉1946年来到多伦多大学，两人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五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都由麦克卢汉作序。惺惺相惜的纽带，是共同的情趣和追求。可是这两人的研究方法和文风，是多么不同啊！现将两人异同之处作一番梳理，列表如下。

两人的情趣交相辉映，照耀“媒介决定论”的旗帜。他们都善于驾驭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两人的行文风格相反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两人的研究方法，亦相反相成。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喜欢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仅以本书为例，区区18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1/5！全书注释竟然达到534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世到作者去世（1952）的一年多时间，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所以读者读他，往往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两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对历史进行叙述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和汤因比一致。可是他又不止于此，而是前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作出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的偏向、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空间的偏向、政治组织的偏向和宗教组织的偏向。然而麦克卢汉却只探索，不解释，并且把自已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只等水到渠成，只等读者去做结论。要言之，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考据之学，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麦克卢汉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作结论，并置而不作分析，铺陈而不作归纳，发现而不作判断，定性而不定量，求形而上而不求实证。

二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追求严谨细密。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麦克卢汉的大胆创新，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盛名且最负争议的媒介理论家。他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帅旗。可是这一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伊尼斯夯实的。没有旗墩或旗手，这面帅旗都不能飘扬。

今天，使这面帅旗高高飘扬的，是一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数美国人莱文森（Paul Levinson）。他以《数字麦克卢汉》成名，又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2003年3月30日

（有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