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兴集：闻道·播火·摆渡》时间观念变迁

一、久别重逢的喜悦

十年前，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了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1894—1952）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如今又有机会翻译他临终前的另一部杰作《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深化对他“偏向论”和“帝国论”的研究，欣欣然焉。至此，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就由我悉数引进大中华学界了。

二、伊尼斯的历史地位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伊尼斯的学术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1.学术转向和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尼斯再入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转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完成博士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 1920年，他开始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从一而终。

伊尼斯求学时，正值芝加哥社会学派盛期。凡勃伦、米德和帕克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大师云集。该学派的都市研究和地区研究无人能敌。

伊尼斯青出于蓝，他没有去追随极富盛誉的都市研究模式，而是转向欧洲学派，研究宏大主题。他要为祖国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天地，开创了大宗产品（小麦、木材、矿产、皮毛、渔业、纸浆等）研究和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加拿大经济史研究。

不久，他又转向媒介、媒介史和文明史研究，因为正如大宗产品一样，媒介也是历史运演的主要资源。

20世纪30年代，伊尼斯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完成了两部传诸后世的经济史专著：《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

同时，他参与组建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北美经济史学会，1949年出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长，50年代初期又出任北美经济学会会长。

伊尼斯1952年英年早逝，在短短3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力主加拿大扬长避短，发扬民族特性，保护民族文化；为加拿大政府建言献策，对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危机的深感忧虑，认为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空间偏向，忽视了时间的延续、积累和传承。

20世纪40年代，他从经济史转向文明史，从经济学转向传播学，给世人留下了永垂青史的传播学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正处在学术爆发期，他不幸身患绝症，1952年11月8日去世，享年58岁。

伊尼斯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大儒、经济史家、多伦多传播学派奠基人，给经济学和传播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给世人留下的著作，附录于此：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 ic Railway， 1923）

《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1930）

《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 （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42）

《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 n State， 1946）

《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1950）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1951）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 1952）

《加拿大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1956）。

2.麦克卢汉的推崇

（1） “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麦克卢汉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

（2）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诠释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诠释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

（3）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等。兹引几句予以说明：他要“把历史当做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伊尼斯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total field-theory） 。”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4）称许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3.凯利的称颂

詹姆斯·凯利是美国新闻学家和传播学家，他独擎一帜，引入传播的仪式功能，他把传播作为文化来研究，居功至伟。其他成就是：①推崇、阐释并光大伊尼斯的思想；②生平的最后十年转向媒介环境学研究。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破格为伊尼斯这本书写下两万余字的长篇序言，为其增色。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

（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

（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最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的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 （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 （b） 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

4.霸气与豪气——译者的评价

伊尼斯的学问充满霸气与豪气。他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人类社会的历史。

和汤因比一样，他用如椽之笔进行宏大叙事和比较。同时，他还对历史模式做出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涉及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等观念。他认为，帝国耽于空间上的开拓，疏于时间上的传承。又认为，“理想的”帝国要防止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他的霸气建立在30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20年里，他完成极具原创性的四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三部传播学经典。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御繁，所以他能提出“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偏向论”和“帝国论”，他给世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突出的还有以下四点：

（1）独创加拿大经济史学派。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2）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才不受制于人。

（3）保护、发展和弘扬加拿大文化，以抗衡美国的商业主义文化。唯有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才不受制于人，加拿大才不至于沦为英美的边缘，才不会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在为生存而斗争，美国广告尤其美国期刊广告的有害影响、美国商业主义强大而持久的冲击表现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切方面，彰明昭著、一望而知……这些发展势头对加拿大文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加拿大的国民生活构成威胁。”

（4）给偏重空间扩张和知识分割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他认为，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容易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他警告：“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和这些条件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接着又说：“……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整体性的问题。”

（5）奠定了传播学多伦多派的基石。世人给这个学派的诨名“技术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他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是一位清醒的大儒，对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其他因素了然于胸。

三、治学风格与治学方法

1.小篇幅，大文章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三本书篇幅相近，均不到20万字。但由于伊尼斯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一个参考文献，其信息量非常密集、浓缩、丰富；他的思想节奏快，多跳跃，给人留下大量思索的空间；他的文化模式、媒介偏向、帝国模式构架宏大，隐藏了大量的叙事、描绘和阐释的空间。他的书既需要反复琢磨，又非常耐读。他小中见大，以简驭繁，胜人一筹。(www.chuimin.cn)

2.精于考据，注释不厌其详

以《帝国与传播》为例，总共不到20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1/5！1950年，初版的《帝国与传播》注释已有277条，1952年再版的《帝国与传播》又追加了257条注释。传世的《帝国与传播》一书，注释竟然多达554条，远远超过全书1/5的篇幅。《传播的偏向》的情况类似，不到20万字的篇幅竟有数以百计的注释。

再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为例，正文仅十万字，加上索引，也不过11万字，但读者手捧的书已近20万字。这是因为：原书注释多达381条，计四万字；凯利评价、阐释和弘扬他思想的序文超长，达2万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加入232条注释（共2万字），撰写了近1万字序跋。

3.洞幽烛微，识别模式

根据麦克卢汉的归纳，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别具一格，那就是：模式识别、整体场论、“界面”方法。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序言里，麦克卢汉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再摘引几段，以明其要：

“伊尼斯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processes），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

“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

“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对话还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洞见和发现。与此相对，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洞见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突然得到的顿悟。”

“读伊尼斯的时候，记住分类知识和模式识别的区别很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

四、关键词解读

伊尼斯的传播学论著里，有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它们是传播、偏向、帝国。和麦克卢汉一样，伊尼斯从来不给这些关键词以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到他的著述理去钩稽其含义。

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的译者序和《多伦多的双星》一文里，我曾经试图解读这三个关键词。

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至于“偏向”，那是传播媒介特质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总之，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至于“帝国”，那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凯利认为，伊尼斯并不对帝国和帝国主义进行价值判断。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序言里，他对其涵义作了这样的解读：“伊尼斯并不抱有今天的人对帝国那样典型的鄙视，当然，今天还有人捍卫帝国的无辜。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

凯利的解读是否正确？伊尼斯是否抨击和挞伐帝国主义，我们还是看看他本人怎么说吧。这是下一节阐述的主题，也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最闪亮的思想之一。

五、“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时间》的亮点之一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揭示和批判。

读者浏览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

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作了很好的归纳：“伊尼斯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①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②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

他又说，“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伊尼斯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

2.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一百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34任总统中，军人出身就有十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频繁的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年，第11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经纬线50—45度，否则开战。”

1898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叫嚣：“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

“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

4.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

5.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

“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

6.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加拿大，我们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

六、破解天书：《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主题

译完全书，有一个问题大惑不解：《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似乎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此谜似乎极难破解。什么是他所谓的“时间观念”？他的“时间观念”有何变化？伊尼斯似乎不着一字。至于“文不对题”，无非有几种可能：作者疏忽，隐而不显，有意掩盖。略一推究，伊尼斯治学极为严谨，“疏忽”和“掩盖”都不太可能，“隐而不显”却值得我们深究。

伊尼斯在极其短小的“作者前言”里闪烁其词地隐藏了他的“时间观念”。他说：“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比如美国，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尤其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态度就颇为悬殊。实际上，政治疆界和政治制度的特性就足以反映地区差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

本书第四章“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就从媒介的变革看时间观念的变化，只是没有用文字点破而已。

凯利给予的解释是：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使时间观念缩小到当下的范围。凯利认为，“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他说：“这个世界每天一个周期，甚至以时刻为一个周期。我们被囿于当代新闻的生活，用以取代政治参与。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远见卓识、长远谋划、为子孙后代着想均已过时。”

凯利又进一步发挥“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他说：“时间缩小到当下的范围，缩小到每星期一个周期的尺度，缩小为即刻和短暂的世界。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了，一切事物以令人头昏目眩的速度变化，使人难以维持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

如此看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宛若女皇武则天留下的无字碑，读者可以放飞无限的遐想，我们只好从他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里去寻求开放性的解读了。

（有删节；《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