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媒介环境学派理论与阐释：夙兴集

本文对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与中国学者原创的媒介生态学进行辨析，对该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思想源流、代表人物进行梳理，回顾并总结中国学者对该学派的研究、评价和阐释，旨在推动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自省和发展。

一、反思与前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的刘洁女士希望我能够谈一谈北美媒介环境学，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这个学派正是我的研究重点。该刊准备出版探讨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的专辑，借以检讨中国传播学现状和发展势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近两年，国内学者开始探讨传播学发展的新契机，拓宽了视野，创造了新机。仅以2007年的几个重要会议为例，5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新闻传播学前沿课题研讨会”、8月在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12月在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等会议的核心课题都是“反思与前瞻”，着重从宏观上研究学科危机、范式和发展、学派的梳理等问题。

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我们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美国的批判学派、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都纳入了我们的视野。

国内的创新苗头令人鼓舞。邵培仁、崔保国等探索的媒介生态学就具有原创价值，这是国内原生的传播学派。由于国内的媒介生态学派和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英文名称相同，均为“media ecology”，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学派做一番梳理。

二、群星速写

北美传播学家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莱文森我们都已经相当熟悉，他们的代表作已经和中国读者见面。

但以他们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对国内的读者还比较陌生，我们还缺乏对这个学派的宏观把握，研究这个学派的势头才刚刚出现，其标志之一是笔者和吴予敏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2007年，译丛的前两部《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已经问世。

国内的媒介生态学派和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英文名称相同，两者的关怀却不一样。大体上说，媒介生态学关心媒体的经营管理、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媒体如何健康发展、如何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媒介环境学派主张泛媒介论，其关注点涵盖整个人类文化的健康和平衡，既有微观的媒介媒体研究，也有宏观的文明演进研究，它非常注重广义技术的发生、发展，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三代人的生命历程。该学派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其中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已经在国内广为人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代学者日趋活跃，代表人物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主帅是波斯曼。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三代代表人物成名，他们是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

伊尼斯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四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 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伊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他奠定了传播学多伦多学派的基石。

20世纪30年代，麦克卢汉在剑桥大学攻读英语文学，获博士学位，30年代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执教，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任英语教授，50年代开始转向传播学研究。60年代，他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送到千家万户的普通人手中。他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作序，宣告甘愿做伊尼斯的“注脚”，为传播伊尼斯的思想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他擎起多伦多学派的大旗，成为世界级传播学大师。他创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办了多学科研究的杂志《探索》和《预警线通讯》，出版了《机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汉》（1962）、《理解媒介》（1964）、《媒介定律》（1988）等为代表的传世之作。

《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现在看来，这是北美传播学重要的批判之作。《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媒介定律：新科学》提出媒介演化的“四元律”，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处在变化转换的过程中。这是高度抽象、高度理性化、富有诗意、充满辩证法智慧的大作。

除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之外，多伦多学派第一代里还有两位杰出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和埃德蒙·卡彭特。他们都曾经在多伦多大学执教，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

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洛根和唐纳德·特沃尔。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字母表效应：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和约翰·卡尔金。芒福德继承了老师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以福德姆大学和纽约大学为重镇。麦克卢汉在福德姆大学播种，卡尔金在此培育，莱文森在这里拓展，经过三代人的耕耘，媒介环境学在这里蔚为壮观。

1970年，尼尔·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成为媒介环境学的精神领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早在1955年，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他这个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三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

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作。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十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

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梅罗维兹的《地域感的消失》（1985）也在中国问世。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欧文·戈夫曼的社会学戏剧分析手法。林文刚编辑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以纪传体的方式研究媒介环境学的思想史，重点研究媒介环境学的先驱和杰出学者，计十余人。他们是：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哈弗洛克、艾吕尔、凯利、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三、核心命题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1970年，他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在此后的30多年里，这个教学计划培养了数以十计的博士和数以百计的硕士。1998年9月4日，以他为精神领袖的“媒介环境学会”正式成立，如今这个学会在北美迅速发展，成功进入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媒介环境学派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这个学会的领导班子多半是波斯曼的弟子。

2007年，《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在国内的翻译出版，笔者评该学派的系列论文也相继问世，这是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的开端。该书由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林文刚博士编辑并参与撰写，是媒介环境学思想传统、经典文本和多维视野的集萃，是该学派第一部自觉反省的历史记述和思想批评之作，它系统地提炼、归纳和阐述了该学派从萌芽、诞生、成熟到壮大的历程。

研究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命题之前，有必要明确该学派的媒介概念。最重要的概念是四个“泛”论（“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和三个环境层次（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多数媒介环境学者认为，一切“第二自然”、一切人工干预过的社会现象都是技术、文化、环境和媒介。换言之，在他们的心目中，技术、文化、环境和媒介几乎是可以通约的，几乎可以画等号。

我们紧接着谈谈媒介环境学的定义。什么是媒介环境学？波斯曼的两种定义颇具代表性的：

“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

“媒介环境学研究信息环境。它致力于理解传播技术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数量、速度、分布和流动方向，致力于弄清这样的信息形貌或偏向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价值观和态度。”

在不同场合，林文刚教授以不同的方式提炼和表述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命题。他在纽约大学给博士生授课时提出的四个核心课题是：①重要思想，包括界定性理念、理论或主题，以及文化、技术与传播的关系；②这些思想背后的主要学者，比如刘易斯·芒福德、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③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④当代学者如何运用这些理论。

在《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的绪论篇里，林文刚提出三个“媒介环境学深层的理论命题”：①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②传播媒介有七种偏向；③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心理各方面产生影响。他的表述分别如下：

“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只管把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实际上，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在这样的理论表述层面上，一种媒介的符号形式产生它编码的特征，而媒介则用这样的编码来表达信息（比如模拟式符号和与之相对的数字式符号）；同时，媒介的符号形式又决定着符号组合的结构（比如命题式结构和与之相对的表现式结构）。”(www.chuimin.cn)

“每一种媒介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都带有一套偏向。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借用尼斯特洛姆设计的一套理论来概括。”这七种偏向是：思想和情感偏向，时间、空间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

“传播技术促成的各种心理或感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结果，往往和传播技术固有的偏向有关系。”

1996年，波斯曼在《教育的终结：重新界定学校的价值》里对媒介环境学的十个命题做了这样的总结：①一切技术变革都是双刃剑，利弊同在，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②新技术的利弊使有些人获利，有些人受害；③每一种技术都有一种哲学理念，都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④一种新技术往往挑战一种旧技术，在时间、注意力、金钱、威望和“世界观”上向旧技术发起攻击；⑤技术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一种新技术并非仅仅是追加什么东西，而是改变一切；⑥因为信息的编码是符号的形式，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偏向；⑦因为技术信息容易获取的程度和速度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政治偏向；⑧因为有不同的物质形式，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感知偏向；⑨因为我们注意技术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社会偏向；⑩因为技术的内部结构和经济结构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内容偏向。

四、学派源流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尽力追溯媒介环境学的几种思想渊源，清理其流变。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的源头是：语言相对论、城市生态学、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英国的新批评。

媒介环境学认为，最重要、最早诞生的人类媒介是口语，这是人类媒介演化的第一场革命，所以他们要把语言作为人与环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为此，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沃尔特·翁写了专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来研究口语、拼音文字和印刷术。

克里斯琴·L·尼斯特洛姆把学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及其在人类语言学里的表现：语言相对论。她探讨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苏珊·K·朗格如何把相对论思想转化为媒介环境学的基石。她说，我们认识的环境是我们的感官、符号和工具提供的现实：“这个观点认为，人们接触的现实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们的感知、探索、表征和传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现实的版本。我把这个思想当作20世纪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环境学赖以建立的思想。”

她把相对论思想追溯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说明了现实的相对性、现实的社会构建的相对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对性。”

她把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媒介来研究：“语言及一切表征经验的符号系统扮演重要的作用，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进而影响我们在现实里如何做事……最系统、最有力地表达这个观念的并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和爱德华·萨丕尔。”

媒介环境学的另一思想源头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态学。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一位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这位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留下传世之作数十部，媒介环境学最为称道的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等。

芒福德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之一，在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城市发展和更新、地区规划、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和媒介环境学相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他技术历史分期的思想；他有关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技术有机理论（techno-organicism）；他对“王权机器” （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术垄断和国家机器的批判。

林文刚和兰斯·斯特雷特研究并吸收了刘易斯的思想，他们合作的文章《刘易斯·芒福德与技术生态学》已有中文译文。

媒介环境学者继承了芒福德强调知与行的关系，看重践行。芒福德、麦克卢汉、伊尼斯、莱文森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抨击时弊、研究大众文化、关心教育改革、进行对策研究，典型的著作有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波斯曼的《认真的反对》和《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莱文森的《捍卫第一修正案》。

伊尼斯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师从凡勃伦，但同时又浸淫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生态思想和传播思想里，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罗德里克·麦肯锡、查尔斯·霍顿·库利、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都对他产生了影响。胡翼青认为：“尽管伊尼斯很少引用凡勃伦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但他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却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伊尼斯的研究在学术基调上纠正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义的缺陷……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文明的空间偏向的忧心忡忡。伊尼斯认为这最终将为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的很多论调几乎就是帕克言论的翻版：“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伊尼斯的调子：‘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似乎可以说，每一种技术设备，从手推车到飞机，就其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动装置来说，已经而且也应该标志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同理，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发扬光大英国新批评的思想。他在剑桥大学师从新批评的旗手理查兹、燕卜荪和利维斯。这几位大师推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他们讲授的文学课程偏重认知、美学和社会学，这感染了麦克卢汉。这使他学会扮演桥梁的角色，他把人文学科中的文化艺术产业连接起来，把社会科学中的主干学科连接起来，把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两大“对立”的文化连接起来。

新批评最重要的思想是注重语言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这对麦克卢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就是从新批评学来的。语言和媒介的形式是“看门狗”的比方就是从艾略特学到的。麦克卢汉说：媒介的“内容”就像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媒介的“形式”像看门狗，撬门贼用“内容”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使人不注意“形式”。

新批评顺理成章的结论不就是把人类语言当作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吗？理查兹、燕卜荪、利维斯不是教他要特别注意语言这种技术的影响吗？人类通过语言感知世界，语言塑造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燕卜荪的《晦涩的七种类型》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语词晦涩，研究语词的最好办法不是研究其“内容”（即词典中的意义），而是研究其语境效果，如果说这些效果是潜意识的，那么其他的人工制造物的效果也应该是潜意识的——轮子、印刷机等都是如此。

利维斯的《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实用的文学批评是用来培养环境意识的：“实用的文学批评——散文和诗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广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体特征），还可以将新闻体裁和大众小说相比较。”

五、评价与诠释

如何给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命名？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给这个学派命名前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如何从他诗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

麦克卢汉遭遇到一切“先知”共同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几乎整个北美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为他服务。但就在他如日中天时，其名声也是毁誉参半的。北美学界和新闻界撕裂为两半，赞誉者把他捧上天，毁之者把他打入地狱。

学界的困扰还来自该学派内部。以保罗·莱文森为例，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就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从1977年到1980年，莱文森和麦克卢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止一次从纽约北上到多伦多上去“朝勤”麦克卢汉，但围绕麦克卢汉思想的实质，两人的意见却迥然不同。莱文森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1979）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读到这样的评价之后，麦克卢汉立即打电话予以反驳。

十年后，莱文森修正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他的话为证：“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

30年后，美国学者林文刚采用了非常冷静的考察和自省，他认为，技术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理论命题的连续体来表现，执其两端的是硬技术决定论和软技术决定论，执其中端的是技术/文化共生论，麦克卢汉偏向硬决定论，莱文森偏向软决定论，林文刚本人主张技术/文化共生论。

围绕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中国学者的评价也经历长期的争论和思考，如今的趋势是能够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了。

1998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正式定名为“media ecology”。从诞生到举旗，这个学派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中国学者给这个学派定名也经过了十来年的反复琢磨。由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媒介生态学的英文同名，均为“ media ecology”，所以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近三年，笔者和林文刚教授、陈世敏教授以及深圳大学的几位同事反复琢磨，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林文刚对此做了一些说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他还进一步解释如此定名的原因：“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的讲话里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我们之所以选择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 ecology，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这个词本身体现并唤起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观念和实践；它同时使人看清媒介环境学人文主义（human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的一面，说明它是一种实践哲学、一种社会思想学说……‘践行’媒介环境学和‘研究’媒介环境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2005年以后，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到深圳大学任职，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来校讲学，我们几人认真切磋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此前，我们都把它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李明伟博士还为该学派独创了一个名字“媒介形态理论”。经过几年的切磋，我们决定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

笔者对这个定名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最后崛起的学派叫什么名字好呢？它既是麦克卢汉研究、伊尼斯研究、波斯曼研究，又不完全是对这些个别学者的研究…… ‘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 2005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 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里的所谓‘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同时，丁未博士从同济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于是，我们三人就开始考虑北美‘media ecology’学派的译名问题……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 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有删节，原载《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