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兴集：麦克卢汉书简译序

我介绍麦克卢汉，十年有余，写下的文字，有序文五篇、论文七篇，逾九万字。五篇序文见五本译著：《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数字麦克卢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七篇论文是：

（1） 《克卢汉的遗产——超越现代思维定势的后现代思维》，《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 《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 《麦克卢汉在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4） 《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5） 《硕果永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载《企业与传播》，香港开益出版社，2001年；

（6） 《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7） 《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这七篇文章中，有三篇获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转载，应该有一定的影响。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如今给《麦克卢汉书简》作序，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如果有，又说什么呢？

首先，我想修正过去表述不太准确的一句话。1988年2月，我在《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的序文里说：1964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他教英美文学）突然成了新思想新学科的巨人，成了跨学科的奇才。”其实，麦克卢汉在此之前已经有相当的名气。这是本序要补充说明的一个方面。

其次，我想深入挖掘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大学老师一样，麦克卢汉起初也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他怎么一步步走向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呢？他是怎么完成从文学到传播的转向、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向呢？上述的第五篇文章《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就试图破解麦克卢汉之谜。文章以五个部分（毁誉参半、两次热潮、奇才怪杰、分裂人格、思想遗产）对他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现代诠释，并且说：“麦克卢汉是开掘不完的金矿，只要愿挖，必有收获。”因此，本序准备继续做一点挖掘的工作。

一、金山探宝

麦克卢汉共有十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三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讲工业人和广告；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讲印刷人；1964年的《理解媒介》，讲电子人。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他完成了走出书斋、进入社会批评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领域。诚然，他的世界声誉，的确是在1964年出版《理解媒介》之后形成的；但是在北美大陆，早在5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广为人知。传播他名声的，有一份小型杂志《探索》。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杂志，在1953年到1959年之间出了十余期。麦克卢汉是主编之一。传播他名声的，还有一支跨学科研究队伍，由他牵头。这是北美最早的跨学科研究队伍之一，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赞助费，近五万美金，那是在1953年。1958年，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年会上做主题讲演中，他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断语，从此以后，这句话就成了他的标签。同年，他成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1959年，他应邀参加华盛顿当代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文化领袖代表大会”，这是他声誉显赫的迹象。这一次“高峰会”使他能够与许多欧美著名学者聚首切磋，使他成为来自加拿大的“文化领袖”。同年，他完成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委托的项目，出版《理解新媒介项目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就是他五年后名震全球的《理解媒介》一书的蓝图。由此可见，1964年之前的麦克卢汉，并非默默无闻之辈。

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1966年和1967年两年之间，麦克卢汉的声誉达到顶峰。北美的一切媒体都调动起来为他服务。他的文章、访谈录和介绍文字打入了几十种报纸杂志，包括高雅的和通俗的。他频频在广播电视上亮相。请他讲演的邀请应接不暇，他俨然成为一位学术“明星”。

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他的名气在70年代几乎一落千丈。主要的打击有：他以杂家的身份进入别人研究领地，引起专家不快，于是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他俨然成为学术“明星”之后，遭到不宽容学人的严厉抨击；不入流的媒体帮倒忙，掀起盲目的崇拜之风，形成“麦克卢汉学”；最严重的打击是他患脑肿瘤而不得不接受开颅手术。那是在1967年11月25日。手术进行了20多个小时，是当时北美医学史上时间最长的神经外科手术。手术的严重后果就是：记忆被抹掉，读过的书忘记得一干二净，许多东西必须从头学起。从此以后，他大脑缺氧，多次中风。庞大的写作计划就力不从心、难以如期完成了。

麦克卢汉从一位英美文学的教书匠一跃而成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理论家，并且继续对21世纪的传播学产生重大影响，并不是偶然的。本文简单说一说他人生最重大的学术转向和最富有特色的治学方法。

二、学术转向

麦克卢汉一生拿了五个学位，完成了三个重大的学术转向。1933年和1934年，他在家乡的曼尼托巴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36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43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转向，实际上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1928年，他进入曼尼托巴大学学工程，一年以后就转向文科，专攻英文和哲学。1934年入剑桥大学后，他从传统的文学转向新批评、哲学和修辞。1936年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他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50年代初，他又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从文学转向传播学、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1929年刚上了一年大学，他发现工程并非自已所长，决定转向文学。这是一个明智的转向，因为文学是他从小练就的强项。他的母亲是演员和演说家，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练就了非凡的口才和辩才，而且比同龄人多读了许多文学作品。转入英语专业之后，他实际上更加喜欢哲学。1933年和1934年，他以优秀毕业生身份连续获得英文和哲学领域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34年至1936年，他在剑桥大学又连续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当时的剑桥是新批评的重镇。他直接受业于新批评的主帅里查兹（I. A. 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利维斯（F. R. Leavis），得到他们的真传，并把新批评带回北美大陆，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可是，新批评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他用心最多的实际上还是哲学和文化批评。他最推崇的几个学者是利维斯、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和纳什（Thomas Nashe）。利维斯超越新批评的文学批评而搞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他的名著《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切斯特顿提倡分产主义，是社会批评家和改良家。麦克卢汉终身的社会关怀，和切斯特顿的影响密不可分。纳什是跨越16世纪和17世纪的作家，以修辞学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见长，以风格讥讽、擅长新闻、善于雄辩著称。麦克卢汉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他，题名为《托马斯·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术中的地位》。这篇论文写的是古典修辞和中世纪三学科。

1936年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麦克卢汉逐渐偏离常规的修辞和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促使他转向的原因内外皆有。内因是来自利维斯、切斯特顿和纳什的社会关怀。外因是来自教学工作的压力。在他科学生涯的第一年即1936年，刚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他就发觉自己无法与学生交流，因为他不懂学生关心的大众文化；反过来，学生对他的新批评和修辞也不太关心。为了了解学生、推动教学，他就开始研究广告等通俗文化现象。他回忆道：“1936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面对一年级的学生，突然意识到，我不懂学生，觉得迫切需要研究通俗文化：广告、游戏、电影……我教学的策略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站在通俗文化的世界中。广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研究方法。”^[1]

1939年，他重返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圣路易斯大学的同事海伦·怀特教授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这封信颇能说明麦克卢汉的两种关怀：新批评和大众文化。信中说：“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才华横溢、兴趣广泛、接触面宽，他不仅追踪英国剑桥的学术前沿，而且了解美国国内的学术动态。毫无疑问，他充分利用了在剑桥的求学岁月，到此地来工作之后，他工作热情高涨，资源丰厚，乐意与同事分享他不同寻常的背景。他热情待人，努力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圆满完成博士论文。特此大力推荐之。”^[2]

1946年，他回到多伦多大学圣麦克学院执教，直至去世。此后的前十年中，他的两种学术关怀齐头并进。一方面，他继续发表大量的文学批评论文，成为安大略省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另一方面，到了50年代，他又逐渐向传播学偏移。他与同事卡彭特等人主办《探索》丛刊，这是北美最早、最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刊物之一。于是，他的名声逐渐向美国渗透。这段时间，特鲁多在蒙特利尔编辑的《自由城》和麦克卢汉等人在多伦多编辑的《探索》，是加拿大最有影响的两种思想杂志。这也是麦克卢汉和特鲁多惺惺相惜、长期通信、互相支持的重要原因。

从20世纪40年代起，麦克卢汉完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这些转向是稳步的、坚定的，其重要路标是——

1946年完成《机器新娘》，主要精力转向通俗文化研究。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广告的学术专著。然而，他的写作风格异常，所以它经过六年的阵痛才得以问世。如今，该书依然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20世纪40年代末，他与本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哈罗德·伊尼斯开始交往。此间，伊尼斯完成了重大的学术转向。他从加拿大经济史研究转向文明史和媒介影响研究。伊尼斯的研究启发并激励麦克卢汉完成这个转向。和伊尼斯一样，他也开始研究文明史的宏大模式和媒介的影响。1951年，他欣然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作序。1962年，在《谷登堡星汉》的序文里，他又谦虚地说，他乐意把自己的书看成是伊尼斯的注脚。

1953年到1959年，他参与编辑杂志《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这是一本影响颇深的跨学科研究杂志。

1953年到1955年，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担任该基金会“文化与传播”研究项目主持人。他网罗了一批同好，建立了北美最早的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开始形成。

1959年，他应邀参加华盛顿当代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文化领袖代表大会”。这是一次“高峰会”，麦克卢汉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文化领袖”。

同年，他在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做主题讲演，提出“媒介即讯息”的断语。从此以后，这句话就成了他的标签。会后，该协会委托他做一个的研究项目，叫“理解新媒介”。这个研究项目两年后完成，项目报告书获正式出版（1960）。经过几年加工，他在项目报告书的基础上完成《理解媒介》。该书1964年问世，成为令人震惊的传世之作。麦克卢汉名垂史册。

1962年，《谷登堡星汉》出版，这本书讲印刷人，重写文明史，是整个西方历史的重新表述。

1963年，多伦多大学校长克劳德·比塞尔支持他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这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研究所，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他留在加拿大，因为许多美国大学不惜出几倍的高薪把他挖走。幸好有校长的理解，多亏他强烈的民族感情，否则加拿大就会少出一位世界级的大学者。他毫不犹豫地留在多伦多大学，直至去世。

1964年，《理解媒介》由麦克劳-希尔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影响至深的奇书。

1967年，他应聘担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的首位“施韦策讲座教授”，这是一个有崇高荣誉的客座教授席位，更多的大学想挖走他。

1968年，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协助他创办杂志《远程预警通讯》（DEWLINE）。这个刊物的对象是政界人物和企业高层主管，一共计办了两年。麦克卢汉的影响进一步超越学术圈子。

整个60年代，他的名气持续飙升，他的著作以惊人的速度喷涌而出。其重要标志有：

1966年以后，讲演邀请函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有时忙得不得不请助手代劳。(www.chuimin.cn)

从1966年开始，他同时写六七本书，忙得昏天黑地。他似乎至少必须配备六位秘书。为了加快写作过程，他用口授的办法写作，由专职秘书玛格丽特·斯图尔特用打字机记录，甚至是由他的妻子记录。

此间，他的文章如潮水喷涌而出，他给各种刊物撰稿，或接受其采访。宣传他的报刊多达数十家。他在BBC、CBS等电视网上频频亮相。《花花公子》1969年3月号以超乎寻常的篇幅发表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

几年之内，他完成了七部著作，但多半是与人合作。麦克卢汉名气之大，使人主动上门代劳。有两本书就是别人根据他的言论整理而成、请他审查签名的。可惜，这样炮制出来的著作已大不如前，只能给他的声誉帮倒忙了。

到60年代，他的著作已经译成20余种文字。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崇拜者，“麦克卢汉学”兴起，日本人几乎翻译了他的一切著作。

三、治学方法

麦克卢汉的广阔视野和学术转向，扎根于他的读书狂热、读书方法和切磋方法。

在负笈英伦的日子里，他的涉猎远远超越了文学和哲学，他几乎见书就读。1936年回到北美教书时，他家里的藏书已经超过千册。他在圣路易斯教书的遗憾之一，就是不能把多伦多的上千册书搬到身边。

40年代以后，他每周至少读35本书。按最保守的估计，他一生读过的书远远超过万卷。他的读书方法很古怪、令人生疑，但是他的确又能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他阅读效果之明显，使人不得不惊叹佩服。西方人把这种记忆力叫做“照相式记忆力”。在一周典型的日程中，他大约浏览35本书，还不包括助手给他提供的读书摘要。为了判断书的价值，他一般翻到第69页看一看，再看看靠近目录的那几页。假如作者在第69页没有传达什么有出息的洞见或可贵的信息，他就推断，那本书大概就不值得读。一旦确定那本书值得读，他也只读书的右手边。他说，“这样的读法并不会失去多少信息，因为大多数的书都有大量冗余的信息。”^[3]

他的阅读速度和吸收能力，简直就是奇迹。怎么解释呢？我想这就是所谓高屋建瓴、触类旁通、学富五车吧；就是基于雄厚知识储备的厚积薄发吧。他独具慧眼的“期待视野”，使他能够猜中三五分甚至七八分作者想要传达的内容，因此他可以不必逐字逐句地慢慢磨蹭。更加惊人的是，这种丢三落四的读书方法，居然不妨碍他把握书中的精髓；他得到的信息居然可以胜过别人细嚼慢咽得到的信息。

他有一个不太好却得到朋友宽容的习惯：凌晨打电话交换读书心得、通报思想上的洞见和研究上的突破。他晚间睡眠不多，最多睡三五个小时，常常半夜起来读书。奇怪的是，晚上睡眠少并不妨碍他白天的工作。原来他有一个补偿的妙法：打盹。每天在办公室打几次盹。每次打盹几分钟、十来分钟，就可以使他恢复活力。他几乎没有娱乐、很少看电影，即使看也常常中途退场，或者在电影院里打盹。有一次和朋友进电影院，几分钟后他就酣然入睡。奇怪的是，走出电影院时，他居然可以将情节说个八九不离十，而且能够做出评价。

他一生都喜欢对话而不是写作。他最闪光的思想和洞见，常常是诞生在凌晨与朋友的电话交谈中，诞生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诞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每周一晚上主持的研讨会中，诞生在午餐桌上和同事的争论中，诞生在媒体的访谈录中。他的口才无与伦比，他的辩才所向披靡。除了他那三部代表作之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著作、书信、文章都是由他口授，让秘书或夫人打字完成，或者由合作者动笔完成的。

1967年3月18日的《周末杂志》记录他的话说：“……我的很多工作，是在交谈中完成的。我在交谈之中完善自己的思想。”^[4]在1966年2月26日《生活》杂志的访谈录中，他说：“会话的活力超过了书本的活力，交谈更加富有乐趣，更加富有戏剧性。”^[5]

1967年的大手术之后，他的记忆与活力再也无法完全恢复，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直至1980年12月31日去世。

上文试图破解麦克卢汉之谜。下面我们将对《书简》的价值做出说明。

麦克卢汉书信共存10000余封信，在编辑的过程中，三位编辑初选1 500封，最后精选450余封，按年代编排，分为三个时期。

翻译完这本书后，笔者觉得选目精当，编者的宗旨完成得很好：“选目的宗旨是要表现麦克卢汉的传略；要说明他的思想历程和兴趣；要包罗、澄清并解释他的思想；要提供相关的信息；为了记录他与名人的关系；要给其他书信提供桥梁（尤其是在早期）。总体的意图是，在有限的篇幅之内，让这个选集传达他的教育背景、品格和家庭生活，表现他的影响、思想和演变中的观点，显示他的友好交往和晚年生活，并尽量提供一些细节。”（《书简》威廉·托伊序，第1页）

这些书信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1）无论是家信、情书、友人书还是学术通信，他都津津乐道于谈读书、心得和洞见，甚至在30年代热恋的情书中也难得谈私情； （2） 1963年以后的绝大多数信件由他口授、秘书打字完成。

如果将收录的书信按照数量来排列，前五位收信人大概是：母亲艾尔西、庞德、刘易斯、华生夫妇和特鲁多总理；比较多的收信人还有同事、合作者、赞助人、出版商。

虽然他更爱父亲的宽厚和虔诚，但是他与母亲有更多的心灵沟通。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非凡的聪颖与口才。

他崇拜庞德，想给他立传。他想仿照庞德的《文化指南》写《20世纪指南》，仿照其《阅读入门》写名人列传，包括给艾略特写小传。

他崇拜英国诗人、小说家、画家刘易斯。刘易斯的《时间与西方人》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刘易斯的书《美国和宇宙人》（1948）给他的“地球村”一说提供了灵感。刘易斯的书有这样一句话：“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线横跨东西南北，飞行又快又安全。”^[6]。这不像“地球村”的初级版本吗？反过来，他又给刘易斯提供无微不至的关照。二战期间，刘易斯躲避战祸，旅居美国和加拿大，陷入窘困。麦克卢汉在生活上关心他，在学术和艺术成就上宣传他，做出了大量无私的奉献。

他和特鲁多总理惺惺相惜，来往信件相加约100封。他长期慷慨地给特鲁多提供咨询，不求索取。

华生夫妇是麦克卢汉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教授、合作者。他与威尔弗雷德·华生的合著有《文化是我们的产业》。

特鲁多总理痛惜麦克卢汉去世，又为他的卓著成就感到自豪。在给麦克卢汉夫人的悼词中，他说：“他是全球知名的社会理论家；也是创造性的学者和作家……长期以来，我珍惜他的友谊，回想起与他的谈话就令人兴奋、感到温暖。他的书信通常令人愉快，包括他建议我用于辩论的、耐人寻味的双关语……马歇尔的名字和成就使我作为加拿大人更加自豪。”（特鲁多总理1981年1月7日致科琳·麦克卢汉的悼念信）

名人书简使我们能够窥见主人公在非公开场合里的思想闪光。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2003年5月8日

（《麦克卢汉书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1]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2]同上书，第92页。

[3]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4]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5]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6]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