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播种与解放

麦克卢汉是两面神，既回眸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开拓跨学科研究，从文学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首创泛媒介论，预言地球村、互联网和重新部落化的社会。他憧憬人类社会的太和之境，描绘人类心灵和意识的虚拟延伸。他的诸多预言业已实现，他是未来世界的朋友。围绕他的争论和研究还将继续下去，但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就会怀念他。这篇文章试图用18个小节介绍说不尽的麦克卢汉。

一、小 引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家、传播学家、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一代宗师，被誉为20世纪的“思想家”、“先知”、“圣人”。以“地球村”、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论断名震全球。

“麦克卢汉学”已然成为世界范围的显学。随着2011年世界各地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第三次的麦克卢汉热已经形成。他的思想跨越国界、跨越学术边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麦克卢汉的代表作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谷登堡星汉》、《媒介定律》等。《机器新娘》、《理解媒介》、《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如是说》、《麦克卢汉书简》已经引进国内。研究他的著作比如《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数字麦克卢汉》和《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已出了中译本。

他是真正的思想大师，是主张改良、面向未来、预言希望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不得不用他指出的方式去感知世界。他的确是20世纪“鬼聪明”的怪杰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开始注意麦克卢汉，9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他，新世纪之交又加快了对他的研究步伐，随着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到来，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

戴元光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持《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他希望我能介绍马歇尔·麦克卢汉和保罗·莱文森。对于东西方的交流，对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性工程。感谢戴元光教授和出版社的信赖，我乐意为之，并努力交出不负历史的答卷。

这篇文字超越小传和泛泛的评价，意在对他进行恰当的历史定位。我们多侧面、多层次地记叙和描绘他的思想渊源、学术传承、媒介理论、深远影响，并就深化麦克卢汉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二、从蛮荒小镇到地球村之巅

青少年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经历了从荒原到大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生活。草原、父亲和母亲都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出生于阿尔伯达省的埃德蒙顿，这座新兴的小城尚有大量的荒原。彼时，移民蜂拥而至，蛮荒的大草原俘虏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幻想，成了浪漫迷人的新边疆，也给麦克卢汉的童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年以后，他仍然觉得，大草原给他提供了一个认识文明的“反环境”，使他占有一个优势：他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的总体模式。他认为，这就是加拿大人相对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优势。

五岁时，他们举家迁往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这个第二故乡是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对他而言，这是从荒原到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跨越的重要一步。

他的父亲赫伯特·麦克卢汉虔诚、温厚，是个老顽童、孩子王，喜欢哲学和“心理学”，他继承了父亲虔诚的宗教信仰。

母亲艾尔西深谙讲演术和朗诵技巧。她雄心勃勃，走遍全国，传授讲演术，举办朗诵会，小有名气，深受欢迎。她对马歇尔寄予厚望，希望他早日成名。如此，马歇尔继承了母亲文学和口才的“基因”。他常和母亲辩论，磨砺口才，养成了好辩和善辩的习惯。成年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组织辩论。他能战胜善辩的同事、哲学家和牧师，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

大草原是一个万花筒似的全景。儿时的记忆使他凭直觉拒绝了透视的观点。因为他认为，透视是印刷时代的发明。

1933年，青年麦克卢汉在曼尼托巴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荣获文理科金质奖章；次年，又在母校获硕士学位。在这里，他初学工程，后改学文学和哲学，有了比较全面的人文学科准备。他要走向世界了。

1934年到1943年，他先后获得剑桥大学颁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此间，他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任教。1944年，他回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阿桑普星大学，任英语系主任。1946年，他转到多伦多大学执教，直到1980年去世。

他热爱加拿大。成名以后，他抵制诱人的高薪去著名的美国大学执教。他要用加拿大的“反环境”去观察美国、批判世界了。他说：加拿大是“远程预警系统的国家，这是隐形环境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纯信息的边疆，是各种边疆中独特的边疆……这是20世纪出现的边疆，它改变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1]。

1964年，他以《理解媒介》一书震撼世界，奠定了自己媒介“教师爷”的地位，成为20世纪的思想巨星。来自加拿大边陲小镇的麦克卢汉登上了他构建的地球村之巅。

麦克卢汉年谱要目一览——

1951年，第一本书问世， 《机器新娘》检讨广告对社会文化的冲击，获得好评，但是只卖出几百本；

1953年，与卡彭特共同创办《探索》，这是北美最重要的跨学科杂志之一；

1958年，在全美教育广播者协会上作主题讲演，首次使用“媒介即讯息”一说；

1959年，《探索》出满九期之后停刊，该杂志造就了人们对麦克卢汉思想的崇拜；

1962年，出版《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

1963年，创办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即“麦克卢汉研究所”；

1964年，出版《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震撼世界；

1967年，出版《媒介即讯息：效果一览》，兼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讲座教授，成为《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

1968年，办《麦克卢汉预警线》通讯，瞄准政界和企业界要人；

1979年9月，中风，丧失语言能力；

1980年12月31日在睡眠中去世。

三、麦克卢汉的思想渊源

麦克卢汉浸染了从古到今的西方文明，又将善意的目光投向东方，继承并发扬了两种文明的遗产。其思想渊源众多，择其要者有：文学“新批评”，庞德与费内洛莎的东方视野和拼音文字观，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和技术哲学等。

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是文学“新批评”的重镇，出了几位大师：理查兹、利维斯和燕卜荪。他们强调对作品的“细读”、文本的形式和“感知训练”，推翻了以内容为导向的传统文学研究。用麦克卢汉的话说，他们把注意力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文本的“视像”转到文本的“声像”。他那“媒介即讯息”的灵感就出自这里。他的比方是：媒介是贼、内容是肉饵、人是看门狗，人只见肉不见贼，只看到媒介的内容，没有看到媒介的形式。在剑桥大学，麦克卢汉的训练偏重认知、美学、艺术和社会学。他对艾略特和乔伊斯等现代诗人产生兴趣，原因也在这里。

庞德和费内洛莎^[2]的汉字观和拼音文字观加深了麦克卢汉对字母表的认识。他认为拼音字母本身就有助于抽象思维和视觉偏向。他说：“字母表的威力是延伸视觉统一性和连续性模式，这就是各种文化感知到的字母表的‘讯息’。”^[3]

麦克卢汉认为，“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形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拼音文字出现之前的世界是“声觉空间”。拼音文字出现之后，“声觉空间”弱化，“视觉空间”强化。电视出现之后，“视觉空间”转弱，“声觉空间”转强。他认为，“声觉空间”是一个整合的、同步感知的世界，拼音文字却是分割的、序列展开的、视觉的世界，而电视是一个重新整合的世界。所以，电视出现之后，声觉世界重新向我们走来。

他又认为，拼音文字和机械媒介是分裂切割、线性思维、视觉偏向、专门化的。偏重拼音文字的人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而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这就是重新部落化。这样的人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全面发展的人。

二战期间，麦克卢汉结识了在美国和加拿大避居的英国批评家、小说家和画家温德汉姆·刘易斯，在文艺创作和社会批评两方面都深受其影响。

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研究传播媒介的感知偏向和意识形态偏向，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和媒介讯息论就深受他的影响。伊尼斯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批评也促进了麦克卢汉社会批评的倾向（详见下文“多伦多的双星”）。

四、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

他一生拿了五个学位，完成了四次学术转向，经历了三个高峰。

他从工科转向文科、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从文学转向传播学、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他的学术转向经历了三个高峰。1951年问世的《机器新娘》率先研究大众文化，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广告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文化批评的力作。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汉》研究印刷术，重写文明史，是对整个西方历史的重新表述。1964年的《理解媒介》研究电子人，提出七条媒介定律，研究26种代表性的媒介，成为不朽的传世经典。

他的学术转向，实际上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读本科时，他先学工程，后转向文科，专攻英文和哲学。1934年入剑桥大学后，他从传统的文学转向新批评、哲学、美学、艺术、修辞和社会批评。1936年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他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50年代初，他又从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从文学转向传播学、从单一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

从20世纪40年代起，麦克卢汉完成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这些转向是稳步的、坚定的。

剑桥求学时，他深受文学“新批评”主将理查兹、利维斯和燕卜荪的影响，最推崇利维斯、切斯特顿和纳什。利维斯既搞新批评又超越新批评，是进入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先驱。他的名著《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切斯特是文学全才、社会批评家和改良家，麦克卢汉终身的社会关怀和他的影响密不可分。纳什的修辞学、“三学科”、雄辩风格和犀利文辞使麦克卢汉终身受益。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纳什。

1936年回到北美大学执教后，麦克卢汉逐渐偏离常规的修辞和文学批评，转向社会批评和大众文化研究。促使他转向的原因内外皆有。内因是从利维斯、切斯特顿和纳什学到的社会关怀。外因是来自教学工作的压力。在他教学生涯的第一年即1936年，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发觉自已无法与学生交流，因为他不懂学生关心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推动教学，他就开始研究广告等通俗文化现象。他回忆道：“1936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时，面对一年级的学生，突然意识到，我不懂学生，觉得迫切需要研究通俗文化：广告、游戏、电影……我教学的策略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站在通俗文化的世界中。广告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研究方法。”^[4]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他的论文已经横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代表作有：“作为诗人和戏剧性小说家的梅瑞迪斯”、“切斯特顿：难解之谜”、“评《城市文化》”、“评《艺术与审慎》”、“评《诗歌与现代社会》”、“评《美国文艺复兴》”、“济慈诗歌的审美模式”、“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术中的地位”、“达格伍德的美国”、“爱伦·坡的传统”、“诗学诠释与修辞诠释”、“另一种审美窥视”、“古人与现代美国的争吵”、“南方气质”、“布莱克与好莱坞”、“美国广告”、“BBC英语的种族偏见”、“艾略特的历史规范”等。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成为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代表作有：“庞德的批判散文”、“略论各家的艾略特评传”、“乔伊斯、阿奎纳与诗学”、“帕索斯：技巧对情感”、“神奇的广告”、“评凯纳《论庞德诗歌》”、“给加拿大文化解冻”、“技术与政治变迁”、“山水诗赏析”、“从艾略特到塞内加”、“漫画与文化”、“乔伊斯：三艺和四艺”、“麦克卢汉文学批评论集”、“广告的年代”、“伊尼斯后期的思想”、“没有文字的文化”、“乔伊斯、马拉梅与报纸”、“作为艺术形式的媒介”、“作为政治形式的新媒介”、“空间、时间与诗歌”、“传播媒介的教育效应”、“印刷书籍对16世纪语言的影响”、“没有围墙的教室”、“爵士乐与现代文学”、“我们的电子文化”、“神话与大众媒介”。

1946年完成的《机器新娘》几乎夭折，经过六年的阵痛才在1951年问世。这本书风格异常、思想超前，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广告的学术专著，也是一本有深度的文化批评专著。有人认为，它和罗兰·巴特的《神话》（1956）一样，是20世纪中叶研究大众媒介和通俗文化的上乘之作。对于搞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机器新娘》毫无疑问是值得认真研读的书。如今，它依然是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里，麦克卢汉找到了通俗文化、现代派艺术和新兴的电气-机械化技术的契合之处。

1953年到1955年，他与埃德蒙·卡彭特合办杂志《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这是研究人类传播、影响颇深的跨学科研究的杂志和论坛，是他以杂家身份亮相的舞台。10年之后，他的许多思想在《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中再现出来。

1953年到1955年，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担任该基金会“文化与传播”研究项目主持人。他网罗了一批同好，建立了北美最早的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麦克卢汉思想圈子开始形成。

1962年，《谷登堡星汉》出版，这本书讲印刷人，重写文明史，是整个西方历史的重新表述。稍后，福柯的《事物的秩序》（1966年法文版、1973年英文版）使英美学界为之倾倒。这本研究话语历史的书，或者与《谷登堡星汉》相似，或者与其相同。他那根基不明的权力观念，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理解，不无相似之处。

1963年，多伦多大学校长克劳德·比塞尔支持他创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这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跨学科研究所，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他留在加拿大，因为一些美国大学不惜出几倍的高薪把他挖走。为此，圣迈克学院和学校共同支付他薪水，为他聘请秘书，又为他提供一幢小楼，还为他减免一半以上的教学工作量。这是一项极富远见卓识的特殊政策，却又引起了擅长教学、弱于科研的同事的嫉恨。

1964年，标志他学术巅峰的《理解媒介》出版，麦克卢汉最后的学术转向顺利完成。

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著作已经译成20余种文字。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崇拜者，“麦克卢汉学”兴起，日本人几乎翻译了他的一切著作。

总之，他的学术转向经历了三个高峰：他率先研究商业广告，达到20世纪通俗文化研究的顶峰。他率先研究印刷术，留下一部经典《谷登堡星汉》。这本书与福柯的《事物的秩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率先研究电视的性质和影响，超越了褒贬新兴技术的道德判断。他赋予传播学王者风范，不仅完成自已的学术转向，而且使学术界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传播学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进入了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从象牙塔进入大众文化，那是需要勇气的。从驾轻就熟的文学进入美学、文化研究、媒介研究，那也需要超凡的本事。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完成一次次转向，那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技术媒介和大众文化的道德判断。

他从批评家的道德义愤转向文化史家的道德中立。他说：“有许多年，直到我写《机器新娘》，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把工业革命与原罪画上等号，把大众传媒与堕落画上等号。简言之，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成分，赞成卢梭式的乌托邦。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我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艺术家——济慈、庞德、乔伊斯、艾略特等人——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是成了小学生。因为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承担责任，我就开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5]

他的保守观念反而成为他研究媒介的动力：“电视和所有的电力媒介都在拆散我们社会的整个肌体。作为被迫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我不喜欢这个社会土崩瓦解。”^[6]

麦克卢汉从文学转向跨学科研究和传播研究，成为最具原创性的媒介理论家，我们因此而感到庆幸。

五、多伦多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

20世纪中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背景殊异，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传播学技术学派。

麦克卢汉传世的传播学著作，包括独著与合著的，共十来部。影响最大的当数《理解媒介》、《机器新娘》和《谷登堡星汉》。伊尼斯以《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等著作流芳百世。

两人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五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两部经典，都由麦克卢汉作序。

这两位奇才本来并不搞传播学。伊尼斯教政治经济学，任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早期专攻加拿大经济史，40年代后期转攻传播史。麦克卢汉教英美文学，任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学院文学教授，4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研究大众文化。他们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又最富有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

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先驱和继承关系，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做了简洁明快的论述。现摘录其中一段，予以说明：

“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

伊尼斯的媒介研究启发并激励麦克卢汉加快学术转向的步伐。他也开始研究文明史的宏大模式和媒介的影响。两人的媒介思想略有差别：伊尼斯认为，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技术形态在决定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超过了媒介的文化内容。

他们都善于驾驭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二人的行文风格相反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二人的研究方法，迥然不同。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喜欢且善于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读者读他，常常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二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伊尼斯有解读历史的神奇钥匙，这就是媒介的偏向、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空间的偏向、政治组织的偏向、思想的偏向和宗教组织的偏向；麦克卢汉“只探索，不解释”。伊尼斯偏重考据；相反，麦克卢汉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二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没有任何文学语言。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句。

麦克卢汉极度推崇伊尼斯，欣然为《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作序。没有麦克卢汉的大力宣传，伊尼斯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崇高的地位。

在《传播的偏向》序文里，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又说：“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只要尝试读那么一次，显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值得一读的。这样去读他，虽然要花掉不少的时间，但还是节省时间。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7]

在《帝国与传播》的序文里，他说：“伊尼斯给读者提供了学习政治智慧和政治审慎的手段。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8]

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是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际上，伊尼斯放弃了芝加哥学派驾轻就熟的小社区研究路子，转而研究加拿大的宏观经济，然后又转向更加宏大的主题：他研究文明史和传播史，寻找规律，总结教训，给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伊尼斯的学术转向，给麦克卢汉极大的启发。

六、加拿大的思想彗星：麦克卢汉热的第一次高潮

20世纪50年代，麦克卢汉与卡彭特等四位教授主持了一系列研讨班。这些研讨班推广跨学科研究，为50年代和60年代北美先锋派的思想议程作出了贡献。

1964年，《理解媒介》出版，旋即掀起了世界范围的麦克卢汉热。1966年至1967年，这一热潮达到顶峰。此间，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效劳，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封“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法国人还创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的”。

《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告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说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生活》杂志封他为“媒介教师爷”、电气时代的预言家。

1964年12月28日的《国家》杂志，把麦克卢汉列为风云人物；1965年的《读者指南》列出四篇有关他的文章，分别刊载于《评论》、《纽约客》和《哈泼斯》月刊。一时间，麦克卢汉“热”风靡美国，他的著作也成为畅销书。1966年至1967年，美国最著名的几十种报刊如《财富》、《新闻周刊》、《生活》、《老爷》、《全国评论》、《党派评论》、《纽约客》、《新墨西哥季刊》、《周末评论》等，都刊登了有关麦氏的文章。他还不时应邀在电视上演讲，真可谓出尽了风头。

1966年以后，讲演邀请函堆积如山、应接不暇，有时忙得不得不请助手代劳。

1968年至1970年，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协助他创办杂志“远程预警通讯”（DEW-LINE）。这个刊物的对象是政界人物和企业高层主管。麦克卢汉的影响进一步超越学术圈子。

1969年3月号的《花花公子》破例刊载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用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副标题：流行崇拜中的高级祭司和媒介形而上学家袒露心扉。

麦克卢汉把传播学变成学科之王，使学术界的注意力发生转移。学术界的注意力，从如何更加有效地摆弄媒介，转向技术媒介扮演的角色。媒介的这个角色，是媒介对认知、人格和社会组织的影响。这样的解释比广告攻势能否真正决定选举胜败更加令人满意。一句话，他的观点不仅是要理解媒介，而且是要理解文化史和社会变革，这是媒介的主导作用。许多人倾心于他这个难以实证的命题。

麦克卢汉活像一个“幽灵”，一个独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他独自孵化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他潜心研究传播、电脑和刚刚露头的技术文化。他成为新技术媒介的教师爷，又是技术革命的传教士。

他有效地把握了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脉搏。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不仅是现代主义盛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圣贤，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象征其心跳的诗学《媒介定律》。了解他就是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打破了技术和艺术之间、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

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人”、“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这个时期的麦克卢汉提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概念和警语：前文字人，文字人，部落人，非部落人，抄书人，印刷人（谷登堡人），工业人，电子人；拼音文字，印刷术，电气技术；声觉空间，听觉空间，视觉空间，欧几里得空间；艺术家，诗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集中化，非集中化；后视镜；东方的西方化，西方的东方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第四世界；外观，背景；环境，反环境，人造环境，边疆；心灵之旅，心灵探索；媒介定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奇人怪杰，为人嫉恨、为人不解，古今中外皆然。麦克卢汉思想超前，难免几分神秘色彩。因侵犯他人领地，难免使人不快。思想汪洋恣肆，难免受到批评指责。语言晦涩难懂，难免使人丧气、困惑不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名声虽然没有大起大落，但是围绕他的争论却始终不断。

学者最忌讳的是“明星”形象，他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经院派和保守派学者极尽攻击之能事，给他取了许多诨名：“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电视机上的教师爷”、“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巫师”、“波普思想的高级祭司，在历史决定论的祭坛前为半拉子艺术家做黑弥撒的教士”。攻击他“出尽风头，自我陶醉，赶时髦，追风潮，迎合新潮，可是他错了”。宣判他的文字“刻意反逻辑、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绝对、滥用格言、荒谬绝伦”。

当时学界对他的诟病，以60年代《存在主义杂志》的一篇文章为代表。里面有一段非常辛辣的讥讽：“一位加拿大小地方名不见经传的英语教授，居然玩弄了这样一场大骗局。一切迹象表明，这将成为一场国际性的思想丑闻。”这一段话，说出了大学校园和文化杂志里大批人的心里话，他们要诋毁麦克卢汉的声誉。这种批评的要害，可以归结为三点：①他的文风令人悲叹；②有的时候，他强不知以为知，涉足其他学科，不依据事实，而依据“探索”；③和左派知识分子、“后现代”知识分子相反，他对60年代的社会不公和动荡漠然置之。

当然，学界的评价并非一边倒，而是爱恨交织，这种矛盾心态的集中表现是两本评论集。这两本书是：《麦克卢汉：冷与热》（McLuhan: hot and cool: A critical symposium，斯特恩编，1967），《麦克卢汉：毁誉参半》（McLuhan: Pro and con，罗森塔尔编，1968）。其共同点是：支持和反对他的两种立场兼而有之。

业界人士对麦克卢汉的矛盾心态突出表现在英国著名导演和作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的身上。他对麦克卢汉的评价先后反复，判若两人。起初，他高度赞赏麦克卢汉，说麦克卢汉“对视觉空间所作的研究相当于弗洛伊德对性的研究，换言之，他的研究揭示，视觉空间在人类事务的结构中是无处不在的”^[9]。他致信麦克卢汉，自称麦克卢汉迷。后来，他为“现代大师”丛书撰写的《麦克卢汉传》（1971）却对麦克卢汉发起猛烈的抨击。

20世纪70年代以后，麦克卢汉热迅速退潮。思想活跃的60年代过去，保守思想回潮，社会氛围不利于麦克卢汉超前的思想了。

再者，他再也不能以超人的智慧和精力写书。1967年，他因脑瘤而接受开颅术；1976年，他又患轻度中风。这对他的记忆和口才造成损害，他无力完成准备撰写的十来种著作了。1979年9月，他又重度中风，这是对他的最后一击，他的语言能力彻底丧失。1980年的最后一天，这颗闪闪发光的彗星、名副其实的“智慧之星”殒落了。

麦克卢汉1980年年底去世之后不久，北美传播学主流刊物《传播学杂志》在1981年的一期特刊里发表了八篇纪念文章，亦臧亦否，毁誉参半，并不赋予他一派宗师的地位。

麦克卢汉的成就，与校长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时任校长的克劳德·比塞尔说，他要给麦克卢汉“提供轻松而有效工作的自由；同时，还要给他一个研究基地，使他在学校里具有相当的地位”^[10]。谈及学校给麦克卢汉的特殊政策时，校长克劳德·比塞尔回忆说：“1963年文化与技术研究所成立时，马歇尔负责其运行，他对学校领导负责。在学校各级负责人中，他是最不长刺的人，满足于很少的年度经费，以解决秘书的工资，还有偶尔的一些花销。从这个狭小的基地，他一举成为国际知名人物。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球村。”^[11]

第一波的麦克卢汉热退潮，第二波的麦克卢汉热尚待互联网的到来。

七、大尺度的媒介演化史及其影响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提出了历史尺度和跨度都很大的媒介史分期说。

对麦克卢汉媒介演化史理论，凯利做了这样的总结：“麦克卢汉的成就促成了大量杰出的学术成果：关于文字、印刷术、大脑进化和电子媒介性质的成果……30年来，在传播史的撰写中形成了一条惯例，把历史分为三期，每一期都有一种界定性的技术和基本的象征：口头传统、印刷机和电视屏幕。”^[12]在这篇文章里，凯利赞许并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史分期思想，似乎又提出了“四期说”：“麦克卢汉把世人普遍接受的传播观念加以放大，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物质材料的‘革命’、经济组织形式的‘革命’和政治‘革命’转移到传播革命（言语、文字、印刷、电子）。”

虽然麦克卢汉没有明确提出“四期说”，但在他的著作里，电子时代、电子媒介、电子延伸以及他对电子未来的憧憬已经彰显，媒介演化的第四期电子时代已然来临，至少是即将来临。

许多学者追随他的媒介分期思想，提出“四期说”：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术时代和电子时代。这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共识。沃尔特·翁、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詹姆斯·凯利、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林文刚等学者大体上都继承了媒介史的“三期说”、“四期说”甚至“五期说”。

“四期说”指口语文化、文字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四个分期。“五期说”在“四期说”的基础上加上网络文化。

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里提出“原生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这样的“三期说”相当于“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的“三期说”。

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历史》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没有明确提出媒介史的“三期说”或“四期说”。她只研究媒介史的一个阶段：印刷术产生的传播革命及其对欧洲近代的影响。

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激发了她的“好奇心”，给予她启示，她决心从印刷革命和传播革命的角度去研究机器印刷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影响。她说：“麦克卢汉提出的‘印刷人的诞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至少我认为，这是他最有价值的贡献。”^[13]

和大多数媒介环境学者一样，波斯曼用技术和媒介的演化来划分人类历史。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三个阶段；又将人类文化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类型、技术统治文化类型和技术垄断文化类型。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文化。

批评者认为，波斯曼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他死死盯住技术危害文化的一面，长鸣警钟，号召文化不向技术投降。他认为，技术发展的走势是：潜在的危害越来越大。在第一个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不对人构成危害。到了第二个阶段，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即“技术垄断”的阶段，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失去控制、泛滥成灾，使人无所适从。他说：“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14]

波斯曼赋予印刷文化优先的地位。“他拥抱印刷文化，认为印刷文化是现代教育制度的试金石，而且是文明世界和现代世界许多最光辉成就的试金石……印刷媒介成为其他一切媒介‘衡量、比较和对照’的标准。”^[15]

保罗·莱文森发扬、细化和深化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史分期思想，写了一部媒介革命史的巨著《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16]，他先后考察口语、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光化学媒介、电子媒介、文字处理、超文本和互联网的演化，并展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林文刚同意媒介史的“四期说”：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

八、技术决定论？

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命名？是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如何从他诗意的表述洞悉他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技术是否决定文化？两者关系如何？技术决定论的命运如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绕麦克卢汉的争论趋于平和，冷静后的学界如何评价麦克卢汉呢？

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评价“麦克卢汉的学说”，封麦克卢汉为“技术决定论者”^[17]。与此同时，他又对麦克卢汉作了比较恰当的肯定——

（1） “即使从肤浅的层次看，‘媒介’一词的走红，麦克卢汉功莫大焉。须知，它过去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的行话。”（第126页）

（2）“不同传媒需要不同的想象力的观点，是一个大问题，在麦克卢汉之后，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为此，我们必须给他记一大功。”（第130页）

（3） “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本身的作用值得赞扬；他有些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感知渠道的平衡和失衡的观点、线性的印刷文字对思维逻辑的影响的观点，都在此列。”（第130页）

在1997年的《传播学史》里，埃弗雷特·罗杰斯仍然将麦克卢汉定性为“技术决定论者”。他说：“麦克卢汉的重点，却是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人基本的感知：视听触嗅味。他是文学批评家和媒介决定论者。1960年代成为公众人物。他使人们对传播的认识大大提高。但是他又在某些方面扭曲了传播的形象。的确，他没有给传播学研究的性质传递一个准确的图像。由于他声名显赫，出现了一个简单化、社会变革的单因论。”^[18]这里所谓“单因论”就是“媒介决定论”。

最新的研究证明，麦克卢汉决不主张技术决定论。在其新作《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Understanding New Media: Extending Marshall McLuhan）里，罗伯特·洛根专辟一节“麦克卢汉是技术决定论者吗？”。他首先辨析了各种倾向的“技术决定论”，包括“硬决定论”、“软决定论”、“强决定论”、“弱决定论”，然后据理澄清并批驳对麦克卢汉的不实批评。

仅引用他的两段话予以说明：“显然，麦克卢汉不用单一原因来对任何东西进行解释。他猛烈抨击‘观点’的概念，反对‘牛顿的单一视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描绘为‘减去观点的观察’。”“麦克卢汉采用‘总体场理论研究方法’ （total-fieldtheory approach）。他认识到媒介与社会关系里非线性一面；在某种程度上，这预示了协同进化（co-evolution）、复杂理论（complexity）或突显理论（emergence theory）的兴起。根据我20世纪70年代与他的交谈，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些即将兴起的物理学理论，因为在他出版《理解媒介》的1964年，仅有人隐隐约约地暗示，这些理论可能会兴起。那一年，物理学界刚开始探索复杂理论，复杂理论视为对社会科学产生影响。”^[19]

林文刚把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看成是一个连续体，执其两端者分别倾向于是“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执其中段者主张是媒介技术与文化“共生论”（symbiosis） “一端是所谓‘软决定论’，其假设是……在媒介的发展、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中，人的能动性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在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所谓‘硬决定论’；其主张是：技术是必然的社会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或者更加广义地说，技术是必然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20]

林文刚认为，莱文森偏向“软”决定论。他本人主张技术、文化“共生论”。他说：“这个视角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就其实质而言，‘文化/技术共生论’虽然放在这个连续体的居中的地方，但是它并不因此而取得优先的地位，在理解这个共生关系中，它既不会对媒介/技术抱偏见，也不会对人的因素抱偏见。”^[21]

至于麦克卢汉是否持“硬”决定论的观点，林文刚则不置可否，由于他同情莱文森“软”决定论的观点，我们猜想，他也能同情地理解麦克卢汉对媒介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的判断。

对于麦克卢汉是否主张媒介决定论，莱文森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

1978年，莱文森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表露出这样的观点：麦克卢汉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读到这样的评价之后，麦克卢汉立即打电话予以反驳。

十年以后，在《数字麦克卢汉》里，莱文森修正了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他的话为证：“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22]

围绕麦克卢汉的思想是否是“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中国学者的评价也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和思考，如今的趋势是能够同情并深刻地理解他思想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扣上一顶“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了。

和国内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我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

2002年，和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麦克卢汉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在《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这篇文章里，我说：“20世纪下半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背景殊异，却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媒介决定论。”^[23]

2003年，我试图修正对麦克卢汉的判断，指出他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有他的话为证：‘为什么不可以实现思想的前馈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从翻译语言过渡到完全绕开语言，去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因此，电脑预示了这样一个前景：技术产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对宇宙理性的浓厚兴趣。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24]

九、麦克卢汉的文风

麦克卢汉的著作如同“天书”，实在是难。究其原因，不外有四：内容崭新、庞杂；思想浩荡不羁；研究方法反常；文字汪洋恣肆。

文如其人。他本来就是诗人、文学批评家，深谙美学和文学，难免会用典艰深，征引庞杂，令人叫苦不迭。他似乎全然不顾一般读者的语文水平。

他用滑稽喜剧的手法来玩弄自己的表述。他的“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摇身几变，其戏剧效果一望而知。他把message（讯息）变成massage（按摩），变成mass age（大众时代），变成mess age（混乱世代）。于是就弄出了“媒介即按摩”、“媒介即大众时代”和“媒介即混乱世代”这样的文字游戏。

他大量引用莎士比亚、德莱顿、艾略特、庞德、爱伦·坡、乔伊斯等大文豪的语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麦克卢汉式”语言和风格。“麦克卢汉式”是戏说之词，由法国人发明，但是它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媒介理论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他用诗性的、艺术的语言去描绘社会科学，怎不让人反感？

其实，他不得不用夸张的语言刺激读者，使之注意他那超前的思想。

他反常的文风适合反常的研究方法：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做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偏重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他说他把自已的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25]

十、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老三论”、“七原理”、“四定律”、“十四论”、“新十论”、新解“三十八论”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老三论”，读者耳熟能详。它们是：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介冷热论。

《理解媒介》分两部，第一部分七章，推出七条媒介理论，分别是：讯息论（媒介即讯息）、冷热论（热媒介和冷媒介）、逆转论（过热媒介的逆转）、麻木论（小玩意爱好者——麻木性自恋）、杂交论（杂交能量：危险的关系）、转换论（作为转换器的媒介）、挑战论（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第二部讲26种媒介：口语词，书面词，道路与纸路，数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印刷术，漫画，印刷词，轮子、自行车和飞机，照片，报纸，汽车，广告，游戏，电报，打字机，电话，唱机，电影，广播，电视，武器，自动化等。

从这26种媒介，我们可以演绎出麦克卢汉隐而不显的另一种媒介理论：泛媒介论。这也是笔者最想补充的麦克卢汉三条理论之一，其他两种是：“重新部落化”（文化史可以表述为“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二元延伸论”（机械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电脑是人脑和意识的延伸）。

根据他隐而不显的媒介观念，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最为宽泛、无所不包的定义：媒介是人的一切外化、延伸和产出，形成外在于人的媒介环境。一句话，媒介是人的一切技术和文化的产物。他研究的媒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层面——衣食住行、机械电力、语言文字、娱乐游戏、科学技术、艺术世界。

在他与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合著的《媒介定律：新科学》（1988）里，他试图构建最伟大的形而上的媒介理论，将其提炼为媒介“四定律”：延伸，过时，再现，逆转。他们的表述是——

（1）一个人工制造物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或者使什么成为可能？或者使什么得以加速？这个问题可以用来研究一只废纸篓、一幅画、一台压路机或一条拉链，也可以用来研究一条欧几里得定理或物理定律，还可以用来研究任何语言的任何语词。

（2）如果情景中的某个方面增大或提升，原有的条件或未被提升的情景就会被取代。在此，新的“器官”使什么东西靠边或过时呢？

（3）新的形式使过去的什么行动或服务再现或再用？什么曾经过时的、老的基础得到恢复，而且成为新形式固有的东西？

（4）新形式被推向潜能（另一个互补的行动）的极限之后，它原有的特征会发生逆转。新形式的逆转潜能是什么？^[26]

在“数字麦克卢汉”里，莱文森借用麦克卢汉的14条语录，演绎出14条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它们是：①“我不解释，我只探索”；②“媒介即讯息”；③“声觉空间”；④“无形无象之人”；⑤“地球村”；⑥“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⑦“光透射媒介对光照射媒介”；⑧“冷媒介与热媒介”；⑨“人人都出书”；⑩“电子冲浪”；“机器把自然变成艺术品”；“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后视镜”；“媒介定律”。

在《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的序文里，特伦斯·戈登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归纳为十条：①媒介是人体和人脑的延伸，“媒介即讯息”；②媒介成双结对；③不成双结对的媒介有两种：言语和电光；④媒介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和感知世界变革的动因；⑤新媒介通常不置换或替代另一种媒介，而是增加其运行的复杂性；⑥冷媒介和热媒介；⑦媒介使人麻木，“截除”人体；⑧媒介的扩张和收缩互相冲突，爆炸逆转为内爆；⑨媒介影响人的感知比率；⑩媒介杂交时，人的环境和文化也随之变化^[27]。

在《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里，洛根对麦克卢汉的方法论（38种）作了很全面的小结。了解麦克卢汉别出心裁的方法论以后，他的文风就容易理解了。兹将洛根的归纳抄录如次：媒介与技术等同/技术是人体的延伸，媒介是心灵（psyche）的延伸/媒介是力量的旋涡（vortices）/媒介创造新社会模式并重构人的感知/“媒介即讯息”/任何新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旧媒介/杂交系统/媒介的阈下效应/媒介的反直觉效应/人类成为技术的延伸/社会摹拟其技术/地球村/后视镜：历史是媒介研究的实验室/三个传播时代/断裂边界/声觉空间对视觉空间/文字、拼音字母表和印刷机/书面文化时代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新的信息模式以光速出现/集中化对非集中化/整合与多学科研究对专门化/硬件对软件和信息/冷与热/光照射对光透射（light on versus light through）/作为防卫的媒介研究对媒介的“放射性沉降”（fallout）/理解新媒介的利弊/道德判断的缺失/客观性的迷思/口头传统与探索/作为雷达与早期预警系统的艺术/过时的技术成为艺术形式/多学科研究/“媒介分析”对“内容分析”/界面与模式研究而不是“观点”研究/外形-背景关系/因果关系的逆转/使用者是媒介的内容/一种反学术研究的偏向/媒介定律。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不限于一般读者熟知的“老三论”，我们要特别重视他的“泛媒介论”、“二元延伸论”、“重新部落化论”和“四定律”。

十一、加拿大的并蒂莲：麦克卢汉与弗莱

20世纪的加拿大产生了两位世界级的思想家和大学者。他们是麦克卢汉和诺斯罗普·弗莱^[28]。研究两人的成就和异同有助于我们深化麦克卢汉研究。

两人是并蒂莲、双胞胎，爱恨交织，互相嫉妒，同气而不相求，有严重的“瑜亮情节”。两人均修文学，20世纪30年代同赴英伦，麦克卢汉入剑桥，弗莱进牛津。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挥“新批评”，由此创建“媒介即讯息”等重媒介形式而不重媒介内容的理论。弗莱与“新批评”决裂，创建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模式。两人都自成一家，成为世界级的巨匠。

两人均执教于多伦多大学，都是英语教授，麦克卢汉在圣迈克学院，弗莱在维多利亚学院；两人的办公室咫尺之遥，却很少来往。弗莱教学科研齐飞，培养了很多博士生和硕士。麦克卢汉得到校长的特殊支持，减免了教学工作量，直接培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寥寥无几。弗莱校内外都受欢迎，麦克卢汉却墙内开花墙外香。两人都有强烈的宗教情怀，但麦克卢汉排除宗教对文学研究和传播研究的影响，弗莱的神话-原型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麦克卢汉成为通俗文化的同情者，这令弗莱反感。弗莱献身神话、象征和原型研究，倾向于把文学搞成宗教，这令麦克卢汉反感。

20世纪50年代，弗莱的已声名大振，著作颇丰，口吻权威，深受学界欢迎。彼时，麦克卢汉在文学界仅小有名气；等到60年代名震全球时，在学界却毁誉参半。对麦克卢汉而言，这并不好受。

然而，总体上说，两人惺惺相惜，还是能正确评价对方。1967年3月，麦克卢汉在一次讲演中盛赞弗莱：“我认为，加拿大贡献了一些成就卓著的边疆人。其佼佼者无疑是弗莱，他穿梭于文学世界和无意识世界之间，具有非凡的边疆精神。这使他享誉世界，他从事的活动是地地道道的边疆活动。”^[29](www.chuimin.cn)

麦克卢汉去世八年后，他的女儿特莉为父亲主办了一届麦克卢汉研讨会，诺斯罗普非常得体地评价了麦克卢汉的历史地位。他说：“马歇尔即兴谈话的能力无与伦比。他可以从别人无意之间的一句话得到灵感和激情。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看见谁能够和他相比。我觉得，由于错误的原因，他在60年代成名了。同样由于错误的原因，60年代之后他被忽视了。所以，我们亟需重新评价他的成就和价值。”^[30]

他又回忆说：“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他在深入钻研之后，提出‘小型史诗’（epyllion）这个词。接着的半年里，你听见满校园的学生都在说这个词。不过，这个字究竟有什么学术含义，他却让其他人去解决。我想，他的一些学生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想在学术里去寻找一些精神食粮，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落伍了，已经跟不上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31]

加拿大百科全书专家约翰·科隆波对加拿大这一对并蒂莲做了最权威、最公允的评价，称麦克卢汉和弗莱为“文学和文化的思想发电机”，他说：

50年代，多伦多大学校园里有两台极其强大的文学和文化的思想发电机。每一个人文学者都知道，有两种不同的思潮——直流电型和交流电型。直流电型从维多利亚学院弗莱的办公室里汩汩冒出来。交流电型从圣迈克尔学院麦克卢汉的研究所里冒出来。如果一位本科生对当时的文学文化感兴趣，他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两台发电机的影响。毫无疑问，我在这交流电和直流电里都获益匪浅。

后来，我用了其他的比方。弗莱是加拿大的柏拉图：给“纯形式”赋予神奇的力量，使我们看到它们的存在。麦克卢汉是加拿大的亚里士多德，汇聚了物质的原因和非物质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两者的关系。

30多年前，我听说他们的名字，听他们讲课，读他们发表在《多伦多大学季刊》和《探索》上的文章……我不无自私地相信，命运安排他们在恰当的时间来到多伦多，使我受到他们精神上的影响。实际上，弗莱来自东部，麦克卢汉来自西部。弗莱从新教背景中浮现出来，麦克卢汉的背景却是天主教。在我的脑子里，他们两人像并蒂莲、连理枝，结成双面的一体，像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他们的功能就像是思想的两个书档。心里容易把他们想象为对立两极的人物，更容易把他们视为当代的杰出人物，最容易从他们那里学到传统和变革的东西。^[32]

20年后，他们的学生、约克大学英语教授B. W.鲍（B. W. Powe）深入研究了两人的关系。他那姗姗来迟（2009）的博士论文题名“麦克卢汉和弗莱：两位加拿大理论家”，研究两人竞争和互补（冲突与和谐）的关系，以及他们令人激动的思想交汇^[33]。

十二、互联网与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热的第二次高潮

麦克卢汉去世后的次年，权威的《传播学杂志》就在1981年的一期特刊中开辟了“虽死犹生的麦克卢汉”专栏，刊发了八篇研究麦克卢汉的论文，却不赋予他一派宗师的地位。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对麦克卢汉的兴趣重新焕发。90年代，第二波麦克卢汉热兴起。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使人赫然顿悟：原来他是对的！

1993年，新媒体的喉舌《连线》（Wired）在创刊号的刊头上封他为“先师圣贤”，表露了新一代电子人的心声，创办者坦承麦克卢汉是《连线》的教父。他那20世纪60年代读不懂的天书，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到了90年代末，都明白如话了。

第二波的热，以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版的《理解媒介》为标志之一。其他标志还有研讨会、专著、专刊和传记。

麦克卢汉的复兴，为几次学术会提供了灵感。1998年，他曾经执教的福德姆大学主持研讨会，向他致敬。多伦多大学的麦克卢汉研究所也发起类似的会议，使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后继有人。1999年，澳大利亚-新西兰传播学会召开年会，他也成为热门人物。这个会议组织了专门的麦克卢汉分会场，产生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些会议的结果使人大开眼界，如沐春风。

这个时期的专著有：《数字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1999）、《虚拟现实与麦克卢汉》（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2000 ）、 《虚拟麦克卢汉》（唐纳德·特沃尔，2001）。

专刊有1998年《加拿大传播学季刊》夏季号的两篇专论，题为：《麦克卢汉：自何而来？去了何方？》、《麦克卢汉：渊源及遗产》。还有2000年春季号的《澳大利亚国际媒介》的专辑，含八篇文章，题为：《重温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是何许人？有何作为？》、《媒介即讯息：这是麦克卢汉给数字时代的遗产吗？》、《麦克卢汉式的社会预测和社会理论：几点思考》、《匹夫参政开始露头：冲破麦克卢汉所谓听觉空间》、《“媒介即讯息”的再思考：麦克卢汉笔下的中介和技术》、《麦克卢汉，你在干吗？》、《梳理麦克卢汉》。撰稿者均为大腕，且交口称赞，几无非难。麦克卢汉“复活”啦！

麦克卢汉的传记有十来种，要者为：《麦克卢汉：其人其讯息》（乔治·桑德森，1989）、《谁是麦克卢汉？》（内维特·巴林顿等编，1995）、《用后视镜看未来》（保罗·本得蒂等，1996）、《轻松理解麦克卢汉》（特伦斯·戈登，1997）、《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菲利普·马尔尚，1998）等。

《理解媒介》的第二个译本赶上了两个快班车。1999年3月25日杀青，2000年10月印行，相当顺利，享尽了天时地利。因为——

（1）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和数字时代证明：麦克卢汉是先知先觉，他的媒介理论是正确的！全球的麦克卢汉热的第二波随之到来。这是我的第二个译本赶上的第一班“快车”。

（2） 1998年，麦克卢汉学派的“媒介环境学会”在纽约成立，挑战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成为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的传播学派。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宗师之一。他的思想不但复活了，而且被继承发扬了。

（3）国内学者开始发表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 自2005年起，我集中精力译介这个学派的若干经典和名著，发表了几篇研究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文章。中国读者终于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麦克卢汉了。

（4） 1992年的译本《人的延伸》多年被人忽视，所幸的是，到世纪之交，商务印书馆表现出兴趣，他们觉得有必要出第二版，使之恢复原名：“理解媒介”。

（5）传播学经过20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徘徊之后，即将大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还可能成为显学。这是我的第二个译本赶上的第二班“快车”。

中国学界和业界赶上了第二波的麦克卢汉热。商务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8年入选了“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麦克卢汉的其他著作陆续翻译出版，研究他的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详见上文。

十三、麦克卢汉百年诞辰：麦克卢汉热的第三次高潮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第三次麦克卢汉热。这一波热浪方兴未艾，必将更加持久，影响更大。

汤姆·沃尔夫^[34]曾经（1966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宣告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

到2003年，沃尔夫不改初衷。在《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的序文里，他又重申麦克卢汉在20世纪学术史中的崇高地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达尔文主导生物学，马克思主导政治学，爱因斯坦主导物理学，弗洛伊德主导心理学。此后，主导传播研究的唯有麦克卢汉一人。”^[35]

2010年前后，第三波的麦克卢汉热兴起。2011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把麦克卢汉研究推向高潮。

国外的主要成果首推林文刚编辑并撰写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这本书是媒介环境学的小百科全书，以纪传体的方式介绍了该学派的十余位代表人物，是该学派划时代的成就。媒介环境学派已经进入自觉反思、系统总结、清理遗产、推陈出新、问鼎主流的新阶段。

2010年10月27日下午3时，我在Amazon网上书店检索，键入“Marshall McLuhan”，得到“Amazon's Complete Selection of Marshall McLuhan Books”，共有22种书，包括麦克卢汉独著、合著的十余种书、麦克卢汉的传记和研究麦克卢汉的著作。

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汇集，其他出版社包括一贯注重麦克卢汉著作的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加拿大的Stoddart出版社也在印行麦克卢汉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关注麦克卢汉的其他出版社还有德国的Peter Lang Publishing，它于2010年印行了《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该书作者罗伯特·洛根教授（Robert K. Logan）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多伦多大学教授，至今活跃在国际学坛。

20世纪以来，美国的Gingko Press组建了以麦克卢汉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等人为首的班子，专注编辑出版麦克卢汉的著作、合著、文集、选集以及研究麦克卢汉的著作，已出十来种。

在这个阶段，研究麦克卢汉的其他成就有：媒介环境学会会长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编辑的《麦克卢汉的遗产》（The Legacy of McLuhan， 2005）和《呼应与反思：媒介环境学论集》（Echoes and Ref lections: On Media Ecology as a Field of Study， 2006）；科里·安东（Corey Anton）编辑的《价值评定与媒介环境学》（Valuation and Media Ecology: Ethics， Morals， and Laws， 2010）；保罗·格罗斯韦勒（Paul Grosswiler）编辑的《麦克卢汉的重新定位：文化、批判和后现代视角》（Transforming McLuhan: Cultural， Critic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2010）；道格拉斯·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为麦克卢汉作的传记《麦克卢汉说：你对我的著作一无所知！》 （Marshall McLuhan: You Know Nothing of My Work ！Atlas， 2010） 。

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两本书是：特伦斯·戈登编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罗伯特·洛根的专著《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洛根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在世不多的权威人士之一，这本书是对麦克卢汉思想的权威解读和最新发展（2012年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

麦克卢汉的百年诞辰前夕，欧美各地的纪念活动（其余地方的纪念活动尚难以检索）已陆续展开，截至2011年7月，笔者检索到的学术活动有50余场，最重要的学术网站有四个：http://figure/ ground.ca； http://mcluhanconference.blogspot； http://www.mcluhancentennial.eu； MMXI: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M cLuhan。

纪念活动太多，只能撷取几个：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的麦克卢汉百年讲演会、布鲁塞尔的“麦克卢汉媒介哲学”跨学科专题研讨会（2011年10月26—28日）、新加坡南洋大学的麦克卢汉百年讲演会等。

第三次的热潮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国内的麦克卢汉热与国外的麦克卢汉热同步发展。第一次热潮时，我们沉迷于内乱，对传播学和麦克卢汉浑然不觉。此间，《理解媒介》于1992年出版，却异名为《人的延伸》，处境尴尬，几乎难产，默默无闻。我是这个“早产儿”的接生婆。第二波热潮时，我推出了《理解媒介》的第二个译本，但我本人对第二波麦克卢汉热也不甚了了。

在新世纪，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彼此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波热潮。学界广泛动员，论文、译丛、专著蜂拥而起，接踵而至。各种学报发表的麦克卢汉研究论文数以十计，含麦克卢汉研究的“大师经典译丛”（人民大学出版社）、“麦克卢汉研究书系”（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相继出现。麦克卢汉的著作和研究他的著作大批翻译出版了。

迄今为止，国内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重要纪念活动有：译林出版社印行《理解媒介》的增订评注本，上海交大2011年6月召开“麦克卢汉与全球传播”研讨会，《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7期）等学术刊物推出麦克卢汉纪念专辑，紫金网刊布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媒介环境学专辑”，《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文汇报》，北京《科学时报》，深圳《晶报》、《深圳晚报》、《三联生活周刊》，杭州《都市快报》等十余家媒体刊载了长篇文章、访谈和通讯。

一些年轻学者成为麦克卢汉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在线出版有声有色。他们主办的“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七期是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研究专刊，收录17篇文章。这期特刊编者的话令人动容，压轴的一句话是：“宽容怪才，尊重创新，推崇思想，这样的社会才富有活力……我们推出此专刊，以我们的绵薄之力、浅陋之识来纪念麦克卢汉，向思想致敬，向创造致意，向开放时代张开双臂。”

更可喜的是，国内学者研究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专著问世了，已知的有四种：《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张咏华，2002）、《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范龙，2008）、《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李明伟，2009）和《媒介现象学：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研究》（范龙，2011）。

以上所述，仅限于我比较熟悉的新闻传播界，其他学科参考、征引、学习麦克卢汉思想的著作不在少数，因为他的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空间和学科疆界的。麦克卢汉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在发酵，在哲学、文化史、技术史、文学、美学、艺术、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他必将产生持久的影响。

十四、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嫡传弟子与私淑弟子

麦克卢汉思想圈子十来个人，最值得一提的是泰德·卡彭特和罗伯特·洛根。嫡传弟子中成就最高的有：沃尔特·翁、唐纳德·特沃尔、德里克·德克霍夫、菲利普·马尔尚等。他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横跨文学和传播学，小有成就。私淑弟子中成就最高的是：尼尔·波斯曼、保罗·莱文森。波斯曼是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传播学家、社会批评家、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创始人，桃李满天下。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跨学科奇才。

沃尔特·翁在圣路易斯大学受业于麦克卢汉门下，学过麦克卢汉执教的文艺复兴文学、修辞与诠释学。他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已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他说，“出色的老师能够使思考成为压倒一切的活动，虽然它使人不安，使人筋疲力尽，但是它给人无穷的乐趣。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麦克卢汉始终是一位最好的老师。他可以激发人动脑筋。就连那些被他搞得困惑而恼怒的人，也会发现自己被老师改变了。”^[36]

195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时，尼尔·波斯曼即被麦克卢汉俘虏。1970年，他又在麦克卢汉的鼓励之下创办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的精神领袖。他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其代表作《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术垄断》在国内翻译出版以后，引起震动。

这样一位卓越的大家也极端推崇麦克卢汉，他谦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有时还不听话。在《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的序文里，他说：“到1996年，我们有一百多位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四百多人拿到了硕士学位。我担保，他们都知道，自已是麦克卢汉的孩子。”^[37]但他又说：“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38]之所以说自己“不听话”，那是因为他与麦克卢汉不同，在如何对待技术、道德关怀、社会批评方面，他说：“我看麦克卢汉不会完全同意我著作中的一些答案。我的回答具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对他不合适。”“麦克卢汉不是本世纪的朋友，而是下一个世纪的朋友。他是一个主张改良的人、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39]

十五、麦克卢汉批评的四种模式

这一节讲述世人批评麦克卢汉的四种模式，以《澳大利亚国际媒介》2000年春季号的八篇文章为基础加以梳理，以哈特·柯恩的《重温麦克卢汉》、保罗·海耶尔的《梳理麦克卢汉》和唐纳德·特沃尔的《谁是麦克卢汉？他是干什么的？》等人的文章为重点予以考察。

这四种模式是：①传播与媒介批评；②左派文化批评；③现代/后现代批评；④传记批评。

麦克卢汉率先把“媒介”作为研究客体，其“泛媒介论”影响深远，居功至伟。他把传播学从庙堂里解放出来，送进市井。他强调“媒介即讯息”，把形式置于内容之上，那是为了要纠正迷恋内容的倾向。此乃麦克卢汉批评的第一种模式。

他用媒介批评来回眸过去、遥望未来，比批判学派的视野更加广阔。从印刷机汩汩流淌出的知识是强大的引擎，在重组社会疆界和国家疆界中发挥了作用。他审视印刷媒介的视觉霸权，及其对感官比率的影响。他认为，谷登堡星汉是一个理性和逻辑的宇宙。对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世人的兴趣又重新激发出来了。即使在《谷登堡星汉》里，他主张的媒介影响也是有限定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决定论是“软”决定论。

他的社会文化批评与左派趋同。1951年的《机器新娘》指出大众文化的异化成分，批判广告的洗脑功能，挞伐大众传播里的消费主义和意识形态操控。在这一点上，他走在批判学派（含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批评学派）的前头。

他是现代主义盛期和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圣贤，走在福柯和波德里亚的前面。他是渊博而狂放的文化解剖者。他的“书简”和“媒介四定律”表现出新的诗学；他用媒介来阐释文化；他迷恋思想和工具的作用；他执著于神秘主义。作为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走在法国理论界的前头，并且为后现代在北美的反叛铺垫了环境；他自认为是萨满巫师、魔术师和艺术家；他尤其迷恋乔伊斯，认为乔伊斯预见到数字文化的史前史；他沦为激进而先锋的现代派的俘虏，又对之持批评的态度；他探讨博学、狂欢的讽刺传统，其高潮表现在他对当代媒介、技术和文化的讽刺之中。他了解时代精神，打破了技术和艺术之间的界限，打破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

众多传记多层次、多侧面地审视了麦克卢汉的思想渊源。迄今为止，坊间已有十余种麦克卢汉传记，其书简亦已问世。从中可见，麦克卢汉涉足的面很宽、很复杂，他横跨许多学科。但许多问题尚待我们去研究：他如何成为桥梁，在人文学科中把文化艺术产业联系起来，如何把社会科学里的若干学科联系起来，推出关于技术、文化和传播的天才高论，他如何获得崇高的历史地位。为了充分认识他的历史地位，有必要回到他学术生涯的源头和根基去考察。

十六、媒介环境学问鼎传播学主流圈子

这一节有几个重点：媒介环境学的学派、思想沿革、多维视野和发展壮大。

是否有一个麦克卢汉学派？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派、加拿大传播学派、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是否成立？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否认有所谓多伦多学派。他是这样说的：“多伦多学派是一个标签，几十年后才发明出来，用以描绘少数加拿大人对媒介影响的研究。其实只有三四个主要的人物，包括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他们两人只见过一两次面……但从未开展合作研究项目，也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谈。所以多伦多学派的说法缺乏理据、名不副实。这些人各自为政。”^[40]

这一说法似乎与事实有出入。我们知道，如果用学派的精神领袖、思想指导、核心圈子、制度构建、理论创新等标准来衡量，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是成立的。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就是多伦多学派的精神领袖和旗手，麦克卢汉率先在北美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卡彭特一道主办多学科研究的杂志《探索》，将近十年；他1963年创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60年代又在儿子的协助下创办了《预警线通讯》，他主持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和每周星期一晚上的研讨会团结了一批精英；他创建了泛媒介论的媒介理论；他出版了《机器新娘》、《谷登堡星汉》、《理解媒介》、《媒介定律》等传世之作。他与同事和弟子一道组成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学派。

洛根明确肯定多伦多学派。他在最近的“Figure/Ground”的访谈录和新书《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里都持这样的观点。

现任媒介环境学会会长兰斯·斯特劳斯在“Figure/Ground”的访谈中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学派的问题，认为有充分理由确认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

林文刚在“Figure/Ground”的访谈中措词谨慎，但他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却详细介绍了多伦多学派、纽约学派的强大阵容，描绘其成长的过程，雄辩地论证了这个学派的实力。

媒介环境学具备了学派必备的一切条件。经过三代人的戮力奋战，媒介环境学于世纪之交跻身传播学主流，成为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的一个学派。

20世纪50年代以前，媒介环境学尚在萌芽，该学派的先驱和奠基者有帕特里克·格迪斯、刘易斯·芒福德、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

帕特里克·格迪斯是媒介环境学的先驱，他首创了“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这个术语，率先研究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成为人类生态学之父。他构建了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

这位百科全书式的苏格兰人云游北美，对哲学家杜威、经济学家凡勃伦等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和罗德里克·麦肯齐都受他影响。区域规划学会的创始人刘易斯·芒福德、吉福德·平肖、亨利·赖特也深受他的影响。

一般认为，刘易斯·芒福德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格迪斯最著名的弟子，格迪斯对他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人类生态学思想；②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城市规划思想；③学以致用、践行学术和现实关怀的思想。

芒福德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之一；在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城市发展和更新、地区规划、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他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著作等身、思想新锐，和媒介环境学相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技术历史分期的思想；有关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技术有机理论（techno-organicism）；他对“王者机器 ”（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术垄断和国家机器的批判。他的一些思想走在麦克卢汉之前，但最有影响的理论概括却尚待伊尼斯、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完成。

1971年，威廉·昆斯在《后工业时代的先知：对技术的诠释》一书里所指的先知，实际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先驱和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芒福德、西格弗里德·吉迪恩、诺伯特·维纳、伊尼斯、麦克卢汉、雅克·艾吕尔和巴克敏斯特·富勒。吉迪恩是建筑师，维纳是通讯工程师，艾吕尔是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富勒是建筑师。由此可见，媒介环境学和其他传播学派都是十字路口的学科，由许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创建。

媒介环境学的多伦多学派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伊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在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互相激励。

在麦克卢汉的苦心经营下，多伦多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大众媒体都宣传他，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

麦克卢汉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他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

多伦多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伊尼斯、麦克卢汉、埃德蒙·泰德·卡彭特和埃里克·哈弗洛克，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和洛根，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麦克卢汉和德里克·德克霍夫，已如上述。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和约翰·卡尔金。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将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建成媒介环境学重镇。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

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三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

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一些代表作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伊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他高扬批判大旗，反对唯科学主义，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反对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变成“科学”；高扬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大旗。在媒介环境学年会上声色俱厉地批判学生中忽视道德关怀的倾向：“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依我的理解，媒介环境学的全部重要命题是，它要推进我们的洞见；我们何以为人，我们在人生路途中的道德关怀上做得怎么样——在这些问题上，媒介应该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洞察力。你们之中有些人可能自信是媒介环境学者，但不同意我这一番话。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错了。”^[41]

纽约学派发展壮大，形成了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强大阵容。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成立以后，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波斯曼是其教父，莱文森任顾问，兰斯·斯特拉特任会长，林文刚等任副会长。10余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

媒介环境学会相继成为美国传播学会和国际传播学会的分会，创办季刊《媒介环境学探索》和《媒介环境学会通讯》，每年举办年会，促进学术研究，表彰优秀成果。

媒介环境学第三代学者数以百计，活跃在世界各地，其中的佼佼者有多伦多学派的埃里克·麦克卢汉和德克霍夫，纽约学派的莱文森、梅罗维兹、兰斯·斯特拉特、林文刚等。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梅罗维兹和莱文森。

梅罗维兹和莱文森师出同门，且是同窗，梅罗维兹略长，是为师兄，两人均受业于波斯曼门下。梅罗维兹的代表作《无地域之感》是媒介环境学发展的一个路标，译介到国内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莱文森对师兄的大作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梅罗维兹把麦克卢汉与社会学的观点糅合起来，尤其把戈夫曼的公共面具和私人面具联系起来。但他的《无地域之感》写得太早，不可能完全抓住数字时代飘然降临的势头。他评价的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脑。然而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大众电子媒介正在淡化的区别和边界。”^[42]

莱文森继承、发展并超越了他的偶像麦克卢汉和恩师波斯曼。莱文森对麦克卢汉和波斯曼充满敬佩感激之情，却也显示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论辩精神。他既有继承，也有“反叛”。现引他的几段话予以说明。

1977年读博期间，他携新婚妻子北上“朝觐”麦克卢汉。从麦克卢汉家作客返回宾馆的路上，他们激动不已，弃车步行。他用梦幻之笔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这一天的经历和发人深省的谈话使我们激动不已。所以我们手拉手走了一个多小时，穿过多伦多的大街小巷，一直走回旅店。那天晚上，那些大街小巷仿佛是铺满了魔力。事实上，我在写作本书每一页的过程中，似乎还走在这条充满魔力的道路上。”^[43]

他钦佩麦克卢汉的智慧与口才：“我们在他［麦克卢汉］的住宅区散步时的聊天、在餐桌上的闲谈、在电话上的交谈、在开会休息时交换的意见，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他妙语连珠而洞见横溢，狂言无羁又不无道理。他言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言谈和信札、书文，一样精彩纷呈。实际上，有时闲聊中他随口抛出的一句话，往往浓缩了大量的双关诙谐，可能还要胜过他的文字表达，可能会澄清他书中不能说明的问题。”^[44]

他肯定麦克卢汉的历史地位：“麦克卢汉是对的。至少他提供的框架是对的。这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和技术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宇宙的关系。这个框架是重要的。它和理解人的心理、生活和物质宇宙的框架一样重要。”^[45]

他铭记波斯曼的师恩。2003年10月3日，他在尼尔·波斯曼的葬礼上致悼词说：“尼尔是我最亲近的思想之父。”2004年年初，他把《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献给波斯曼，献词是：“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

在《数字麦克卢汉》中，莱文森由衷感激导师的恩情，却也流露出孤芳自赏的情绪。兹引他的两段话为例。

“尼尔·波斯曼不仅是我攻读的博士点的精神领袖，而且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对电视和电脑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我的意见与他相左。我认为，它们对我们的文化大有裨益，比他说的要好。而且，它们的效应也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俏皮话，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我最不争气的学生——学生班门弄斧，向老师兜售自己的媒介理论。但是，深究之下的真相却与玩笑大相径庭。是他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麦克卢汉。他的风范，鹤立鸡群，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46]

“我们这个博士点的指路明灯当时是尼尔·波斯曼，现在仍然由他执掌。他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克卢汉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我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的过分悲观的批评。”^[47]

莱文森常常与恩师的意见相左。还在读博期间，他就撰文《看电视的好处》，批评波斯曼对电视的看法，并且当面指出，老师的看法不对，且戏称波斯曼“是我最不争气的学生”。

十七、深化麦克卢汉研究

我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供同仁参考。

（1）扬弃“技术决定论”一说，采用林文刚教授的“文化/技术共生论”，既不接受“硬”技术决定论，又有条件地接受“软”技术决定论。

林文刚认为，媒介环境学派内部有三种倾向：麦克卢汉似乎偏向“硬”决定论，莱文森似乎偏向“软”决定论，而他本人主张“文化/技术共生论”。现在看来，林文刚的主张比较合理、更加成熟。而且，近期的研究证明，说麦克卢汉主张技术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

（2）开拓麦克卢汉研究的新路子。我们再也不能只满足于“老三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还要研究“十四论”、“新十论”和“三十八论”，尤其不能忽略他的“七原理”和“四定律”。“七原理”见《理解媒介》的第一部，“四定律”见《麦克卢汉精粹》、《媒介定律》和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十四论”见保罗·莱文森的力作《数字麦克卢汉》（1999），他用14条麦克卢汉语录作为题解、分14章阐述麦克卢汉的14条理论。“新十论”见戈登编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2011）。“三十八论”见洛根的新作《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在传播学三个学派的比较研究中推进麦克卢汉研究。

从哲学高度俯瞰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

经验学派的首要关怀是宣传、说服、舆论、民意测验、媒介内容、受众分析和短期效果，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其方法论是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宣传、广告和媒体效果，其服务对象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

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这些学派对既存的美国体制产生强大的冲击，它们高扬意识形态的旗帜，因不服水土，故只能够在高校和文人的圈子里产生影响。

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派。该学派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社会关怀，具有明显的批判倾向。

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以及尼尔·波斯曼的《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都深刻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文化里的消费至上、娱乐至上和技术至上。

（4）紧追国外麦克卢汉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进一些力作。我特别推崇的两本书是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和洛根的《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前者是麦克卢汉热第二次高潮最重要的成果，后者是麦克卢汉热第三次高潮最重要的成果。我想推荐的其他著作有：内维特·巴林顿等编辑的《谁是麦克卢汉？》（1995）、特伦斯·戈登的《轻松理解麦克卢汉》（1997）和保罗·格罗斯韦勒的《麦克卢汉的重新定位：文化、批判和后现代视角》（2010）。

（5）肯定麦克卢汉的人文主义胸怀。他并不主张“技术决定论”。

他袒露心扉、自我解剖，将技术视为人的奴仆。他说：“你瞧，我不是十字军……我绝不会试图去变革我的世界，无论是变好变坏。因此，我观察媒介对人的创伤性影响时，绝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乐趣，虽然我在把握它们的运作方式中感到满意。这种理解的固有属性是冷静，因为它是同时卷入和超脱的。这一立场是研究媒介时必须采取的姿态……不能张皇失措躲到墙角去哀叹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是要冲锋陷阵，猛击电力媒介的要害。对这样坚决的猛打猛冲，它们会做出美好的反应，并很快成为我们的奴仆，而不是主人……”^[48]

他面向未来，憧憬未来，展望人类社会的太和之境。他说：“我展望未来时心潮激荡，充满信心。我觉得，我们站在一个使人解放和振奋的世界的门槛上。在这个世界里，人类部落实实在在会成为一个大家庭，人的意识会从机械世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到宇宙中去遨游。我深信人成长和学习的潜力，深信他深入开发自己的潜力和学习宇宙奥妙旋律的潜力……任重道远，宇宙星星就是我们的驿站。我们的长征刚刚开始。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上帝宝贵的恩赐。仅仅是因为人类命运这本书的许多篇幅读不到，我也会为自己终将来临的死亡而扼腕叹息，恋恋不舍。”^[49]他又说：“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自然而然的附生物……希望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都完全宣示自已的存在和个性。在这种崭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一种很深的信仰。这一信仰关注的是世间万物的太和之境。”^[50]

十八、结语

麦克卢汉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或文人。他只探索，不号称理论家，却成为影响深重的思想巨人。他张扬大众文化，他对传播学的开拓，给我们以启示，给数字时代的生活提供了指南，他的启示超过了理论家、分析学家和诠释学家的水平。

他首创泛媒介论和媒介演化史分期理论，是媒介理论的播种者。他应邀讲演，接受访谈，“纵容”大大小小的宣传机器为他“狂欢”。他将传播学从书斋和庙堂里解放出来，送进市井，进行媒介启蒙，功莫大焉。他是传播理论的解放者。

他有效地把握了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脉搏。在这一点上，无人能出其右。了解他就是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况且，他的遗产具有持久的意义。世界范围的麦克卢汉学，已经并将继续吸引无数的后继者去诠释和创新。

麦克卢汉是21世纪的朋友，未来世界的朋友。他是地球村和互联网的预言家，只要互联网不灭，人们就会怀念他。他是媒介研究的信使，只要媒介演化还在继续，人们对他的研究就不会停止。

（有删节，原载《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注释】

[1]《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费内洛莎（Ernest Fenellosa， 1953—1908），美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东方学家。

[3]《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4]菲利普·马尔：《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5]《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6]同上书，第400页。

[7]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8]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9]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10]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1]Barring Nevitt with Maurice McLuhan， Who Was Marshall McLuhan : Exp lori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Stoddart Publishing Co. ，1995，p. 28.

[12]凯利：《麦克卢汉：渊源及遗产》，《加拿大传播学季刊》1998年夏季号。

[13]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14]波斯曼：《技术垄断》，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15]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6]莱文森：《软利器》，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8]Everett M. Rogers，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Free Press， 1997， p. 487.

[19]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页。

[20]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1]同上。

[22]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23]何道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4]《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25]《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26]麦克卢汉父子用“文学语言”来表述社会科学“定律”，显然是自讨苦吃，“剪不断，理还乱”。笔者译者将其解释如下：第一条，新媒介的诞生和强化；第二条，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并使之过时；第三条，媒介的推陈出新；第四条，媒介的逆转。

[27]特伦斯·戈登编：《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8]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研究神话、象征和原型，首创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这是继剑桥“新批评”之后的最重要的西方文论，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鼎立的三足之一，著有《批评的剖析》、《可怕的对称》、《身份的寓言》、《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神力的语言》、《双重视觉》、《弗莱全集》等。

[29]《麦克卢汉如是说》，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30]Who Was M. McLuhan : Exp lori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Stoddard Publishing Co. 1995， p. 126.

[31]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32]Who Was M. McLuhan : Exp loring a Mosaic of Impressions， Stoddard Publishing Co. 1995， p. 127.

[33]B. W.鲍访谈录，见http://Figure/Ground.ca。

[34]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1—），美国作家、新闻记者、批评家，美国主要报刊著名撰稿人，纪实作品和小说有《紫色年代》、《我们这个时代》、《好棒的宇航员》、《令人兴奋的迷幻实验》、《彩色的语词》等。

[35]《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6]《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37]《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ⅶ-ⅷ页。

[38]《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39]《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ⅶ-ⅷ页。

[40]《埃里克·麦克卢汉访谈录》，文见http://Figure/Ground.ca。

[41]《媒介环境学》，林文刚编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42]《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43]《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4]同上书，谢辞，第2页。

[45]同上书，第1—2页。

[46]《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7]同上书，第2页。

[48]《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49]同上书，第402页。

[50]《理解媒介》第一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