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隐私观念和追求

十多年来，国内文化研究中的一种倾向认为：中国人不看重隐私。尤有甚者，根本上否认中国人有隐私的观念和追求。

他们以西方人的隐私观念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认为：第一，汉语里不存在与英语privacy等值的单词，且由此发挥说，隐私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和义务失衡、个体背负沉重的义务，而权利不受尊重；至少可以说，个体的义务压倒他应该享受的权利，其权利让位于他对群体、家庭和国家的义务，于是就得出结论：无权利即是无隐私。第三，在中国文化里，义务居首位，权利在其次，即使个体享有一定的权利，但也往往让位于义务。结论便是：权利的第二性意味着对隐私的否定。

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轻率，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也似乎太重了。只要略加考察中国的文化，就不难看到，中国人不但有隐私，而且非常重视隐私。只不过其隐私与西方人的隐私有所不同罢了。

一、隐私观念面面观

林林总总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隐私观念。韦斯丁（A. Westin）提出四种类型的隐私：独处隐私（solitude）、隐名隐私（anonymity）、心理超脱隐私（reserve）和群体亲密隐私（intimacy）。阿尔特曼（I. Altman）也认为，隐私不止一种。他把隐私界定为“自我或群体对旁人的接触所做的选择性控制”，其所谓隐私就是，个体或群体防范外来“接触”和干扰的一种保护观念和机制。他把隐私观念明确分为个体隐私和团体隐私两种类型。

笔者赞同这两种理论，认为：

第一，只有一种隐私的说法轻率，没有根据。国门越开，接触的隐私观念越多，越容易防止“一边倒”盲目歌颂西方个体隐私的偏向。

第二，把个体隐私看成是判断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容易膨胀为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需要警惕。

第三，群体隐私的观念应受到承认和尊重。中国人不能轻率地否定祖宗传下来的群体隐私的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就是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第四，群体隐私的观念仍然是解读中国文化的一把万能钥匙。

第五，国人应该走向群体隐私和个体隐私的平衡与和谐，寻求二者的黄金分割和最佳结合。

第六，韦斯丁所列前三种隐私可统称为个体隐私，第四种隐私可简称为群体隐私。

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确保隐私的手段各有不同。

人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王国，不许他人侵犯。一个人希望静居独处、不受打扰、确保身心宁静时，任何与此意愿相忤的干扰都是对他人领地的侵犯。因此，窥探、噪声、言语和有形的物体都可能构成对个体隐私的侵犯。为了防止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物质和心理的手段。

物质的手段显而易见。如围墙、房门、篱笆、屏风、照壁、柜台、树丛、面纱、墨镜、口罩、头巾等一切物质障碍。都可以用来保障个人的隐私。无论什么文化，都需使用物质的手段来确保个人的隐私。只有使用物质手段的种类和程度之别，而没有性质的不同。论述此问题时，爱德华·霍尔举过许多生动的例子。美国国会议员每人有一间或一套办公室，英国的议员就没有这样奢侈的个人享受。美国人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或虚掩着的，德国人的办公室却是关得紧紧的。美国人办公室开着门，表示可以会客；但是敞开的房门并不意味着缺乏个人隐私，因为谁也不能未经允许而贸然闯进来，除非有特殊的隐私，他们是不会关门的。美国人在家里要关上卧室的门，以保证父母子女互不相扰。阿拉伯人却觉得无此必要。他们需要更多的目光照看和相拥相抱。以确保更多的亲情交流。爪哇人家庭内部也是这样，他们不会在父母子女之间竖起物质的障壁。传统的中国住宅有一种模式是一字排开的，家庭成员可以在连通成排的房间里自由地进进出出。这样的家庭不需要分隔家人的物质障碍，但是它却非常需要用围墙、照壁之类的物质屏障来防止外来人的侵扰。即使在今天比较狭窄的城市居民住宅，父母子女也可以比较随意地出入彼此卧室而不至于引起反感。

另一种确保个体隐私的手段是心理手段。爪哇人的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住宅里没有用墙壁和房门分隔的空间，所以希望静居独处的只能求助于心理的手段。他可以用沉默的方式来表示希望宁静——沉默足已，门或墙则大可不必。与外人打交道也是这样。他可以用沉默来竖起一道心理屏障，这道无形的沉默和礼貌之墙，足以保证个人的隐私。 日本人的家庭与之类似。家庭成员之间虽有物质分隔的空间，但是滑门一拉就开，纸墙一捅就穿，既不隔断视线，也不隔音，个人的隐私主要靠沉默和礼节来确保。 日本人习惯了自己周围这一道无形的沉默之墙，而且将其迁移到家庭之外，所以他们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对陌生人视若无睹，以此确保个人的隐私。在不理解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冷漠。在中国北方，一家人“济济一炕”，吃饭、聊天、看电视、睡觉，个体之间没有物质的障壁，个体隐私的确保也只能运用心理的手段。

二、中国人的隐私

如前所述，中国人有中国人独特的隐私观念，即看重群体隐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个体隐私。韦斯丁所谓的四种隐私均可见于中国文化。

1.独处隐私

在家里，中国人对静居独处的渴求并不如西方人那样难以压抑。围墙之内，一家人自成一统，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家庭的和谐压倒一切，个人的静居隐私退居次要地位，且不为之而孜孜以求。实际上，即使个人的宁静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也不会伤害个人，使之气恨难消。中国人最痛恨的是兄弟阅墙、祸起萧墙。

不过，一旦需要个人独处，他可以选择礼仪得体的沉默或退居一旁。此外，禅宗的静虑、各种门派的气功、儒家的“坐忘”、道家的清静等都可供选择。禅宗认为，日常万事万物之中都透露出佛性禅机。常人凭直觉就可以悟禅，透过日常琐事就可以观照真理，甚至连打坐也并非必需。与此相似，庄子与孔子都相信人能进入一种浑然不觉物我的“坐忘”之境。至于气功，无论什么门派，无论如何调息静虑，都可以使人进入身心静笃、祥和、虚寂的境界，即达到静居独处的隐私境界。

中国人无需逃避家庭，就可以享受到个人独处的隐私，实在是传统使然。他们不必遁迹山林，也能离尘脱俗；不必出家寺观，也能修成正果、长生久视。集儒、道、释于一身的隐逸诗人陶潜就能在尘嚣中求得一片宁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时至今日，闹中取静、身在尘嚣而心宁神静的传统仍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2.隐名隐私

与外向的美国人相反，中国人非常看重隐名隐私。面对陌生人，他们一般是不打招呼的，否则就会被视为轻浮。

中国的流行歌星为此而准备了两手，因而舞台演出时的袒露与演出后的封闭形成强烈反差。面对众多的歌迷，他们可以敞开心扉、甜言蜜语、恩宠有加；一旦离开舞台就会改用另一手，因为他们对隐名的珍视大大超过常人。有的追星族不了解这两手之妙，奢望能把舞台演唱那种台上台下激动人心的唱和一气的狂热搬下舞台。他们有所不知，那种狂热只限于舞台演出，奔放的热情、“敞开的心扉”、尖厉的狂喊都是“做”出来的、“逼”出来的或敷衍了事的；企图在舞台下得到偶像们热情的回报，无异于缘木求鱼。

3.心理超脱隐私

中国人一般生性沉静含蓄，外向不足而内向有余，且拙于社交、不擅辞令。因此，对心理超脱隐私的追求显得非常突出。这种追求显然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塑造的。道家的贵柔、守雌、主静、尚无，儒家的辞让谦和都使中国人向内求修身而不是向外求发展，使中国人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并以此寻求自身的和谐和人际的和谐。此外，笔者发现还有另一条规律在起作用：对心理超脱隐私的需求似乎与人口的密度成正比。中国人口过剩的问题已存在三四百年，这对人的生存和心理构成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剩的沉重压力自然要产生一种文化补偿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心理上的超脱，而不是人身的遁隐和脱俗。人口越是密集，人们对心宁神静的追求就越是执著和顽强。

这种心理上的宁静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是非常必要的。在家庭之外，面对熙攘的社会，这种需求就更为迫切和重要。静默是一种办法，它有助于心理的宁静和超脱。在不得已而与人打交道时，还有另一种办法来保持心平气静，那就是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过分”的温良恭俭让。“过分”的谦让可以防止过分的亲热，可以成为防止干扰和误解的盾牌，此时的言谈举止竖起了一堵保证隐私的高墙，而不是打开了通向隐私的大门。

4.群体隐私

群体隐私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极端重要，除韦斯丁和阿尔特曼外，美国跨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萨莫瓦（Larry A. Samovar）也认为：日本人和中国人高度重视隐私，不鼓励公开性。事实上，这两种文化都认为，公开袒露隐私是虚弱的表现。但是，我们在考察以色列或意大利时，就可以看到对待隐私的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在以色列和意大利的文化中，人们要躲进静居独处。

萨莫瓦在此明确指出中国人隐私的极端重要性，可惜他语焉不详，未能阐明这一观念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他这里所谓的隐私就是中国人的群体隐私。

中国传统文化不分辨个体，原因很简单：社会的基本单位或构件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尤其是最重要的原生性群体——家庭。个体的地位淹没在家庭甚至家族的利益中。既然个体的地位如此微不足道，那么，其权利就微乎其微了。相反，个体对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的义务倒是界定分明、不容含糊的。(www.chuimin.cn)

个体在家庭内部的义务是：长辈对晚辈的呵护和教养，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孝敬、崇拜和赡养。个体在家庭之外的义务更多，难以历数，要者为仁义礼智信、精忠报国。国家是家庭的复写和放大，因此服务社会、精忠报国就成为个体对家庭义务的自然延伸。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句儒家名言，清楚勾勒出昔日仕宦阶层的种种义务。人生的理想是正心诚意以成君子、修身养性以成大丈夫，并以最完美的道德修养和最高尚的人格去履行自己对家庭、国家乃至世界的义务。几千年来，无数杰出的历史人物实践了这一伟大理想。威武不屈的汉朝使节苏武、“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禁烟抗英的林则徐便是其典型代表。

“修齐治平”是传统集体主义的基础，集体主义又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重要的成分。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警句是其最好的表述。

新中国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集体主义，上述历史人物与格言警句仍然口碑载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类的新格言层出不穷。

由于个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但其名分相当固定，义务非常明确，而权利相对模糊，因此，群体的隐私就至关重要，而个体的隐私则退居其次了。

群体隐私的重要性在圈内人和圈外人这种二分观念中表露无遗。家庭是中国文化中的原生群体，因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中国人的住宅和家庭，继而逐步揭开群体隐私那神秘的面纱。

围墙心态是中国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家宅绕以院墙，单位绕以围墙，城市绕以城墙，国家绕以长城（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与心理的）。有些老式住宅在围墙之外还要加一堵照壁，即使院门大开，外人也无法窥视家中的秘密；家丑不可外扬。

在家庭内部，人人互相依靠，自主不受鼓励。孩子依靠父母呵护养育，直至自立门户（但是许多成年的子女并不寻求自立！）；父母依靠成年子女赡养照顾，不想离开亲情洋溢的家庭去住养老院；家庭成员并不追求个人的独立人格，全家人只需使用一个群体的身份。“娃儿他妈”，“他爹”，“活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从此我是你的人”，同甘共苦，一荣俱荣、一败俱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如此等等便是人们心态的写照。个人生活的意义、身份的价值、事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是为了家庭，而且与门第息息相关。

由于对家庭的依赖，许多人不愿外出冒险。在家靠父母，出门万事难；父母在，不远游；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不出（四）川之类的话语常见于经典。在当今社会里，父母送儿女上大学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父母扛行李，子女潇洒跟着走；父母忙于办入学手续，子女袖手旁观。

依赖心并不囿于家庭内部，出门还要依靠朋友。熟人、朋友、同事交往的圈子越大越好，师兄师姐越多越好，干姐铁哥越铁越好。交友的目的是扩大“圈内人”的圈子，以求安稳、保险。多个朋友多条路，遇事有人好依靠。

家庭这个原生性群体是破译中国文化的密码。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似乎可以无限地复制和放大。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单位都被比喻为家庭，而且被当做家庭。以校为家、以公司为家、以机关为家、以工会为家……总之，以“单位”为家仍然是多数人的信仰、偏好和追求。当今中国人的“单位”观念与日本公司的家族式管理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家庭观念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国家”的构词方式中反映出来。这个词是偏正结构。其中心成分是“家”，“国”（都城、邦）反而仅仅是个次要的修饰成分。由此可见，“家”是原生群体，“国家”仅仅是它的复写和放大。对个体而言，“家庭”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国家”的重要性反倒要退居其次了。同时，“国家”在功能和结构上必然要重现“家庭”的特征。

家庭观念再进一步放大，就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和民间宗教的基础。古人相信天下一体、四海一家。祭天就是祭祖，拜天拜祖同出一辙。天（上帝）是天下（世界）之祖。“天子”（帝王）是一国之父。崇拜祖先、崇拜皇帝、崇拜上帝，平行不悖、性质相同。这一点与基督教截然相反：基督是要“天”不要祖，不允许祖先崇拜；上帝压倒祖先。五千年来的中国，帝王是万民之主，君临一切，百姓是帝王的子民，俯首听命，三叩九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神授，皇冠上罩着神权的光环。

家庭复写出的又一个典型组织是会馆。海外游子远离故土，飘零失落，自喻为落叶与浮萍。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亟需归属、认同、安稳、依靠、互助，亟需一个充满亲情、认同故里、心向华夏的组织，会馆由此应运而生。

三、文化冲突试析

隐私观念的分歧可能会触发文化的冲突。我们以中美两国文化交际习惯的差别来解剖和诊断症结所在，进而说明隐私观念的差别。

中国人与美国人初次打交道时有可能产生误解。中国人对陌生人和圈外人视若无睹，因为陌生人与无人格的花草树木不无相似之处。与陌生人打招呼攀谈，不是被当做疯癫，就是被看做轻浮。美国人却大不相同。遇见陌生人，报之以微笑，说一声Hello，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既不勉强，也不奇怪，更不轻浮。

公共场合站队时，美国人与中国人也大不相同。美国人会拉开距离，讨厌贴身紧“逼”。他们需要一段空间距离来保护自己周围那块无形无影的领地。中国人却靠得很近，不需要保持很远的间隔距离，其隐私是靠心理距离来得到保护的。

在大办公室里，也可以看到迥然不同的交际习惯，无论面对面交谈还是打电话，美国人的声音都很小，小到连邻座都听不清。这样既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也可以避免打扰同事。中国人的大嗓门却降不下来，他们既不怕泄露自己的隐私，也不怕干扰他人的隐私。这是因为：办公室是“公开”场合，而公开场合是不应该有隐私存在的；对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来说，他们不能在这种场合“偷偷摸摸”地保守什么秘密；中国人隐私的保护机制完全建立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建立在其他人身上。

在家里的言语行为也很不一样。美国人非常健谈，谁要想清静，谁就得退场。中国人在家里寡言少语。家人的交流更多的是心灵的交流、无声的交流，而不是言语的交流。家人谈话时，不参与谈话的人不必退场也就能享受到清静，因为他们虽然身临现场，内心却可以超脱而保持宁静。

中国人不招呼匆匆而过的陌生人，但也有例外的，这就是同路人。一旦与同路人聊上，不但招呼聊天，甚至还要互相打听家庭、经济收入等“私事”。原因是同行的陌生人是潜在的朋友，而潜在的朋友是可能成为“圈内人”的。圈内人互相关心，互知底细，不必互相隐瞒。而且“出门靠朋友”，不袒露自己怎么交朋友？何况许多同路人天各一方，不常往来，即使互知底细，也不存在散布隐私、构成威胁的危险。

圈内圈外的二分观念弥散到各个领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出版界有所谓内部书刊。各个专业都有自已相对封闭的学会，甚至同一专业的许多性质相似的学会也可能成为圈内外分明的排他性组织。

美国人不讲究圈子，故不讲究内外有别。如果有什么圈子的话，他们的圈子就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其内外之别就是“你我”之别、个体之别，而不是团体之别。

笔者有一位美国朋友，曾在国内一所高校供职5年。他工作勤勉，认真负责，深受好评，可是中国同事并不把他当做圈内人。我的那位朋友却不大明白这一点。他那种主人翁的工作热情获得好评后，自以为已经进入中国人的圈子，直率批评，无话不说，想与中国人打成一片。但中国人却觉得他盛气凌人，干涉太多，总想打破我们内外有别的原则。这种文化差异终于导致了教学工作安排上的冲突。这是一场典型的文化冲突。从中可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可以将文化差异缩小到最低限度。然而，除非参与交流的各方最终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个性（实际上不太可能），否则各方总有一些最后的疆界是绝不允许他人超越的。只要文化分歧存在，文化冲突就难以消除。人们能做和应该做的，是预测诊断和尽力化解这种文化冲突。

第二，圈内圈外的二分观念是中国隐私文化必须坚守的最后一条疆界。圈外人不能干涉圈内人的隐私，而且并非所有的朋友都能成为圈内人。外国朋友要成为圈内人，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他们不能太急，太急了会失望。

第三，中国文化是羞耻文化。批评的方式和批评的内容同样重要。和风细语、温柔敦厚的态度和方式可以使对方不丢面子而乐意接受批评。这是圈内人应遵循的批评原则。圈外人的批评更要注意不使被批评者丢面子。

第四，直率坦言的处世风格、大胆泼辣的工作作风、咄咄逼人的自我表现，在美国文化中很受欢迎，但在中国却没有市场。即使在西方文化“盛行”的外语界，它也不大受欢迎，就连深受西风熏陶的中国外语教师对它也多有保留。无论何时何地，群体隐私的观念总是不允许践踏的，坦率陈词与干涉隐私的界限就在这里。

第五，个性特征和个体本位的思想正在迅速进入中国文化，但它并不能侵蚀、更不会瓦解中国人的集体传统。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应引以为自豪，且要发扬光大。

第六，任何时候都要防止本族中心思想。跨越文化交流时，必须尊重对方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中国的大同思想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宝贵财富。这种太平盛世、和谐一体、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梦想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继续为之成为现实而奋斗不息。研究跨文化交流的学者为此而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