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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调适

【摘要】:“和而不同”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是消弭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的上上之策。随着全球化咄咄逼人的压迫,弱势民族和弱势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声疾呼多元化和本土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取法乎上,以得其中,只能是中庸之道,只能是和而不同的黄金分割。唯一的办法是平衡全球化和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与多元化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黄金分割,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是不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为中心或主导的文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主权。

美国的文化走向经历了一个“散沙”—“熔炉”—“拼盘”—“美羹”的过程,也就是由多元走向一体,走向和谐共处的过程。中国先秦时期民族融合的学说和5000年文明的实践证明:“和而不同”是华夏文明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和而不同”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是消弭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的上上之策。这两个民族文化的历程给人以启示,给当代全球文化的走向提供了有益的深层思考。

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悖论

本文剖析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悖论,为全球化时代的潜在弊端和文化冲突提供药方。这个药方就是中国哲人“和而不同”的“美羹”学说。

避免对抗冲突,寻求和谐共处。这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是否就是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趋同是否就是文化的单极化?文化差别是否一定要导致文化的冲突?文化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出路何在?所有这些紧迫的问题,都必须尽快作出理性的解答。

中国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弊端提供药方。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古训。这是5000年的宝贵遗产,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当代中国继承了这个无价之宝。她的外交智慧,突出表现在“求同存异”的基本方针之中。

凡是参观过故宫的人,都受到巍峨大殿的震撼。但是,能够停下来沉思大殿名字的人却不是很多。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核心就是一个“和”字。“太和”——这是中国哲人的最高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和崇高理想,也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学说的基本信条。

小小寰球正在迅速变小,全球化正在加速前进。不错,冷战后时代的基本命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和平时代不一定永远炮火绝迹,发展时代不一定处处莺歌燕舞。正如亨廷顿先生所云,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不可能的。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然而,我们仍然听见许多不和谐音。冷战后的世界纷争不息,冲突不断,而且时有热战爆发。太平盛世可期,道路漫漫又似乎没有尽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使人类面临许多悖论和困境。一方面是福: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之快的加速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享受到如此富足而幸福的生活。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资料,有10个“新兴的经济巨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它们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巴基斯坦等。该报告同时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中世界上减少的贫困比以往500年减少的贫困还要多、还有效。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有其潜在的弊端。因为它伤害了许多穷国和穷人,使他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致使南北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1965年,世界上最富的七个国家和最穷的七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相差20倍。到了1997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了39倍。

反者,道之动。全球化总是伴随着一个非全球化的过程。以下一些相反相成的双向运动揭示了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与多元化(globalization vs. pluralization)

·单极化与多极化(unilateralization/ multi-polarization)

·单一化与多样化(universalization vs. diversification)

·一体化与分裂化(integration vs. fragmentation)

·集中化与非集中化(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ation)

·国际化与本土化(internationalization vs. domestication)

·同质化与异质化(homogenization vs. heterogenization)

·趋同与趋异(convergence vs. divergence)

随着时间的流逝,全球化给民族文化构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落后民族承受的压力尤其大。一方面,你不得不加入这个历史必然进程,因为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走向,无论你喜欢与否。另一方面,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个体的人也好,个体的文化也好,都要顽强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和个性,都要本能地拒绝模式化、单一化、标准化。

人类社会面对一些持久的矛盾:自由对民主,自由对平等,平等对效率,强势资本对弱势劳工,技术进步对环境恶化,安逸舒适对道德沦丧。全球化的进程似乎加剧了其中一些矛盾——至少暂时看来是如此。

有些幸运的民族能够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重组自己的经济。然而,这个“如果”很成问题,因为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对他们不利。

随着全球化咄咄逼人的压迫,弱势民族和弱势文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声疾呼多元化和本土化。然而过分强调各自的特性和利益又可能导致彼此的隔膜,还可能导致彼此的冲突。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多元化也是一个文明重构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这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反相成的本土化过程,也就是文化多元化的过程。它也是一柄双刃剑。其弊端是可能加剧民族中心主义,其好处是促进自身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

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一体的两面。两个极端的趋向都是不可取的、危险的。我们要防止两极的弊端,超越两极的局限,化解矛盾。最佳的选择只能是取法乎上,以得其中,只能是中庸之道,只能是和而不同的黄金分割。这样的黄金分割如何产生?唯一的办法是平衡全球化和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文化。

二、警惕单极化和新霸权主义

不可否认,全球化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最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发展机会。但是,毋庸讳言,全球化的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动和主导的,大多数的游戏规则都建立在先进国家长期经营的基础上,甚至就是由它们制订的。因此这些东西对它们有利,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莫不如此。资源的分配很不公平,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本来就让他们占用了八九成。新兴的信息资源又几乎让他们垄断。媒体的绝对优势也在他们的股掌之中。有人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这个优势对异己狂轰滥炸,发动意识形态的圣战,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在平等的旗号下,很容易推行经济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平等的游戏规则,捞够了好处,发展中国家处境艰难。

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经营国际化、技术国际化、媒体国际化、信息国际化,几乎都成了一种单向的流动。强势国家和强势资本愈来愈“牛”,愈来愈“凶”。国际炒家在国际金融和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顷刻之间可以捞足几十个亿,把一些国家搞得倾家荡产。正所谓,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穷国穷人难以分到一杯羹。如何缩小差距、修正规则、弥补不公?正义之士、理性之人无不为此而感到忧心忡忡。

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但是强势文化不应当是霸道文化。有些人霸道成性,总想使这个世界任其摆布,他们只想听到一个声音。看来是要大喝一声,才能使之清醒:全球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全球化不应当是“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好莱坞化”,也不应当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我们要反对一切露骨的和改头换面的霸权主义。单极化的世界必然是不太平的世界,单极化可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权力孳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孳生绝对的腐败。西方国家内政之中的“三权分立”、相互钳制和平衡的原则,其实也适合于国际政治中的游戏规则。一旦失去平衡,一旦产生霸权和垄断,有人就禁不住要滥用“权力”。“全球资本主义化”只会使游戏规则更加不合理,必然要加剧不合理和不公正,加大贫富悬殊,使全球危机不可避免。一旦爆发全球冲突,那将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三、“文明冲突论”的实质

亨廷顿先生唤起世人对文化冲突的警惕,自有其功。但是他害怕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对付西方文明,显然又并未完全摆脱冷战思维的钳制。他这场噩梦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根源。一是美国国内的民族构成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欧洲裔的白种人很快就要成为少数民族,他们可能陷入非主流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是担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会威胁美国的利益。

其实,亨廷顿先生感到紧张又很自然,因为许多欧美人习惯于欧洲中心论,习惯了霸权。亨氏追随这种既定的习惯。但是,他实在不用那么紧张。比他紧张的是那些弱势民族。这个世界的社会经济秩序本来就不那么公平。少数富国早已把世界的主要资源瓜分完毕,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如果不能克服全球化固有的弊端,贫富差别还会加剧。通讯、传媒、市场、网络等资源绝大多数已经落入发达国家之手。经济、贸易、金融、网络等的游戏规则又由他们制定。眼睁睁看着自已越来越吃亏,穷国免不了要咕哝几声,或者被迫向自已开刀,掠夺自已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如果富国多一点同情心,少一点咄咄逼人的架势,少一点形形色色的霸道行径,不要用自己的游戏规则和文化偏见去“同化”别的国家,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亨廷顿先生的谋略利弊皆有、毁誉同在。他给中译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作的序言,表现出一位有识之士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他正确指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他认为,“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中国谋求霸权,说中国也许“有能力重建其198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习惯了谋求霸权的人总是认为别人要谋求霸权,总是害怕别人剥夺了他们的霸权。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正是反映了美国朝野一部分人维护自己霸权的心态。

当代的西方政治家,有必要向400多年前的利玛窦学习。他到东方大国中国来,当然是为了传播福音,推进那个咄咄逼人的一神教。但是在具体策略上,他倒是与梵蒂冈背道而驰。他主张“合儒补儒”,并且大体上做到了耶儒会通,学贯中西,因而与中国人相安无事。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这是当代的西方人必须学会的紧迫课题。要知道,中国既不是启蒙时代思想家所描绘的“神”,也不是现在少数别有用心的政客所描绘的“鬼”。

四、全球化的分层

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人类发展进程,这是一般人凭直觉就可以作出的结论。但是,人们最熟悉的还是经济全球化,而对其他领域全球化的分层研究却不甚明了。

笔者认为,不存在“终极”的、最理想化的全球化。未来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可以肯定说,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全球浑然不分的共同体。抹杀个性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人都要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个性,任何一个和谐的家庭都要维护其成员的隐私,全球一体的“大同社会”也要维护各民族的特性和“隐私”。

当今人类尚处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最突出的标志是技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其他领域的全球化都是滞后的、渐进的,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蹴而就。

最容易实现全球一体化的领域是电子技术广播电视电报电话、电子邮件、地球村早就全球一体了。如今,令人应接不暇的观念又频频向我们发起冲击:数字地球、数字化生存、网络社会、赛博空间、宇宙殖民、星际旅行等。在科学技术上,人类几乎可以用自大狂的口吻说:天下一家,宇宙一体!

另一个全球化最高的领域是经济一体化。纽约、东京股市的起落牵动着全球的市场,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几乎震撼全球。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贸易国际化接近完成。总之,各个领域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大踏步前进,市场国际化、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金融国际化、跨国公司经营国际化都在滚滚向前推进。

其他领域的全球化比较缓慢、程度比较低、阻力比较大、争论比较多。人类要安享太平,就必须要谨慎行事,不可莽撞轻率。

在全球化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必须区别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的全球化,寻求适合不同领域和不同时期的上上之策。不同领域的全球化,应该把握不同的程度。全球化的不同领域,可以用文化的分层理论作为参考。大体上说,物质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可以比较高、比较快。精神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程度应该比较低,而且必然是缓慢的、渐进的,永远不可能达到那种虚拟的“理想境界”。在这些领域,不应该一味追求空想的“乌托邦”、“桃花源”、“大同”、“香格里拉”。无差别的全球化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一个可怕的地狱。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的全球化可以用以下的矩阵来表示:

如图所示,在研究全球化进程中,笔者提出四个重要的参照系。一是全球化的领域和分层,由纵坐标表示。从下往上分为七个领域,依次为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用1、2、3、4、5、6、7来表示。全球化的程度由横坐标表示,同样依次为集体无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和科学技术,也是用1、2、3、4、5、6、7来表示。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程度最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程度最高。(www.chuimin.cn)

本图的特点是引进两个箭头函数,向上的箭头是一个时间的流动箭头,表示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向下的箭头表示一个逆向的非全球化进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全球化的压力越大,民族文化对本土化的渴求就越是强烈。

按照不同领域的分层理论,集体无意识的全球化程度最低。但是不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也有一种趋同的现象。这个趋势用11到17的流动箭头来表示。同理,按照不同领域的分层理论,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程度最高。但是科学技术的全球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上升过程用71到77的流动箭头过程来表示。

为什么要提出全球化的分层理论?这是为了给一些人一剂降压药,使之不至于头脑发热,血压太高。也许会有少数狂徒企图抹杀文化差别,企图把自封的标准强加于人。人类学有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它使人一望而知、一看就懂:隐藏在水下的集体无意识和情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越是埋藏得深的东西,越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越是难以改变。外界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就越大。民族意识、文化意识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最不容易全球化的东西。

五、美国模式的启示

美国的文化走向,大体是一个“散沙”—“熔炉”—“拼盘”—“美羹”的演变过程,也就是由多元走向一体、走向和谐共处的过程。

文化演进有其固有的规律。美国文化最初是一盘散沙。那时的移民,好不容易摆脱了宗教迫害和穷困,漂洋过海来到希望之乡,渴望追求一种彻底解放的天堂生活。人人孤军奋战,只对上帝负责,不愿服从政府,不想认同主流,形同一盘散沙。许多移民生活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型社区之中。

但是,“散沙”不利于建国,更不利于兴国。建国之后,美国文化偏离“散沙”,开始向“熔炉”靠近。进入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各国移民蜂拥而入。如果大家都不认同主流文化,那就国将不国,甚至分裂而为小国寡民的“诸侯”战国。所以,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人们都不得不把主流文化当做“熔炉”。

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美国人融合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和民族。移民归化、民族认同,主流文化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美国似乎成了一个民族大熔炉。美国人为此而豪情满怀、如痴如醉。可是美梦不长。正当主流文化以浩荡之势,横扫少数民族文化之时,爆发了60年代的天下大乱。美国人突然从“熔炉”梦中惊醒过来。遽然发现,许多少数民族怎么熔也熔不了、化也化不掉。原来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大熔炉。人们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字眼来描绘美国文化:拼盘。

但是,拼盘里的文化也有可能同床异梦,格格不入,未必就是最理想的模式。8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了多元文化的浪潮。许多人认识到,多元文化绝对不是美国的包袱,而是美国的优势,独一无二的优势,因为这里汇聚了几乎一切人类文化。美国是最大的人类文化博物馆,多元文化是美国的最大财富。人们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开发这个资源,弘扬宝贵遗产,发挥文化优势。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意识。笔者在1984年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种更加美好的文化策略和文化模式。但是,由于这种文化意识刚刚露头,由于全球化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当时还找不出一个更恰当的字眼来概括这种文化模式。

全球化加速发展,强势文化咄咄逼人,弱势民族频频吃亏。全球化潜在的弊端凸显出来。多元文化呼声高涨,使人觉得它仿佛就是一个理想模式,而且它又似乎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许多有识之士一致主张,用多元化和本土化来抗衡强势文化的霸权。

然而,多元化就没有弊端吗?如果有其弊端,什么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模式呢?“散沙”行吗?不行。因为它使人各自为政,形同路人,早就成了老古董。“熔炉”行吗?不行。因为它迫使许多人铲除自已的文化根基,往往会导致纷争不息。“全球化”压迫许多文化的生存空间,威胁它们的民族特色。“拼盘”行吗?也不行。因为它也可能使人同床异梦,格格不入。“多元化”行吗?它好是好,但是它又可能走向“多中心”。

实际上,“散沙”和“熔炉”是对立的两极。没有一个国家是彻底的“散沙”,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彻底的“熔炉”。如果真有这么两种选择,那么两者皆不可取。一国之内也好,全球范围也好,历史的必然发展是调适与和谐的多元一体。全球也好,多民族的国家也好,再也不能固守上述那些文化模式了。什么才是最理想的多元一体呢?

看来,要想超越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就必须寻求新的出路。同质化和异质化,全球化和多元化,都不能走向极端。我们一定要在对立的两极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最佳的分割点,最佳的平衡点。这种最佳的黄金分割在哪儿呢?什么又是最理想的多元一体呢?

六、中国的宝贵遗产

我想用一个比方来形容这个最理想的模式:“美羹”或“靓汤”。这个比方受到了中国古代哲人的启示。

2500年前,齐国的丞相晏婴提出了一个“靓汤”学说。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最理想的模式。齐王要他献策,问他如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酿、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此。……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分分合合,风风雨雨,历经大灾大难而生生不息,如一只不死鸟。其主要原因,恐怕得归功于这种“靓汤”学说,归功于这个太和的生存智慧、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归功于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战略。

西方人也有和谐观念,但未形成主流。西方的对立统一立足于争;中国哲学立足于和,倾向于合二为一,而不是倾向于一分为二。

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念是整体至上,推崇和而贬低同。为什么主张“和”?因为“和”是差异中谋求统一和平衡,是原则上、精神上寻共同之处而容许个性、尊重个性。这是达到人类美好境界的上上之策。为什么反对“同”?因为“同”是在同一中绝对排斥差异,是磨灭人性、磨灭个性的最不人道的下下之策。

张立文教授提炼数千年中国哲学的精华,推出了和合哲学,而且全面阐释和合哲学的五条基本原则: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他认为这是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战略,也是五种最重要的价值。所谓“和生”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文化与文化共同生存。所谓“和处”就是和平共处。所谓“和立”就是用严己宽人的襟怀去接纳人。所谓“和达”就是共同发达、共同繁荣。所谓“和爱”就是仁慈、博爱。

回顾“和而不同”的历史演进,历代哲人的生存智慧和崇高理想能使人豁然开朗、大彻大悟。

爱是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践行和的原则。心中无爱,岂能求和?那么,什么是爱呢?

孔子主张“泛爱众”。如何践行爱呢?他为我们定了两条标准。低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高标准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墨子主张兼爱,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提倡“交相利”,革除“交相恶”。他反对战争,尤其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什么是“礼”?求和必须讲礼,礼与和又相互为用。实践和谐、确保天下太平必须要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就是儒家的礼。践行礼的第一要务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

孔子所说的“和”是什么?有两种涵义:天人之和,人际之和。孔子提出和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严格区别“和”与“同”,认为二者是对立的。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是主张“不争”,他说“君子无所争”。

老子也赞美和谐,以和为常,主张化解矛盾,复归于朴。提出“不争”、“无争”、“无为”、“柔”、“弱”、“顺”、“知足”“、清净”等概念,而且肯定“不争”是“天之道”、“圣人之道”。

庄子主张万物齐一、绝对和谐,有所谓“齐天地,一物我”之说。

董仲舒把和看成是宇宙的最高原则:“德莫大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

周恩来主张“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并且自豪地说,这是他的“发明”。这个思想给中国带来了20年的繁荣兴旺和长治久安。

七、全球价值

中华文明是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这是一个谜。其背后深藏着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的宝贵遗产,也是给人类的一份丰厚的馈赠。

社会学和生态学有一条铁定的法则:生物的密度越大,攻击性就可能越大,个体的精神就越容易崩溃,生态系统也越容易崩溃。全球化的加速不仅仅使小小的地球村在空间上迅速缩小,使资源的压力越发沉重,而且使人们的心理空间也日益缩小,使地球人的磕磕碰碰难以避免。如果不就一些全球价值、全球伦理达成共识,使人类冲突甚至毁灭的浩劫并非是天方夜谭。

在全球化的价值取向中,一定要寻求“双赢”和“皆大欢喜”,一定要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一定要宽容大度、容忍妥协,一定要在包容不同之中寻求和谐。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是共同繁荣的唯一出路。

一种有趣的现象是没有民族归属的“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s)。这大概也算人类文化的一种走向吧。这个概念是英国学者范塞斯通(Mike Featherstone) 1990年提出的。 目的是要超越全球化与多元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趋同与趋异的二元对立。许多学者认为,“第三文化”就是“跨国文化”(transnational cultures)。这一种超越国家疆界、没有民族归属的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国际职业文化,其载体是跨国际的知识分子、商人和传媒工作者。他们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弘扬人类文化的精华。

东西方不同的价值应该对话,各民族的价值应该对话。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的白皮书中,提出道德立国的五大原则:国家先于社会,社会先于个人;国之本在家;国家、社会要尊重个人;和睦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种族和睦与宗教和睦。李光耀咨政又把“亚洲价值”概括为“社会第一”。

张华提出“地球家庭共同体”的道德标准,具体有三条建议:人与自然问题,人与人的问题,道德教育问题。每一条里都有他新鲜的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问题,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伦理学。关于人际问题,他提倡合作精神,反对个体本位,主张以人类为本位。关于道德教育他提出全球本位,主张科学人文,倡导科学教育与人性教育并重。关于全球本位道德教育,他提出三种内容与特点:面向未来;着眼环境;世界和平。

几千年来,“和而不同”的思想使中国人深受其惠。20年来,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又使我们从“斗争哲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历史证明,只有发展和践行“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国社会才会真正做到长治久安。

其实,和谐思想和博爱思想全球相通。世界上的主要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都有十分类似的信仰和学说。唯一的区别仅仅是认识的深度、自觉的程度和践行的力度。“大同”、“桃花源”、“香格里拉”、“西方净土”、“乌托邦”、“和谐新村”等都有一个相通相同的字眼:和/harmony。这个神圣的“和”字,就是全球价值的基础。

(有删节,原载《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