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兴集：探索何道宽现象

2023-11-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吴予敏今年是年轻的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周年，也是我最尊敬的学长何道宽教授学长七十一寿辰，还是何老师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周年。这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在深圳大学这所年轻的特区大学里面出现的让全国学术界都瞩目的“何道宽现象”是有着某种深意和特殊价值的。我想说的“何道宽现象”主要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办理退休手续以后的这些年。而传播学界因为有了何道宽这样诚实的学者和忠实的译者，又是不幸之幸了。

吴予敏

今年是年轻的深圳大学建校三十周年，也是我最尊敬的学长何道宽教授学长七十一寿辰，还是何老师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周年。这三个不寻常的日子恰恰合成了一体的纪念。

何老师将他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文章集成《夙兴集》，承蒙他的看重，让我写几句话作为一篇序。且不说他的这部几十万字的内容广博的文集，在此背后，更有他的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学术译著——在这样的由辛勤汗水和虔诚心血所累积起来的文化高地面前，我怎好意思插上一片轻飘飘的风旗呢？实在是没有这个资格和分量的。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何老师的盛情来写下一些感想。这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在深圳大学这所年轻的特区大学里面出现的让全国学术界都瞩目的“何道宽现象”是有着某种深意和特殊价值的。我希望在此谈一点个人的领悟。

何老师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深圳大学任教的。1993年3月，学校在《光明日报》上向全国张榜招聘教授，何老师欣然应聘，从四川奔赴特区，支援年轻的特区大学。那时的深圳大学刚刚走过了发扬蹈厉的改革起步期，正如告别童年开始了青春期成长的困惑和痛苦的阶段。何老师是外语系的顶梁柱，将跨文化交际学以及翻译、英美文化、比较文化研究带到大学的课堂。我认识何老师的时候已经是1997年，外语系和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两系合并成立文学院。何老师任文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他对教学管理工作的一丝不苟，对青年教师的循循善诱，对学科建设的孜孜不倦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被公推为副会长。我本人曾经是受何老师领导的中青年教师，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也是难以尽述的。我还记得，何老师年届六十退休的时候，文学院同仁赠送给他的一块雕字的红木金匾上刻着“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恰切地表达了大家共同的感激。

我想说的“何道宽现象”主要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办理退休手续以后的这些年。屈指算来，也仅仅只是十年的光景，何老师为我们国家的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贡献了多少心血呢？整整一千五百万字的学术成果！大量的经典著作翻译，还有论文、讲稿、序跋。平均下来，每年是一百五十多万字，每天近四千字的作品！除去他的教学、读书、访问、讲学、会议以外，就是伏案写作，写作！除了吃饭和睡觉，他的全部时间完全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他的作品很多都成为学术界的抢手货，一版再版。这样异乎常态的学术生产，必有异乎常人的精神动力。

何老师将他的这本文集命名为《夙兴集》是非常合适的。古语道“夙兴匪懈”、“夙兴昧旦”，描写的就是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工作的人。知道何老师工作习惯的朋友都知道，他大概是深圳大学校园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通常情况下，大约凌晨四点钟，何老师就已经起身，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开始了一天的笔耕。他的文字是伴随着杜鹃山的鸟鸣和粤海湾的晨曦诞生的。这当然是最新鲜的文字，浸润着最活泼的生命。何老师的文字是在和他的时间赛跑，毫无疑问，文字跑在了他的年纪的前面，跑在了所有年轻人的前面。庄子曾经说过，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他是悲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搞不好在有些人那里也会成为懒汉主义的遁词。而何老师却是反庄子之道而行之，以有涯追无涯，乐矣，乐在其中矣！他多次对我说，我几乎没有别的爱好，做学问、搞翻译就是我最快乐、最充实的生活。(www.chuimin.cn)

对学术工作全身心的投入，源于对知识全身心的热爱。何老师所涉猎的学术领域是那样广阔：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翻译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如果没有广博的学术视野，也就不会有敏锐准确的学术鉴赏力，自然也就不能传译域外学术精品。我还记得第一次随何老师出访英法、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博物馆的情形。他对着展品跟我如数家珍地讲述苏美尔文明。他看着埃及莎草纸上的神话图谱非常专注，或许在他翻译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的时候也会联想到这些活生生的文物吧。现实生活中的何老师似乎是“单调”的，一切世俗的享乐与他无关。而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文化想象的天空却是无比广阔恢宏，这是不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呢？

由此我想到两位学术大家，也是翻译界的巨擘。一位是王国维。他早年写《叔本华与尼采》讲过一段话：“赤子者，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其爱知识也，较成人为深，而其受知识也，亦视成人为易。”在他看来，凡作大学问的或大诗人，都必有一颗赤子之心。另一位是傅雷。他在20世纪50年代给自已儿子写的信里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赤子之心，是纯净到童蒙状态的求知欲，是对于人类智慧创造的由衷的倾赞和礼拜，是虚怀若谷而又自信自足的心态。世间学者也许学问和贡献有大小，悟道有先后，但是赤子之心是相通的。我在与何老师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时常感受到他的出乎天性的纯净，这是和他的年龄、和他的阅历、和他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在何老师那么丰富广博的学术译著和论著的深处，我每每为之感动的正是这种纯净和安宁。

何老师大我一个学术辈分，但是由于“文革”动乱的原因，我们这两辈人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80年代是奋力冲破蒙昧、探索真理的年代。久违的西方知识界以其丰富多彩进入国内学术界的视野。中国学术也一度因此进退失据，张皇失措，在西方学术话语面前自惭形秽，丧失了自信和自尊。西学东渐，对于传播学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来者，更是如此。可以说，西学的译介决定了这个新学科的基本知识架构。这是幸之不幸。而传播学界因为有了何道宽这样诚实的学者和忠实的译者，又是不幸之幸了。何老师在第一次获美国新闻署的邀请访美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沟通交融的趋势，对于麦克卢汉、施拉姆、霍尔等传播学大家的理论心有戚戚。对于一位从事外语教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将沟通中西文化作为毕生的志业，不可谓不弘毅！文化是何等辉煌、何等复杂的存在。而何老师甘愿化身为一座津梁，在两者之间进行语言的搭建，让更多的学者和读者踏着他的文字身躯，去借得他山之石。在过去，这种学术翻译无异于自动放弃学术资源垄断权；在今天，学术翻译未必可以得到学术管理体制的公允评价。但是，西方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想的源源不断地输入，却使得众多的读者从中受益。这些年何老师的声誉日隆，多来自读书界的口碑，这是对何老师辛勤劳作的最公道的回应，可谓最纯净的湖面才能反映最真实美丽的风景。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开头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这用以描述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也不无贴切之处。最好的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与活跃，无穷的问题纷至沓来，带来了一切新的思考和探索的契机；空前便捷的媒体工具，海量的学术资源供给，大大提高的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对于文化创造的广泛渴求成为全社会的期待。而最坏的年代，则是在知识界充斥了更多的权力和金钱的染指，其染指的深度在于动摇了在我们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的学术良知。智慧和愚昧不再是一对矛盾，而是互相渗透的存在物。似乎有更多的智者追名逐利正在做着从历史角度而言（甚至从其个人生涯而言）完全愚昧的事情；而何道宽这样的诚实而单纯的学者，却做着似乎“愚昧”笨拙的劳工。“何道宽现象”足以让更多的在学术圈讨生活的人们警醒，孰者为智，孰者为愚？思及此处，也不免自问，夜深人静，正好是扣心自诛之时。当此序言罢笔之时，何老师大约已经起身开始了他新一天的工作吧？愿他健康长寿，愿他永远年轻，永远作我们大家前行的好榜样！

写于2013年2月7日凌晨四点

夙兴集：探索何道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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