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全盛期：海津讲坛荟聚（第四辑）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文学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毛边书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

从1921年至1937年抗战军兴的十七年间，全国印制的新文学著作毛边本，总计约为一千四百种左右，占了民国时期毛边书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一数据，至少可以表明这样两点：

绍兴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作为毛边书这一书籍装帧独特的版本形式传入中国的鼻祖和毛边书的积极倡导者，其图书美学观念引领了一代新文学作家的书籍装帧审美观，尤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鲁迅，由于他对毛边书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持毛边到底”的审美追求，引起不少新文学作家的追随仿效，足见毛边书是与新文学发展相生相伴、紧密相连的，并且那个年代的毛边书印造恰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至引起了当年诸如《语丝》《开明》《涛声》等多家重要的新文学期刊的关注，开展了“书刊到底要不要毛边装订”的讨论，起到了吸引更多的文化界人士关注毛边书这一崭新的书籍装帧形式。此其一。

其二，毛边书的兴衰还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十二年间，刊行的新文学书籍毛边书，印造量仅不足区区百种，竟不及抗战前十七年毛边书总量的百分之五。小小一本毛边书，原来与国家、社会的命运与发展密不可分。“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敌当前，祖国的大好河山、无数的骨肉同胞、万千的可爱家园遭遇入侵者肆意的践踏蹂躏、烧杀掠抢，在此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把抗日救亡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滚滚历史洪流之中，再也无暇顾及毛边书，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毛边书的全盛期。但是，这个毛边书全盛期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从倡导期，到效仿期，到自觉印制的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其中，1929年印制毛边书达到三百三十三种，创造了民国时期毛边本印造的最高峰值。

全国毛边书的印制数量，自1931年起急转直下，戛然衰减，这并非新文学的作家们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对毛边书不感兴趣了，而是与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出现的新变化直接相关联，即1931年发生了驻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武装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

在后一次事变中，中国出版界的领军企业上海商务印书馆，因被日军轰炸，损失巨大。地处闸北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辑所、东方图书馆等悉被炸毁。烧毁的书籍纸片如黑蝴蝶一般在上海上空飘飞了数日之久……商务印书馆在停业半年后，终于在当年八月复业，职工人数从四千五百人锐减至一千人，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受到重创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才重新恢复到了“一·二八事变”前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多年来蓄意的挑衅滋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新文学的作家们再也没有欣赏和把玩毛边书的雅兴，他们更多地需要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旦日本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点燃战火，知识分子们将与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誓与民族家国共存亡。因此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新文学著作的毛边书印制数量锐减，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边书几乎是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共始终的。正如著名学者、上海文史馆馆员陈子善先生指出的那样：“毛边书与新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定程度上，毛边书与新文学进程息息相关。”（引自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版《看张及其他·南通“毛边党人”会》）他还明确提出：“从严格意义上讲，毛边本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毛边本的全盛期。”

到抗战胜利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印制毛边书比较活跃的书店、出版商在上海仅有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两家而已。由于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濒临倒台，加之连年战争物价飞涨，知识分子与新文学的作家们再也无暇顾及毛边书。所以，这一时期的毛边书已经式微。数据表明，从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至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十二年里印制的毛边书总量仅八十种左右。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小小一本毛边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国早期南方与北方两地印制的毛边书，在书装形式上还各有千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对此，唐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的一篇探讨中国毛边书历史的文章中，有过很具体真切的描述：

我国最初出现的毛边书，毛在书根，不在书顶，比如“新潮社文艺丛书”里的《呐喊》初版本，爱罗先珂《桃色的云》，孙福熙《山野掇拾》，就都是的。等到各书归北新书局出版，毛的一边才移到书顶，而且一直沿用下来。鲁迅先生“和尚”“尼姑”之说，我的一堆乌云的想象，这才有了客观的依据。但因此又有人怀疑：新潮社最初几本毛在书根的文艺书，会不会只是装订上一时错失，将它颠倒过来，而不是毛边书沿革中正式出现的一种形式呢？

这是应该予以澄清的问题。

书籍装帧也像整个“五四”一样，吸收了外来的影响。毛边书即其一例。从当时英、法、德和部分美国与日本的出版物看来，“新潮社文艺丛书”的做法不是杜撰的。西欧书籍硬面精装，讲究的还用金顶。不是和尚不成佛。只有将头颠磨得光光，涂上金，才会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来。这类书往往上下都光，只有书口留着毛边，一来取其翻阅方便，二则保持本色，给人一点拙朴的美，看去略带野趣。至于有的连书根都留毛边，那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而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傅怒庵（雷）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的装帧，拉我一起访问了林风眠的法国籍太太。她是著名的书籍装帧家，装订全部都用手工。在那里，我们真的开了眼界：经她亲手装订印数极少的珍本奇书，她为参考而收藏起来的英、法文精印本，或金碧辉煌，或简单朴素。有的只有书口一面毛边，有的连书根两面毛边。但没有一本满头乌云，像鲁迅所提倡的“怒发冲冠”式的毛边书，这使我稍稍感到意外。但我还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猛然领悟中国也有这种毛边书，不是“新潮社文艺丛书”，而是声势比新潮社浩大的另一套。一九二六年，创造社出版丛书，采用西洋办法而略加变通，多少带一点日本的风味。丛书封面卷边，以朱顶（红色）或蓝顶代替金顶，如郭沫若的《橄榄》、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都德的《磨坊文札》、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是书口与书根两面毛边，虽然和“怒发冲冠”式有点不同，却还是不折不扣的正宗毛边书。只是封面卷边，头顶着色，毛的程度较弱，人们反而将它忘却，甚至不作为毛边书论列了。这实在是一个大错误。

就我所知，将毛边从书根移到书顶，终于固定下来，的确是从北新书局开始的。这当然和“毛边党”首领鲁迅有关。因为鲁迅先生的书影响大，从小说到杂文，书出得比较集中。同时也和其他几位出书较多的先生继起仿效分不开：例如周作人的五本“苦雨斋小书”丛书及其它单行本，郁达夫的七本《达夫全集》，许钦文从《故乡》开始的十二本短篇小说集，李青崖翻译以《哼哼小姐集》为首的九本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都在北新书局出版，都以毛边书的形式和读者见面，浩浩荡荡，先声夺人，为这种形式的风行开辟了最初的道路。

至于毛边之所以自下而上，从书根移到书顶，却并不如有些人所说，同鲁迅先生的性格合拍，他自己的相貌就保持着“怒发冲冠”式的和社会不相调和的形象。事实并不如此。记得鲁迅先生说过，洋装书是直插的，用硬封面，毛边在书根不受影响。中国尚没有全用硬面精装的条件。线装书宜于横放，向来的习惯是将书根磨光，写上书名，以便随时查阅。过去还有以写书根为业的专门人才呢。何况旧式书箱很多是按横放设计的，书根朝外，倘不加工，将只见到乱糟糟的一堆。根本说不上朴素美，单纯美，本色美，更说不上拙的美的。(www.chuimin.cn)

我以为这是我们研究毛边书的一个材料，从这里开步走吧。（引自姜德明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本《唐弢书话·“拙的美”》，杨义选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如果说，鲁迅亲手扶持发展起来的北新书局是毛边书印造的大本营，那么创造社出版部只能算是布岗设卡较早的一个流动哨卡罢了。创造社的作家们当年一时兴起，在自己著译的书籍装帧上标新立异，出版时印造了少量新颖别致的切顶涂色毛边本。但是，创造社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毛边书有一往情深的挚爱与审美情趣，没有一个是铁杆的“毛边党”人。创造社出版部的毛边书印制，在1928年前后的确也兴旺热闹了一阵，但是，后来随着创造社的作家们各奔东西，毛边书的印制也就很快偃旗息鼓了。

我国现代新文学著作的总量，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提供的数据，应为一万三千五百多种，而中国新文学著作的毛边书则为一千三百五十多种，毛边书恰好占了新文学著作品种总量的约十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巧合而又意味深长的比例数字。想一想，民国年间的新文学书籍，每十种书之中就有一种是有过毛边本的！注意，这里并不是说的“每十本新文学书中就有一本是毛边书”。实际的事实是，假如一位作家印一种自己的书，如果印数是二千册，而其中做的毛边书也许仅仅占了二十册。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下，还绝少听说有人会把自己的某本书是悉数印成毛边本的。尽管如此，民国年间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新文学书籍毛边本，在数量上绝对是空前的。相信那时候的文化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恐怕很少会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毛边书的。决不像当下，如果去问十个人，问他“什么是毛边书”，“十有八九”准会被问得目瞪口呆呢！

至于民国年间期刊开展“书刊要不要印行毛边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语丝》《开明》及《涛声》等三家杂志。

我们先看《语丝》杂志，它的讨论集中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第一二九期、第一四一期与第一四九期这三期上，时间是1927年的4月至9月间。这三期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三篇读者来信，周作人每刊登一封读者来信，每次都写一则按语，明确阐述了他的“毛边观”。周作人的主要观点如下：

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要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因为要使得自己的书好看些，用小刀裁一下，在爱书的人似乎也还不是一件十分讨厌的事。至于费工夫，那是没有什么办法，本来读书就是很费工夫的，只能请读者忍耐一下子。在信仰“时即金”（t ime is money）的美国，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中国似乎还不十分痛切地感到罢。

有人要毛边，有人不要毛边，这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书店的唯一办法便是订成毛边与非毛边的两种，让主顾自由选择，但是似乎因了经验的教训，现在书店大抵多订非毛边的书发售，以致如原先那样想买毛边书的人也无处寻找，实在是很对不起的，虽然这是现代德谟克拉西的规则，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管多数的意见如何。

在《语丝》杂志的这次关于毛边书的讨论中，第一二九期（4月30日刊行）刊登的某图书馆员工方传宗的来信《毛边装订的理由》，引起了鲁迅的高度重视与极大关注。鲁迅后来在同年9月15日所作的《扣丝杂感》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记得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语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不觉满肚子冤屈。但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现在的结果，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引者注：北新书局主事者李小峰）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而已集·扣丝杂感》，北新书局1928年11月版）

当年期刊开展“要不要毛边装订”的讨论，坚持时间最长的要数《开明》杂志。从《开明》杂志1928年7月10日创刊号开始，一直到翌年10月10日的第二卷第四号，前后十六期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毛边装订问题的讨论。其中刊出的有一篇来稿中说：“关于‘毛边书’，我总还是喜爱毛边书，问我为什么，我以为那样‘美’。美的观念，原没一定，从前人觉得小脚好看，现在则非大脚不可。我第一次看见毛边书时，很为作怪，很不懂解，为什么不切齐呢？不裁开呢？并且当我第一次买毛边装的《创造》月刊时，还叫书店特为切齐的；第二次买，欲让它毛着了，后来拿来两相比较，觉得前一本远不如后一本，‘毛边美些’，如是，我不讨厌毛边而喜欢毛边书了。不过，光边，装帧得好的光边我也不讨厌，并且我也喜欢；……我觉得：美超于一切功利。我尚曾见一种人，只是痛恨毛边，不究其他，毛边，毛边，毛边书必是坏书，我们于之奈何呢！……毛边书软面精装——用绸面或软而韧的纸面，凸脊装帧——我觉得特别好。”

而学者兼作家曹聚仁编辑的《涛声》文艺周刊，1931年9月5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读者的一篇“反对毛边书檄”：《毛边书与杂志》。虽然期刊发表的文章未必就是编者的观点，但这一篇文章，的确表达了这名作者对于“毛边党”，非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坚定态度。文章开篇就说：“受毛边书的磨难已经几年了”，因而“生了深切的怨恨”。他“诅咒毛边书，愿它永远入地狱！”虽然作者也承认毛边书美丽：“毛边书之所以流行，也许因为那样装订美丽。美丽与丑恶，本是凭各人的主观变异。但我以为一本书的价值，除美丽之外，应该能有实用。因为毛边，平常二十五开本能插进的书架，它插不进，灰尘深深地嵌进那毛茸茸的缝中，怎么刷也无用，藏污纳垢，早把美丽处抵消了。然而最大的罪状却在不能即时浏览一遍，要一张张裁开，荒废多少时间。”过于强调实用、“惜时如金”的人，对于毛边书之美没有情趣去欣赏，这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涛声》周刊的编辑曹聚仁，曾经为鲁迅编辑了一本《集外集》的文集，鲁迅在这书付印后写信叮嘱曹聚仁：“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我们检索相关资料得知，尽管曹聚仁不是“毛边党”，他自己的书也未见做过毛边本，但对于鲁迅的要求，他还是设法予以满足了的，因为初版的《集外集》，的确有毛边本存世。

至于从1937年抗战军兴，到1949年10月共和国诞生之前的这十二年里，与毛边书相关的人物，至少有这样三位是不能不特别提到的，他们是：著名的新文学研究与版本学家唐弢、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与版本学家黄裳、现代新文学的著名剧作家与翻译家李健吾。

唐弢是鲁迅“毛边党”的重要成员，是“毛边党”忠贞不贰的“铁杆党员”。早年他换着各种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痛贬时弊的杂文，有人怀疑这些杂文是出自鲁迅的手笔。所以，有一次鲁迅遇见了唐弢，就跟唐弢开玩笑，说是“你写文章，我挨骂”，足见鲁迅对唐弢战斗精神的高度赏识。唐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还专门写过一篇杂文发表在当时的上海《文汇报·文化版》上，题目就叫《“毛边党”与“社会贤达”》。

毛边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后期已经式微，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所以，那一时期的“毛边党”们，已经很少再有人顾及到书刊的毛边本了。据不完全统计，那十二年里所出的毛边书仅有九十余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出自敌后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而那种毛边书，往往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受制于印制设备不足而出现的未切毛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