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各省代表会制定出总统制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理所必然的了。当时的现实，也还没有向人们提出权衡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利弊得失问题的要求。如有主张责任内阁制者认为，实行总统制，一旦行政上出现“差失”，大总统就要“任其咎”，“大总统一失民望，则举国有不宁之兆”。这一派意见的存在，无疑应当被视为促使参议院做出这个决定的一种因素。......
2023-11-17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摘要】：在1月25日的代理参议院会议上，景耀月等5人“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临时参议院在2月8日下午召开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的审议会上，即讨论了是否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问题，但“讨论未终已届散会时间”。如本文前述，在2月9日《临时约法》的审议会上，已经多数议决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于1911年12月初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临时政府即据此而建。但这个大纲制定匆忙，形式和内容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已如前述，虽经各省代表会对其多次修正，漏洞仍多。时至1912年1月5日，代理参议院中的湖北等6省代表又提出一修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案，同时湖南等5省代表提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应加入人民权利义务一章案，代理参议院“公决先付审查，审查后，即由审查员拟具修正案”，随后举定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等5人为审查员，5位审查员根据各省代表提出的修正案，拟定了《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在1月25日的代理参议院会议上，景耀月等5人“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根据参议员张伯烈的提议，会议决定，因此案关系重要，需“先付审查”，临时议长赵士北随即指定林森等9人为审查员，并限4日内提出审查报告。
关于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一名称的变化，当时曾任参议院议员的谷钟秀做了这样的解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召集国会，限期六个月，恐不及，势须展缓，而根本法上之人权，不得不迅速规定，又不能纳入临时政府组织之范围，于是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名称，而为临时约法，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缺漏者增补之，窒碍者修正之。”
2月7日南京临时参议院（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建立）会议的第2项议程为提出“临时约法草案”，此后在审议过程中，对草案所做的修改计有20余处，其中并有多处重要修改。这使得最后的议决案与景耀月等人拟具的草案有了很大的不同。总的来看，《临时约法》的条款从草案的49条增加到议决案的56条，内容更为完备周全。所做的20余处修改中，最为重要者即为将草案中规定的总统制改为了责任内阁制，这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在审议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修改。
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的是总统制，此大纲后经数次修正，但总统制未变，这次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也仍沿用了总统制。在2月9日下午的审议会上，根据多数议员的意见决定“增设责任内阁”，在以后的审议过程中，又相应地把“国务员”从原“第三章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中独立出来，单独列为第五章，并且用第44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及第45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明确规定了“责任内阁制”。(www.chuimin.cn)
关于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问题，史学界似乎已有定论，即为限制大家所不放心的未来大总统袁世凯的专权。但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进一步探讨之处。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临时约法》是3月11日颁布的，此在袁世凯被举为大总统并宣布就职之后，但临时参议院决定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中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则是在孙中山举袁自代之前。临时参议院在2月8日下午召开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的审议会上，即讨论了是否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问题，但“讨论未终已届散会时间”。《申报》的报道称，讨论此问题时，“有少数议员主张不设内阁”。议决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是在2月9日下午的审议会上。会议由审议长李肇甫主持，从《参议院议事录》的记载来看，这次审议会历时两个小时，讨论的问题仅此一项，“讨论结果，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当时《民立报》曾报道称：“参议院连日讨论增设内阁总理，日内可通过。”《申报》及《民立报》的报道反映出舆论对此事的关注。当时，南北和平统一的局势虽已趋明朗，但此时清廷还未宣布退位，南北议和所达成的袁世凯使清廷退位，民国即举其为大总统的协议能否成为现实，毕竟还没有完全的把握，直到2月12日的会议上，临时参议院还曾做出清廷3日内“如不依约逊位即取销优待条件”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参议院2月9日对临时约法案做出这一重要修改，是否完全针对袁氏，显然还有值得考虑的余地。
再者，笔者所见持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为针对袁氏之说的论著，此说多为作者根据当时情势所做出的分析、判断，引证直接材料证明此说的，仅见《民国宪法史》和《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两书。其所引证之材料，均为蔡寄鸥著《鄂州血史》中所记某“湖南议员”在2月14日参议院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他（按指袁世凯）要做总统，非到南京就职不可；这一点我们决不可让步。临时约法，这时还在讨论中，我们要防总统的独裁，必须赶紧将约法完成，并且照法国宪章，规定责任内阁制。要他于就职之时，立誓遵守约法。”其实，这段话的可信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鄂州血史》一书采用的是“文学笔调”，一些记事和所录文件与一般的记载和著作有出入，有些记载“在史实上尚有疑问之处”。即使作者本人，在表示要“以忠实严肃公正谨慎的态度”来写此书之后，也承认此书是“参用小说的形式来写”的。引这样一本书中的记载作为立论的事实根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外，《鄂州血史》的这一记述与当时的记载不符。如本文前述，在2月9日《临时约法》的审议会上，已经多数议决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时至2月14日，怎么可能又有人在会议上再次提出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呢？《参议院议事录》的记载和当时报纸的报道，难道不足以驳倒《鄂州血史》这样一本书中的这一段记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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