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岁费的失当丨海津讲坛荟萃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会议员岁费的如此规定，是第一届国会的重大失当之举。正是在各界的一致反对下，最后两院协议会被迫取消了关于出席费的规定。再次，如此之高的议员岁费，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第一届国会议员共862人，如每位议员岁费6000元，不计国会的其他各种费用，仅此一项每年的开支即高达500余万元。而国会议员成为北京八大胡同的重要主顾，更为尽人皆知。参议院在讨论此问题时，议员中有主张不定岁费者，有主张2000元、4000元者。

国会议员岁费的如此规定，是第一届国会的重大失当之举。

首先，议员岁费规定过高。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月收入多在10元左右，加之民国初建，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尚未得以恢复，国家财政窘迫，广大民众贫穷困苦。当时，直隶一个中等县行政公署的科长，每月薪俸30—40元，科员20—30元，书记10元，公役5元。有人做了这样的分析：“按中国的市景现状，八口之家月有五六十元，很可以过日子。……每人每年得六千余元，未免贪的有点太过，……若按国内经济之实际一权衡之，较比美国还有过之而不及。查世界议员薪俸，美国最优，年俸合中国二万六千元，与中国议员所定可作四与一之比例，从数目计，自然远过中国，但以中国人民的经济及中国度日的销耗与美国比，则中国一元实可抵美国六七元之用，是中国议员所定的薪俸比美国还优。”清末资政院议员不过于开会期间每月津贴二百元，而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议员的薪俸如此之高，与普通民众收入的差距如此悬殊，其与国会口口声声所标榜的民主共和精神，又是多么的不协调，这就难怪此议一出，“大拂国民心理”。

其次，既规定岁费，又有出席费，违背世界各国通例。西方各国对国会议员有无给和有给之别，有给之国又有岁给与日给之异，但未曾有既规定岁费，又重以日给者。而此《议院法》既定岁费，而兼采日给，为“新创之例”，而参众两院之各委员会会议每次亦有出席费10元，更为“万国绝无之例”，故此议一出，“函电交驰，群起诘问”。议员王谢家痛言：“出席费之名目万万不可使存留，此出席费三字实为本院开议以来第一污点，议员既为人民代表而来，自当以出席议事为天职，今必谓议员人人将弃天职，而更以十元之出席费买回之，议员虽甚不道德，亦何至如此！”正是在各界的一致反对下，最后两院协议会被迫取消了关于出席费的规定。

再次，如此之高的议员岁费，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第一届国会议员共862人，如每位议员岁费6000元，不计国会的其他各种费用，仅此一项每年的开支即高达500余万元。而当时经过辛亥革命的震荡，萧条的社会经济尚未复苏，“经济之困穷达于极点”，国家财政状况是库空如洗，“一切用度仰承于外债”。这样的一笔开支，“无地可筹，苟必剥削诸民”，给穷困已极的广大人民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政府财政早已罗掘计穷，小民担负岂堪再予加重”，故《民立报》主笔徐血儿慨叹：“愿国会议员捐弃私利，发其天良，知借债度日，行将破产之中国，不堪受此重负。”

受到全国上下如此强烈的反对，存在如此严重问题的议员岁费，竟在参众两院得以通过，其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数端。

首先，国会议员自视过高，忘乎所以。随着封建王朝被革命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民主共和思想沛然而兴，国会则被视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人人仰国会如神圣”，国会议员更是居于无上崇高的地位，“议员乎，我全国国民今日以崭新之中华民国畀汝矣，以最高无上之立法权付汝矣”。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议员骄骄然，飘飘然，亦以神圣自视。只知其责任在监督政府，而自身行为则无人监督，也拒绝他人之批评劝告。许多议员开会任意迟到，或乘中间休息逃席，审议议案，遇不合己意之处，往往态度粗暴，言词苛刻，议员间动辄恶语相向，开会数月以来，议场中屡屡出现狂呼哄闹情况，甚至出现了互施拳脚、抛掷墨盒的武打场面（其中有政治性冲突的情况，如因大借款等问题，但更多的则属个人意气）。这些均可见议员们心骄气傲，忘乎所以。而甘冒举国之大不韪，自定高额岁费，则是此各心态的另一种表现。(www.chuimin.cn)

其次，与中央行政官员的薪俸盲目攀比，也是一重要原因。当时北京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月俸1500元，各部总长1000元，次长600元，签事（科长）的最低月俸是200元。行政官员如此之高的薪俸对自视地位高于政府官员的国会议员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议院法》“起草委员之用意以为国会议员地位颇高，俸给定额须与高等文官之比较，每月至少非五百金以上不可”。参议员汤漪在参议院讨论议员岁费时亦称：“各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亦二百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自视国会议员地位高于政府官员，而忘记了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议员与政府官员的差别。李荫榕在上参议院书中指出：“政府行政官均各有专负之责任，因才不胜任或因措置乖方，皆有免官削职之处分”；而众多议员组成国会“凡事以全院名义行之，亦由全体担负责任，议员在国会中哪怕不发一言，不建一议，只随声附和，自匿于赞成表决之列，即能保其议员职位至届满，既无行政官独负之责任，而欲与行政官同一之俸给，不亦误乎？”应该指出，北京政府官员的薪俸也属不适当的过高，但这样分析行政官员与议员薪俸的差异，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民初政坛的腐败风气亦对国会议员产生着不良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统一的新政府迅速腐化，北京街头，呢冠革履，高车驷马，割腥啖羶，缠头买笑者，“均为新人物”。“今之军界政界，能以朴素自奉者固不乏人，而穷奢极欲，逞快一时者实居多数，……选色征歌，罔惜十万缠头之费，当筵买醉，不顾半年贫户之粮，固触目皆是，夫孰非军界、政界之佼佼者乎”。而国会议员成为北京八大胡同的重要主顾，更为尽人皆知。

同时，逐官位利禄之风盛行。清末，奔竟钻营，夤缘依附相习成风，而民国初年“竟蹈其辙且尤甚焉”，“希冀禄利之热潮愈沸愈高，……明目张胆无所顾忌，朝秦暮楚，不民为辱，而以为荣”。面对民初腐败的风气，记者黄远庸慨叹：“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时时有伤心触目之悲”。而袁世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更在国会议员中大肆施展其金钱收买手段，一些议员受其利诱，为金钱而退党，而入党，而组党，而投票，致使国会议员中追逐金钱之风，甚或盛于他处。

在这种腐败风气的浸染之中，部分国会议员被利禄冲昏头脑，做出自定高额岁费这样不惜声誉而罔顾大局的事来，就是不足为奇的了。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国会议员中，“不乏明达纯洁之士”。参议院在讨论此问题时，议员中有主张不定岁费者，有主张2000元、4000元者。6000元岁费表决通过的情况是，出席164人，88人赞成，仅是微弱多数，议决后议员中“有捶胸吐骂者”。众议院讨论岁费问题时有主张1200元、2400元者，设出席费之议虽多数通过，但在出席者356人中，赞成者亦仅209人，不足60%。一些议员还在会议外表示了对高额岁费的反对意见，要求国会议员们“先事撙节，聊减国家之担荷”，勿失人民仰望之心，勿损神圣立法机关之名誉。但这样的议员毕竟是少数，致使高额岁费的规定，虽几经反复，终在国会两院通过，给第一届国会再添不甚光彩之一笔。

议员岁费的失当丨海津讲坛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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