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与世界遗产旅游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正式面世之后，“世界遗产”从语词概念到意识效应，已经在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与普通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遗产”的成功推广，可以说为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推广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世界遗产所构建的全球性主题则是关乎和平、发展的人类共同遗产的保护。公约的法律效力得以实现，全世界共同的认识文化和自然价值的准则以及相应的理念，也由此呈现出来。提炼公约的精神要旨，主要包括：世界遗产均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anding Universal Value）；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保护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要保证将世界遗产世世代代保存下去。

在对世界遗产的缜密观察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世界遗产理念的普及传播，并非是单纯依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以及世界遗产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来完成的。全球每年逾亿光顾世界遗产地的旅游者，透过世界遗产旅游，也亲身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乃至今天，《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成为当今世界上签约国家最多、最具效力的一个国际法文件，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些普通的旅游者，在亲临世界遗产地、直接感受到世界遗产的魅力之后，承载了世界遗产教育的熏陶，又把对世界遗产的深一步认识接续传递。

这类状况在我国亦如是。我国政府1978年签署世界遗产公约之时，从政府层面到社会普罗大众，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尚十分浅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世界遗产旅游的普及，“世界遗产”一词在中国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使用频度已经大大增加。类似长城、故宫、兵马俑、黄山、泰山等世界遗产地的旅游持续高热的状况，表明了旅游者对“世界遗产”的价值始终施以另眼。人们的旅游出行，已经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世界遗产”一词的影响。虽说大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尚多漂浮在浅层，国内存在的“申遗热”等行为暴露出太多的经济利益考量也已经影响到了公众对世界遗产的正确解读，但毫无疑问，公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已经得到了全面普及与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

世界遗产旅游有其本身的诸项规律，隐含的世界遗产教育含义就是其一。虽则在世界遗产本身，这样的意义已经甚为明朗，教科文组织也已在公约当中开宗明义一一铺陈，但在实际应用当中，现实中的世界遗产旅游如何实现，在人们知觉中仍稍嫌模糊，仍是需要来做认真地探讨。不仅是世界遗产教育的本源，甚至是作为世界遗产教育根基之一的世界遗产旅游问题，也十分需要我们在理论模式中上首先进行合理的阐述，以避免沉浸其中的世界遗产教育无处着落、空泛虚衍。

“世界遗产旅游”在我国曾被人诟病，尤其是旅游开发波及世界遗产景区，影响到世界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形象的时候，世界遗产旅游免不了会随着恶性旅游开发吃瓜落。一些世界遗产地对世界遗产旅游施行不力，旅游企业对世界遗产旅游涉及不多，与人们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尺度把握拿捏不准不无关联。类似的情况在学界亦如此，我们看到的不多的世界遗产旅游研究文章，因对世界遗产问题了解浮于表面、涉猎不深，也普遍存在较明显的畏首畏尾、游移不定的表现。

但是实际上，“世界遗产旅游”在世界遗产领域中始终就是一个通识概念。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诸项文件以及正式出版物《世界遗产评论》（World Heritage Review）、《世界遗产手册》（World Heritage Kit）当中，“世界遗产旅游”一词多有出现。在专门作为教育培训之用的《年轻人手中的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 in Young Hands）一书中，甚至辟有专门的篇章，对世界遗产旅游进行了详细阐述。该书在论述世界遗产旅游的必要性时，还引用了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长费德里尼·梅厄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旅游能激发人们欣赏人类共有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并以此促进彼此间的了解。那么，还有比旅游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吗？”由此不难见出，世界遗产旅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世界遗产旅游由于有“世界遗产”的金字招牌，是对海量旅游资源的优中选优，可以有效地为非旅游专家层面的大众旅游者节省旅游抉择准备期的时间成本。比如，人们在遴选以文化为主旨的旅游时，完全可以在现今《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中进行挑选；而如果期待旅程能够求得文化与自然的相得益彰，则《世界遗产名录》中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就会跃然而出，为我们提供出省时省力、最有价值的参考。

在世界遗产日益普及的状态下，世界遗产的普世价值也早已经为大众旅游者所诚服、所接受。人们在对旅游经历的预想中，“世界遗产”已经成了一个远比其他因素更加诱人的要素，有力地左右着人们的选择。举一个中国安徽的例子也许更容易被看得清楚：宏村、西递村借助于世界遗产的声名年年旅游者不断，而徽南类似宏村、西递一样较好保存了原始风貌的古村落尚有不少，仅只是因为没有宏村、西递一般的“世界遗产”名气，所以在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上会相差很远。

但是，这显然不是说世界遗产旅游可以任意为之。旅游对世界遗产的危害，事实上在世界遗产公约实施之初，就已经被人们注意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合作伙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谈及世界遗产面临的威胁时，曾将“过度旅游”与战争冲突、采矿威胁、外来物种入侵、修路、世界遗产地周边的开发相提并论，提出过严肃警告。

这就涉及世界遗产旅游的特殊性问题。世界遗产是值得人们倾注心血的一片沃土，而“世界遗产旅游”则必须是一项精心而为的高级产品策划。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世界遗产地在利用世界遗产招牌招徕旅游者时普遍存在的粗暴简单的行为，以及一些旅游企业施行的与其他普通旅游毫无二致的“世界遗产旅游”，与此要求并不匹配。

首先就是不能“过度”。作为旅游景区景点的世界遗产地，必须要有严格的旅游者数量限制。作为世界遗产地的北京故宫规定出每日最大客流为8万人的限流指标，可以说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做法。

与其他类型的旅游不同，世界遗产旅游一定不比单纯的休闲度假游。与到大海边晒太阳、到著名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明显不同，文化教育、知识传播是融入其中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内容。参加世界遗产旅游与参加其他旅游类型的明显区别，就是报名参加世界遗产旅游的旅游者，等于已经间接表明了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的意愿。

“世界遗产旅游”与“遗产旅游”有部分重合，但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遗产”的概念在历史中远比“世界遗产”久远。一些旧有的如今被后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称作遗产。私法上的“遗产”概念更是纯粹，前人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物品，都可以“遗产”名之。其主要落脚点，是在“遗产权”的归属上面。而“世界遗产”则完全不同，它被称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其类属与价值，我们在其与海洋、南极、外太空同被联合国认定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认知中可以深切感知。英国的戴伦·J.蒂莫西与斯蒂芬·博伊德合写的《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一书，把遗产分为世界遗产、国家遗产、本地遗产、个人遗产几部分。^[5]显而易见，与“世界遗产旅游”相关的，只是其中的“世界遗产”一个部分。其他部分的遗产，并非是价值不高，因为没有完成世界遗产的法律确认，因而到那些地方的旅游，我们暂时不能称其为“世界遗产旅游”。

从科学层面来看，“世界遗产”因为有日臻完善的一整套操作模式，有国际法中最高级别的法律文件“公约”来做提纲挈领的规则厘定，又有几做修改的“操作指南”来进行严丝合缝的运作比照，以及IUCN、ICOMOS、ICCROM等合作伙伴的自始至终的鼎力协助，所以其科学性、严肃性毋庸置疑，非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奖项评选可以类比。

我们如果要谈及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旅游，就完全不能脱离开这样的环境而去对世界遗产问题进行随心所欲的随意阐释。在国际上已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成熟的世界遗产研究，力求科学表达的准确及通俗，难得见有我国的研究文章中大量夹杂的高等数学公式，因为那除了能够唬人，别无他用；另见我国的一些研究文章，以“三维空间”或“非经济性”一类概念来进行世界遗产的唯心阐释，把世界遗产研究或引入庸俗经济学的范畴，或搁置在玄学的旧书架上，都是不足取的。

自1978年世界上第一批世界遗产公示以来，所有的世界遗产地均未采取过封闭管理，尚没有任何一个世界遗产地会完全将旅游者阻挡在门外。一些世界遗产地采取的限制旅游者的方式，也是为了充分体现其保护世界遗产的理念，同样是对世界遗产教育的精神贯通。(www.chuimin.cn)

就一个普通人的基本能量而言，即使是浮皮潦草、走马观花，终其一生也很难将全部的世界遗产地走遍。因为从目前状况来看，世界遗产虽至2018年已达到1092项，但仍在以每年一二十项的数量递增。而且，由于许多单项世界遗产都包括了多处世界遗产地，比如“明清皇陵”一项世界遗产，就包括有北京十三陵、河北易县清西陵、河北遵化清东陵、南京明孝陵、湖北明显陵、辽宁关外三陵等多处世界遗产地，旅游者想要全部抵及，非经缜密旅程编排不可。由于世界遗产的博大精深，差不多各类兴趣的人们，在其中都能找到契合自己心绪的兴奋点。故而基于参与世界遗产旅游、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的需要，人们必得首先对世界遗产进行轻重缓急的细化区分。细化区分后的实际用途，当然就是为了选择的方便。

具体而言，分类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想观赏并了解野生动物习性的，可以去往喀麦隆的“德贾动物保护区”；对人类的起源有兴趣，可以到埃塞俄比亚去看“阿瓦什河下游河谷”；如果想了解史前文明，英国的“巨石阵、阿韦伯端和有关的史前遗址”是一个好去处；而体验乡间生活、考察历史村落，则可以前去中国的西递、宏村，以及日本的“白川乡和五箇山历史村座”或匈牙利的“霍洛克村”。

1995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日本白川乡合掌屋，每年都能吸引大批旅游者前往，当地所采取的“保护”举措，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卖点。为防止积雪压塌，白川乡许多传统民居房子的外观都是60度尖顶，上面再用厚重的稻草铺顶。每次房顶换稻草，原本的一项正常保护程序，在旅游经营者的包装下，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卖点。全世界的不少旅游者，都乐意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看这一民俗活动。当然，到白川乡或五箇山旅游的最佳时节还是冬季。大雪过后，白川乡和五箇山的房子尖尖的屋顶上堆满厚厚的积雪，方显出其非凡的个性。

图2-1　雪后的世界遗产地日本白川乡

大致而论，文化遗产的旅游因为富含有文化的汁液，与普及型的大众旅游可以联系更加密切；自然遗产的旅游，则因聚合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向往，与科学普及旅游、自然探险旅游较贴近；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旅游，兼有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的效能，因而适合从大众到专属人群的各种人群的游览；与近年间较为热门的“休闲旅游”最为一致的，当数世界文化遗产分类中的“由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遗产的旅游。挪威卑尔根城市的“布吕根”区域、意大利的“阿玛尔菲海岸景观”、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等，都是这一类文化景观遗产的杰出代表。不仅值得人们去那里参加寓教于乐的休闲旅游，也十分利于人们从中获取这类遗产所宣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直观教育。这类文化景观遗产，中国目前也已经有了5项，分别是庐山、五台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红河哈尼梯田、花山岩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世界遗产的布达佩斯宣言》提出了如下四项战略目标：加强《世界遗产名录》的可靠性；有效保护世界遗产；促进切实有效地提高缔约国的能力；通过传播手段加强公众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参与和支持。与“通过传播手段加强公众对世界遗产的了解、参与和支持”相比，开展“世界遗产旅游”所能得到的类似效果，则显然主动得多，把握性也更高。

“世界遗产旅游”与其他类型旅游的最大区别，当然就在于它是“世界遗产”。这看似简单的概念区分，但认真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正像世界遗产的价值通常会以质感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一样，世界遗产教育当然也需要在外部形式上有所要求。世界遗产旅游中的世界遗产教育，应求得真实、准确、简约、直观。我们因此也可以把“世界遗产旅游”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世界遗产基础知识的准确表达；第二个层面，是对世界遗产兴趣产生后期待的深一步了解；第三个层面，当然就是越过了喜好阶段进入的专业世界遗产研究。通常世界遗产地景区景点、旅行社所需进行的世界遗产旅游、世界遗产教育，只要适合于以上第一个层面就可以了。但也千万不要以为第一个层面准确表达世界遗产的基础知识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些世界遗产地景区景点或旅游局、旅行社，在此方面的认知短缺仍十分普遍。

世界遗产地通常都会特别竖立一个世界遗产的标志牌，一方面宣示自己的法定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旅游者留影提供便利。事实也的确如此，现实中不愿意在“世界遗产”标志牌前留影的旅游者会少之又少。

对于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每项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都会按照操作指南确定的标准，一一对应详细说明并给定一段言简意赅的评价语。这里以意大利的“瓦拉底那托城镇群”来做具体说明。

意大利“晚期巴洛克时期的古城瓦拉底那托城镇群（西西里东南）”2002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了如下理由：它符合标准（i）：西西里东南部的这个城镇群落为晚期的巴洛克艺术和建筑天才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符合标准（ii）：瓦拉底那托城镇群代表着欧洲巴洛克艺术的顶峰时期；符合标准（iv）：那托地区的晚期巴洛克艺术与建筑的特殊性在于地理与年代上的协调，也在于它的数量，它是这个地区1693年的一次大地震的结果；另外它还符合标准（v）：构成这次提名的西西里的8个城镇，是这一地区的居留模式与城市构成的特色地区，它们永远地受到埃特纳米山的喷发与地震的威胁。世界遗产委员会为这项遗产做出的评价语是：“西西里东南部的8个城镇：卡塔尼亚、拉古萨、那托、西西里等都是1693年后在原来地震的城镇之上或是旁边又重建的。它们代表着当时很高水平的建筑和艺术成就。这一地区不仅仍保留着晚期巴洛克风格，而且还展现出城市建筑与城镇规划方面的特色创新。”

作为对世界遗产的科学评判与价值肯定，这样的理由和评价语至关重要，它可以非常便捷地帮助人们对此项世界遗产进行综合把握，是参加世界遗产旅游的人们真心需要的，对于人们理解并接受世界遗产教育不可或缺。可惜的是，类似这样的珍贵资料，不仅在我们的一些“世界遗产之旅”旅游团难以见到，在目前国内的多数世界遗产地也无处可寻。我们的世界遗产地景区或组织世界遗产旅游的旅行社，事实上是有责任将这些理由与评价告诉给旅游者的。比如将它们刻写在世界遗产地的石碑或印刷在宣传资料上，以方便人们时时的温习、默诵。人们每一次这样的温习、默诵，都应该是对世界遗产的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无疑可以让人们与世界遗产的情感纽带连接更加紧密。其实我们完全不必担心旅游者能否生厌，因为旅游者在选择世界遗产地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接受世界遗产教育的准备。我们没能适时提供出来，旅游者反倒可能会在心理上感到失落。

物质类世界遗产是静态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以动态呈现于世。物质类世界遗产如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留给旅游者的印象当为最佳。菲律宾伊富高人的稻米梯田和他们吟诵丰收的哈德哈德圣歌、摩洛哥马拉喀什这座古城和它的广场文化空间，就是目前物质特色与非物质特色遗产有机契合的“遗产对儿”典范。“世界遗产旅游”的考量，应尽量多地利用这样一些不可多得的资源。

世界遗产旅游成功与否的判定其实很简单，如若旅游者在参加了一次“世界遗产旅游”之后，收获如同平常，那这样的“世界遗产旅游”就不能算是成功。比照大众观光旅游的平安、顺利的基准标准来，世界遗产旅游显然要有更高一些的追求。比如同样是到柬埔寨看吴哥窟，旅行社如果是以“世界遗产”为招徕，申明所参加的是一次世界遗产旅游，那旅游者报名时必然会多生出一份期待，这项世界遗产的入选理由、UNESCO的评价语以及相连的遗产保护故事等，都一定会对旅游者的脾胃。假如说你只想要借用“世界遗产”的名堂，并无此等文化功底，安排的行程与所有普通团毫无二致，那旅游者自然就会有未尽其兴抑或货不对板的感觉。一次世界遗产旅游的失望，就可能会影响到旅游者参加新的世界遗产旅游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