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偏好研究与实践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目前环境保护部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支持下搭建生态红线管控平台。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政策偏好研究根本上就是要研究如何使不同知识背景、权力地位迥异的多元主体偏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由分歧冲突走向收敛，否则参与的过程依然会因为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而归于失败。

在“五位一体”的新形势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的高度，从十个方面描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投资建设，“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围绕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风险不断凸显，污染治理任务仍然艰巨。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将处于凸显期。因此建立更加完善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快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资源环境管理的新一轮转型刻不容缓。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国家政策的调整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合理的生态红线体系，完善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1］。

环境保护领域“生态红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创新，生态红线就是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尺度，是特定时空下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环境的“生命线”，是指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关键作用，在提升生态功能、改善环境质量、促进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必须严格保护的最小空间范围与最高或最低数量限值［2］。划定生态红线对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维护地区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从理念、制度等各个方面着力，牢固树立并坚守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将对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威胁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危害。

在国家大的“生态红线”体系中，各个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所设定的环境保护领域的“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5年5月，环境保护部表示，生态保护红线要进行严格管控，要建立有效的管控平台。目前环境保护部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支持下搭建生态红线管控平台。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密不可分。如何协调各级政府的不同政策偏好，如何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与治理政策，对于公共经济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在中央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红线的背景下，湖北省委、省政府以高屋建瓴式的战略视野和前所未有的魄力布局加快推进全省环境保护工作，湖北生态红线划定工作首先纳入全国试点，成为了湖北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全面融入“两圈一带”“一主两副”“一红一绿”试验区等一元多层次的战略体系［3］，划定生态红线是湖北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根据湖北省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合理的湖北省省域生态保护红线，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意义和紧迫性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明确大众对于生态红线的认知，也可以为湖北省各地级市落实环境保护政策以及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www.chuimin.cn)

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阶段性势必导致了政策的多元化，这就决定了政策的制定必然要经历政策选择的过程。政策选择也是生态保护研究的焦点问题。目前关于政策选择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会计领域，说到底，政策选择就是基于政策制定者的偏好，为实现其政策目标，最终指导其行动的行动原则与工作方式，其实质就是阶级利益观念化、主体化和实践化的反映。

偏好作为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描述了主体对某种目的或结果的期望以及为实现该目的在相关备择方案中选择其一的倾向性意见。以“偏好”作为概念工具分析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发现，政策的制定实质是将多元的个体偏好整合成集体选择的过程。阿罗（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4］、布坎南（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5］和布雷顿（Breton）都从经济学角度对政府偏好展开了研究。但是这种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偏好于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种“为政策选择的制度建模”，各自存在着很多的局限。但是，欣尼克（Hinich）、考夫林和尼兹安（Coughlin and Nitzan）、莱得亚德等人的“或然投票（probabilistic voting model）”模型通过偏好的分布模型，可以获得理想的投票结果［6］、谢普斯勒（Shepsle）以及他与温格斯特（Weingast）所阐述的“结构引致均衡”模型［7］（structure－induced equilibrium model）从政治理论角度对政策偏好产生了一些相对乐观的观点。然而，总体上说，这些文献几乎很少涉及政府偏好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问题，或者反过来，制度变迁如何改变政府偏好的问题。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政策偏好研究根本上就是要研究如何使不同知识背景、权力地位迥异的多元主体偏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由分歧冲突走向收敛，否则参与的过程依然会因为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而归于失败。

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偏好研究与实践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