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变革与黑格尔对变革的拥护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邻国法国大革命的促动下，德意志内部的变革势力被激发，社会变革成为德意志能否发展，甚至能否存续的大课题。这本应分两个阶段的变革目标要在同一变革进程中完成，是德意志社会变革的特点，也是黑格尔等变革思想家必须解决的难题。而此时黑格尔已逝世十几年了。德国的落后，不仅面临着被拿破仑征战吞并的危险，更使黑格尔感到危机并激发了强烈的责任感。

黑格尔是欧洲人，是欧洲的德意志人。他在世的时候，德意志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部族联盟依然存在并阻抑了资本的发展，相比英、法等国，其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在邻国法国大革命的促动下，德意志内部的变革势力被激发，社会变革成为德意志能否发展，甚至能否存续的大课题。与已经建立初级集权官僚制的英、法两个民族国家不同，德意志社会变革的目标不仅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形成民族国家。这本应分两个阶段的变革目标要在同一变革进程中完成，是德意志社会变革的特点，也是黑格尔等变革思想家必须解决的难题。黑格尔毕生都在思考这个难题，并形成了他将两个目标统一或折中的途径。而这也是人们对他的思想性质、观点、方法、体系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

德意志，在黑格尔生存的年代还远未像英、法两国那样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由松散部族联盟所构成的地域名称，虽然号称“王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用“德国”一词），但国王的权利只在维系王国的称号。由几十个王、公、侯名义的部族内部又分成若干“容克”领主，以及大量骑士领地，由实行军事封建制的普鲁士王国为霸主。农奴仍是主要劳动者，他们分属于大大小小的领主，“承包”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不仅承担沉重的贡赋，还要向王、公纳税，并服兵役和劳役。直到1795年法国大革命波及德意志，在法军占领的莱茵地区，才由拿破仑将其16个小部族组成莱茵联盟，开始废除一部分封建特权。1806年普鲁士与法国的耶拿之战失败后，普鲁士才被迫宣布废除农奴制，但并未切实改变封建领主制，直到1815年，反法联军战胜拿破仑，维也纳会议重构欧洲版图时，德意志联邦还是由34个封建小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德国对封建制度的变革，直到1848年革命后才有较大进展。而此时黑格尔已逝世十几年了。

封建领主制严重阻滞了德国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关系的形成。此时的英国，已经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机的工业革命时期，法国及荷兰等国的工业也有较大发展，而德意志基本上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各邦之间、邦与城市、城市之间仍保持着关卡税，货币和度量衡也不统一，严重阻碍着商业流通。而农业由于保留封建领主制，农奴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生产力水平很低。虽有少数工商业资本家，但其中有的是从领主贵族转化而来，其经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出身平民者，则不能不依附于领主贵族，不能独立经营和自由竞争。这种情况使德意志的经济支离破碎，既不能形成统一的内部市场，更无力与外国竞争。

英、法等国的民族统一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威胁到德意志的生存，更严重刺激了德意志人的思想。自以为在文化上优越的德意志思想家们，不甘落后，甚至要超过英、法两国的思想家。这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以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突出并强化思辨方法，在学习借鉴英、法、荷等国思想家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研究成果，探求其中体现的社会变革之道、法，力求用德意志人特有的方式更深入地把握时代精神，并以此来导引德国的统一和社会变革。

对于德意志的思想家来说，他们的研究，不仅要受到当时封建制度和教会的限制，更由于其社会矛盾远比已经否定了封建领主制步入集权官僚制的英、法两国复杂，而且他们又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为支撑。康德、黑格尔或许已认识到德国社会变革的目标，但他们都不能以直接、明快的论说表达其主张，因而将主要精力用来构造系统而细致、庞大的哲学体系。正是他们的体系，使德国思想纳入了时代轨道，并走在前列。从他们的体系中，更从当时德国的社会矛盾中，我们可以说，德国思想家和德国所要进行的变革，有统一的双重目标：一是削除部族分立，将松散的部族联盟转变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在英、法等国已经完成的转变在德国还未展开；二是建立资本制度，英、法两国是在由集权官僚制取代封建领主制之后进行资本主义运动并将之制度化的，而德国则要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同时实行资本制度，也可以说是将两个阶段的变革纳入同一个进程。

民族国家和资本制度在欧洲是密切关联的，是在一些大的王国为建立民族国家过程所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奠定基础的，但国王所要达到的集权专制又是与资本制度相冲突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壮大要求废除集权专制，实行以其为主体并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但革命绝不是要废除民族国家，而是要进一步发展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高级形式，不仅可以采取集权官僚制的制度，也可以采取资本制度。资本制度要充分利用民族国家来建立和巩固，民族在资本制度下进一步扩大和统一。(www.chuimin.cn)

对于这样的历史大趋势，黑格尔是深切地认识到了的，他的青年时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资本制度建立并巩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爆发，二者都猛烈地冲击着德国，也强烈地震撼着黑格尔的思想。德国的落后，不仅面临着被拿破仑征战吞并的危险，更使黑格尔感到危机并激发了强烈的责任感。一方面，他从法国大革命看到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和一般性，他在《历史哲学》中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还称拿破仑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即现代世界的一般精神。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德国依然保持的封建领主制与法国大革命体现的“世界精神”的差距，以及资本制度应成为德国现实的选择和必要出路。黑格尔无疑是个爱国主义者，虽然当时名义上的德国还未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但他深切希望德国成为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他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这种希望的。法国大革命为他的希望提供了依据，这就是自由的资本制度。作为一个学者，黑格尔从法国大革命中读到的最重要理念就是自由，只有为个人自由创造条件的制度形式，才是凝聚德国各部族统一的内在要素。但对于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方式，他又是反对的。

德意志虽然在经济、政治上落后，但黑格尔作为日耳曼种族后裔，依然保持着思想上的优越感。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开讲辞中，黑格尔还对他的学生们强调：欧洲其他国家有教养的人在以热烈和敬重的态度“钻研科学和理智”，但其对于哲学，却“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只有在日耳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们曾接受自然的较高的号召去做这个神圣火炬的保持者”，而“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构在理智上的国家”。为了克服现实社会的浅薄思想，就要“以日耳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

黑格尔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所能做的，就是从哲学来思辨他的时代精神和他的国家民族的精神，并以此来引导德国的统一和制度的变革。他的一生都在从事抽象的哲学思辨，他思辨的对象和内容，却又都是现实的矛盾和对矛盾的解决。但由于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他在最抽象层次的思辨成果以玄奥语言的表述，却很难让人理解他的本意，以致从当时的统治者到后来某些哲学史的作者，一直认为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或是赞许或是批评，他们都歪曲了黑格尔所要表述的真实观点。不错，他在论证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努力促成并维护民族统一，但他从来没有颂扬过专制，而从各个角度批判专制，包括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批评和贬低。他理想并加以论证的民族国家，是以资本制度为内容的，是以自由为内在原则的，是建立在个人所有权、社会契约、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是自由的实现形式和条件。这在《法哲学原理》中得以系统论证。至于德国削除其部族分立而建立的民族国家应称为“德意志”，而是以原有种族“日耳曼”，或当时最强大部族联盟所组成的“普鲁士王国”来命名，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而黑格尔未能认知种族与民族、部族概念的差异，并不妨碍他对民族国家和资本制度统一的思辨。

也正是这种思辨，使黑格尔的思想与德国的社会变革统一起来，他自觉地站在代表时代精神的资产阶级立场，将自己的主体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相统一。他对绝对精神的系统研究并据此对时代精神的探讨，切中了他那个时代和德国社会矛盾的实际，虽然他没有提出明确的社会变革主张，更没有领导社会变革的运动，但他关于绝对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研究，却发现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以后社会变革之道、法的基本要素。

德国社会变革与黑格尔对变革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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