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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对现代的深度影响与诠解

【摘要】:康德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具体而言,康德哲学影响和奠定了现代西方两大主流哲学思潮的思想倾向与哲学原则。就康德哲学整体而言,它所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康德哲学的理论主题在各个部分各有强调,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这两个部分予以系统表述的人。

康德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是对近代经验论唯理论的创造性综合,又为一百余年后的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启迪。这种启迪既是理论原则与理论方法的,也是理论实践与理论运用的。毫无疑问,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演化是源于康德的,康德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也是复杂的、多重的。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过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

具体而言,康德哲学影响和奠定了现代西方两大主流哲学思潮的思想倾向与哲学原则。就康德哲学整体而言,它所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康德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转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康德创制的一套严密哲学体系(主要包括关于知识论之学说和关于本体论之学说)既对自培根、洛克、休谟及笛卡尔莱布尼茨、伽利略、牛顿等人所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方法和自然科学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又对以卢梭等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倡导的人权、自由、生命、平等、博爱等思想从哲学本体论上加以理性的考察,并做出了系统的阐述。可以说,自由与自然是康德给人类理性所设定的两大目标,人既要给自然立法,也要给实践行为立法,前者表现为自然法则,后者表现为道德法则,康德在不同体系中对它们做了表述,又在最终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对它们做了统一。康德通过对人类心灵三种能力——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对象——真、善、美的探析,在人类哲学宝库中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第一批判是为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它所回答的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二批判是对超验本体领域的考察,对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做出了回答;第三批判是力图沟通前两个批判,即把关于科学知识论与道德本体论统一起来,它回答的是“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康德以“三大批判”及宗教哲学代表作《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集中系统地对关联人的三个问题做了阐述——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在晚年康德又添加了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以人类理性的这四个问题而构成的康德哲学体系是系统严密的,也是思辨的和实践的,它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主题发展的归纳综合。“主体使对象成为可能”的“哥白尼式革命”精神使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与之相应的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研究,并使它们作为整体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联为一体,且体现、服务于一个总的精神目标和理论蓝图

显然,康德哲学的理论主题在各个部分各有强调,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大体上说,康德讨论知识论问题最终是为了建立科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以求对人类的主体性、自由意志、精神目标以及人的尊严和命运做出回答。康德于此勉力为之的思想文化背景,黑格尔后来在致谢林的信中是有过点评的,他说:“人类被提升到一切哲学的顶峰,这个顶峰高到令人头昏眼花的程度。但是人类为什么这么晚才想到重视人类的尊严、赞赏人类可与一切神灵同等并列的自由能力呢?我相信,人类本身受到如此尊重,这一点乃是这时代的最好标志。围绕在人世间的压迫者和神灵头上的灵光消失了,这就是一个证明。哲学家们正在讨论人的这种尊严,民众得学着去体会这种尊严,他们不是乞讨他们的受践踏的权利,而是自己恢复——重新占有这种权利。”

然而,对于康德哲学的整体构想,后人的理解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有人注重其认识论,有人注重其本体论。这种分析便从理论上直接引发延伸出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一是科学主义思潮,二是人本主义思潮。为孔德、斯宾塞等人所开创的以分析哲学为最大代表的实证主义就重视康德哲学中的知识论部分,探讨了关于有限事物知识形成的条件、范围和证明等问题,注重知识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发展的系统结构、静态与动态模式,甚至从表述科学知识的命题陈述重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即为语言逻辑分析。而与实证论哲学相反,为叔本华尼采等人所开创的以存在主义为最大代表的人本主义则强调康德哲学中的本体论部分,他们重视对人文科学研究,倡导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不是知识论,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生命动力以及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价值与责任、存在与命运构成了他们哲学理论的最高主题。

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布兰夏德曾经对流行于美国的两大思潮——存在主义与科学主义做过比较性分析。他指出,一般而言,科学主义流行于学院、研究所,多为专家、学者所持有;而存在主义则流行于社会上与教堂里,多为一般人所推崇。科学主义的优点在于概念清晰,逻辑严谨,陈述系统、准确,能够在经验中加以验证,但其缺点则表现为过于强调分析,忽视综合,世界万物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命题陈述,人生价值与意义则被当作超出经验之外的问题而不被讨论。在分析哲学那里,哲学更是完全成了一种语言分析,人的存在与发展毫无理论根据,人被僵化了,人的问题变得苍白无力。以存在主义为最大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则与此相反,注重对本体建构,特别是十分关注人的生命动力、生存价值、理想追求和健全人格等问题,关切人的情绪,贴近社会生活,能够给人类生活以指导和目标。但其不足则是概念抽象、意义含混、难以理解,多坚持非理性的体验与神秘的直觉。在布兰夏德看来,正因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各有优缺点,所以美国哲学要振兴就必须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与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从另一角度来说,现当代西方出现科学主义哲学与人本主义哲学并行推进,还在于人类理性中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这两个部分予以系统表述的人。康德指出,人的理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方面,一是综合方面。理性分析方面注重对有限事物的认知,理性综合方面强调对事物整体的把握。在康德那里,分析能力与综合能力统一于人类主体之中,互有联系,不可或缺;与之对应,人们构成了对世界万物的整体系统性的哲学思考。(www.chuimin.cn)

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一个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过程。分析是指通过把事物分解成各个环节、各个部分予以研究,分析事物所运用的是人类的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由此而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有限性、局部性、多样性、特殊性的知识。这是人类认识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然而,假如停留于此,就不可能整体性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综合便是人类企求从事物的联系性上对有限事物知识加以整合,以对宇宙万物总体做出理解的能力,它所追求的是无限性、全体性、统一性、绝对性的知识。显然,人类的认识是分析与综合相互交织共同起作用才实现的。不过,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一般地说,科学主义注重人的理性分析方面,认为我们的认识只能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以内,只能对有限事物世界的感觉经验之间的相似关系和先后关系做出描述,只能对表述经验事物内在关系的科学命题陈述加以语言逻辑分析,而坚持否定人类有追求无限东西的认知能力,并且认定无限的东西是抽象的、虚幻的、不可证实的。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正因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导致几千年来西方哲学总是围绕着一些超出经验的问题而长期争论不休,因而在哲学上要进行的“伟大的变革”就是要使人自觉地把知识的范围局限在经验范围以内,把知识建立在实证主义科学方法上,树立崭新的知识观,知识是相对的、实证的、确切的、有限的。要取消哲学上的过分进取心,不去对无限的、玄虚的东西做徒劳无益的追求。从哲学史上看,科学主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近代经验论者休谟不可知论在现代的再现,只是方法、术语和目的有了新的变化。而从直接思想源泉而言,又可明显地看出,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否定了康德对理性能力的全面理解,只重视康德的知识论部分。而重视、继承和运用康德关于要求把握无限本体的理性综合方面的则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它们一般对认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加关注,也不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反之,则主张哲学必须考察知识的终极基础问题(如胡塞尔现象学),应该对世界的存在和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命运和前途做出解答。质言之,哲学本质上一定是关于某种本体论的学问。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本主义者过于重视人的理性综合能力,过于企求对生命本体的体察觉悟,因而他们的术语生僻、艰涩、隐晦,还有不少是格言、箴言甚至是诗,所以显得颇为玄虚莫测。如此看来,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同时流行、并肩发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因为这是与人们对人的理性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对理性两个方面的重视不同密切相关的。

当然,这种相互冲突却又同时盛行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现代哲学思潮上,而且还能从人类思想文化存在的情况得到印证。在现当代欧洲特别是美国等高度发达的国家,既有烟囱林立的工厂,也有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烟囱多反映着工业发达、科学进步;教堂多代表着信仰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寄托,需要信仰。这种情况初看起来是矛盾的、荒诞的,但实质上却反映了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同方面。人们既能够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而加强对世界必然性的认识,也可以同时作为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对整体性的东西加以信仰,世界存在以及人的价值与命运等。这就是说,哲学与科学在同一个人身上、科学主义原则与形而上学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能够并存而不相害。德国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甚至走向极端,公开断言:“在科学里,一知半解的知识,使人放弃信仰;完整的知识,则使人返回信仰。”

毋庸置疑,我们的上述分析是就一般意义来说的。实际上,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区别不是纯粹的、绝对的,在某些流派和某些哲学家身上两者都有,只是偏重于某一方面而已。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就使许多哲学家意识到,哲学要讲本体论,要越来越多地讲本体论,否则他们的知识理论毫无理论根据,也与现代对人的问题日益关注相距甚远。美国分析哲学家威拉特·奎因就以“本体论的承诺”,一方面强烈呼吁建立起本体论,另一方面则对本体论作了实用主义的理解,认为本质上所谓本体便是人们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共同语言约定。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主张通过解释学和语言分析来沟通“科学”与“批判的理论”。美国分析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和德国解释学代表之一阿佩尔总体上虽分属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阵营,但都已深入地研究了这两大哲学派系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烈主张在语言哲学基础上互补互助、协调推进。总之,后现代主义哲学已愈来愈显示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大有互相交合之势。

这种互相交合的趋向是值得重视的,它很自然地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康德哲学在现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因为康德哲学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正因为如此,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就指出,“把现今的哲学和已往的哲学联系起来的许多历史线索当中,对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是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