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引论》：研究与学术自信揭示

构建生态美学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其学术准则是“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这条准则一方面隐含着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另外一方面隐含着建立学术自信的途径和标准：能够从生态美学角度回应全球共同问题，能够采用国际通行话语来著书立说，能够解决国际一流学者尚未解决或尚未意识到的重要学术问题。只有做到了这些，学术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来。^[1]

一、学术自信与学术准则

从事美学研究十余年来，笔者内心深处经常萦绕着一个包含着感慨与困惑的追问：我究竟能为美学做点什么？这个追问也可以转化为一个学术色彩更浓的表述方式：在学术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对于美学学科应该有着怎样的作为？应该通过怎样的学术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美学作为？

这个追问基于如下学术判断：从西方美学于20世纪初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学已逾百年；年过百岁的中国美学固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学术成果，但对于世界美学的影响却非常有限：我们已经生产了大量的美学论著，但这些论著很少进入国际学术界被国际学者引用；我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美学观点，但这些观点很少被国际学者关注，遑论被西方论著所采纳。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我们一直在引进、引用西方美学（建国后三十年除外），这种势头在21世纪有增无减，具体体现为三套近似的丛书：一是周宪、高建平主编的“新世纪美学”译丛，二是陈望衡主编的“21世纪美学”译丛，三是笔者与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的“国际美学前沿”译丛。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国力尚不够强大，我们的文化尚处在较低的地位上吗？国力、经济、文化等固然都是影响因素，但是笔者坚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依然在于一个近乎冷酷的事实：中国美学缺乏原创性。国内学者吴炫近几年所倡导的“原创”研究，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的学术努力。这也就是说，中国美学研究者数量尽管非常庞大，但是，中国美学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创造出值得国际学者重视的美学理论——这就是我们必须冷静面对的基本现实。

上述学术现实经常打击、折磨笔者的学术自信，经常促使笔者反思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美学界的前辈学者如朱光潜、李泽厚等先生相比，自己的学术素养和学术天分都有明显差距；那么，自己究竟能够作出什么样的学术成绩，来为改变中国美学在国际美学界的学术形象作出一点贡献呢？

带着这种痛苦的拷问，笔者开始了生态美学探讨。在过去十余年的生态美学研究过程中，笔者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治学方式，比较清晰地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准则——“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笔者认为，这条准则一方面隐含着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另外一方面隐含着建立学术自信的途径和标准：如果我们能够从美学上回应全球共同问题，能够采用国际通行话语来著书立说，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基本的学术自信了。下面，笔者将结合自己的生态美学构建来讨论这个准则，从而阐明如何建立我们的学术自信。

二、生态美学研究与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美学所要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共同未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系统地研究了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目标是各个国家通过多边联系和互相依赖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宋健为该书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指出：

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维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而奋斗。^[2]

笔者坚信，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但问题在于：美学如何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呢？既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么，美学研究者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为这项“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尽责呢？

这样的追问促使我们思考美学与环境、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国内一些质疑生态美学的学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发问的：美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生态学、环境科学都是自然科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如何“跨学科”而实现整合呢？人们甚至会讥讽道：作为一个书斋学者，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研究美学，反而要奢谈什么“保护环境”？美学理论这样的抽象学科怎么来“保护环境”？

必须坦然地承认：能否回应这些质疑，是生态美学是否具有学理根据的试金石。笔者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笔者清醒地认识到，探讨某个学术问题时，首先应该做的一项工作是全面掌握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这是一个学者必须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从2001年在西安参加“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开始，笔者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搜集、整理国际范围内的相关材料上。2006年7月至2007年8月，笔者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利用哈佛大学优越的图书馆系统，广泛地检索了国际范围内的相关文献，对于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来龙去脉和主要论著有了基本把握和理解。

与此同时，笔者展开了比较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除了参加哈佛大学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一次是于2007年5月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景观中的议题：环境、审美参与和公共空间”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法国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部和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支持，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两个机构“社会动力学及空间重构实验室”（LADYSS）和“环境与国土学会”（SET）联合主办，来自法国、美国、英国、中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九国的共计四十六位学者和艺术家参加了讨论会。这次会议使笔者与1993年就认识的世界著名环境美学家、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得以重逢，他认真审阅并修改了笔者的会议论文；与会期间还结识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埃米莉·布雷迪教授，她向笔者惠赠了她的新著《自然环境美学》；同时结识的还有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娜塔莉·布朗（Nathalie Blanc）教授（她的著作《走向环境美学》出版于2008年，中译本已经收入笔者主编的“国际美学前沿译丛”，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会议之后，笔者与这三位学者都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将他们的论著翻译成汉语在国内发表，邀请他们到山东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使笔者能够及时而准确地把握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最新国际动向。

同时，笔者还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了解国际学术前沿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学术研究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能够根本提高自己学术水准的应该是实质性的国际学术合作。有鉴于此，笔者于2008年主持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批准号08BZW013），郑重邀请阿诺德·伯林特，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北部研究站社会科学家、生态美学家保罗·戈比斯特教授以及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王昕晧教授加盟，组成了一个四人学术团队。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我们四人之间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共同参加学术会议^[3]等方式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和认真的学术讨论。这个项目于2012年结题，最终成果以《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为题、采用中英对照的方式正式出版。全书包括前言和五章，笔者负责前言、第一章、第三章，伯林特撰写第二章，戈比斯特撰写第四章，王昕晧撰写第五章。^[4]这次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带给我的积极成果至少有三方面：一、更加深刻地把握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二、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西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态度、方法和思路；三、初步培养成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心。下面重点介绍第三点。

三、生态美学研究与国际交流

学术自信是对于自己学术能力的信心。这种自信绝不应该是夜郎自大式的狂妄自大，因为要建立真正的学术自信，必须有恰当的学术参照，而这个参照必须是国际一流学者及其学说：我们能否回答国际一流学者的学术质疑？能否提出并解决他们尚未意识到、尚未解决的问题？

客观地说，伯林特的学术兴趣主要是环境美学。当笔者向他介绍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状况时，他最初表现出来的态度基本上是迟疑，表示难以理解环境美学之外的生态美学到底是什么，也就是难以理解二者的区分究竟何在——而他又无法直接阅读汉语论著，笔者的介绍只能是一鳞半爪。正因为这样，伯林特对于笔者的严峻挑战就在于：是否有必要在环境美学之外另立生态美学？如果有必要，生态美学区别于环境美学的学理根据、研究对象、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通过研读伯林特的系列著作笔者发现，他的环境美学主要是从“审美体验的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自黑格尔以来的艺术哲学重点研究艺术问题，因此，在很多美学家那里，只有艺术品才是审美对象。伯林特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版了《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一书，提出的核心观点是：艺术家、艺术对象、欣赏者和表演者四者的功能，共同构成了“包容性审美场”的核心特征。^[5]他随即将“审美场”这个核心概念运用到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电影、文学等艺术门类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他以《艺术与交融》（1991年）为代表作的艺术美学。^[6]与此同时，他又将“审美场”及其派生的关键词“交融”运用到环境研究中，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独树一帜的环境美学，其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992年的《环境美学》。^[7]简言之，在伯林特看来，无论是艺术品还是环境，都应该被视为审美体验的对象，都应该成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他早期也曾经讨论过“城市生态学”问题，但他并没有深入思考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没有顾及独立于环境美学之外的生态美学问题。

面对伯林特的环境美学成果，针对来自他的学术挑战，笔者形成了构建生态美学的基本思路：参照环境美学来界定、发展生态美学。我提出：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于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研究中心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区别与联系”；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地审美”，也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生态审美”，它的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地审美”，亦即“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简言之，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并获得生态审美体验”。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8]这种新型的审美方式不仅仅可以面对环境美学的核心对象即各种环境，同时可以面对传统艺术哲学的对象即各种艺术。比如，国际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生态文学作品正是这样的“生态审美对象”。正是通过笔者的不懈努力，伯林特逐渐重视并接受了生态美学，多次向笔者询问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状况并将之吸收到自己的论著中。比如，他出版于2012年的新著《超越艺术的美学》曾经四次介绍、引用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思想，^[9]表明我国的生态美学开始正式走向国际美学界。与此同时，他为我们合作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一书所写的第二章的标题就是“对环境的生态理解与生态美学构建”，^[10]表明他本人已经初步接受了生态美学。

与伯林特不同，美国学者戈比斯特一开始就注重生态美学研究，是国际范围内最重要的生态美学家。戈比斯特尽管也阅读伯林特的环境美学著作，但他更加重视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美学思想，具有较为强烈的科学色彩。戈比斯特生态美学的突出特点是：结合他本人的林业管理工作实践，深入思考生态学与美学二者的内在关联；紧紧围绕着“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在森林管理中的矛盾冲突，在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和生态管理实践中寻求解决二者矛盾冲突的理论途径。在与戈比斯特的学术交流中，笔者把握了美国生态美学的来龙去脉，发表了《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11]一文，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生态美学立场和基本思路：充分吸收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成果，积极借鉴生态科学的核心概念，诸如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着重探讨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生态属性与审美属性的关系。^[12]

与戈比斯特探讨较多的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生态美”概念。笔者向他指出，他在论述“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矛盾冲突时已经触及如下基本事实：在生态审美活动中，人们欣赏的不仅仅是那些“美的”事物；一些平凡、细碎乃至丑陋的事物诸如荒野、沼泽等等，同样可以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因此，“生态美”这个概念就不适合用来概括此类并不“美的”事物。笔者甚至向他提出：“生态美”是一个误导性概念，因为它依然像传统上对于优美风景的欣赏那样，依然停留在传统美学对于“美”的关注上，不利于人们摆脱仅仅欣赏优美风景的传统审美偏好而走向生态审美。因此，笔者建议我们改变思路重点探讨“生态审美”，尽量避免使用“生态美”这样的术语。戈比斯特对此表示接受。简言之，与“生态美”只有一字之差的概念“生态审美”，不只是笔者回应伯林特环境美学，从而构建生态美学的关键词，同时也是笔者对于戈比斯特“生态美”概念的批判发展。对于这个关键词所包含的四个要点的深入探讨，成为笔者所构建的生态美学的核心内容。^[13]

最为严峻的考验来自王昕晧。尽管他是华人，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遇到的困难最多，原因就在于通常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必然面临的各种挑战。王昕晧早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地理学学士学位和环境地学硕士学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学位，后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规划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环境规划、人居环境质量，以及信息科学技术在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中的应用等，美国持证规划师协会（AICP）会员。笔者之所以邀请他参与项目，主要是为了将生态美学理论与生态规划设计实践结合起来。我们通常都会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要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谈何容易。第一个挑战是美学研究者一般不予深究的问题：什么是美学？在我们展开合作研究的开始阶段，王昕晧希望笔者能对此提供一个他容易理解的答案，最起码明确告诉他美学的研究对象，以便他建立起基本的理解框架。这样的提问无疑是合理的：生态美学毕竟是美学；如果没有适当的美学观，不明确美学的研究对象，必然无法构建合理的生态美学。反观国内外的生态美学论著会发现：绝大多数学者在构建生态美学时要么回避了美学观问题，要么不加反思地采用了流行的美学观及其理论框架。笔者向王昕晧介绍了自鲍姆加滕以来的美学观的发展历程，之后结合他的教育背景和所从事的专业，我们共同锁定“审美体验”作为美学的核心内容，共同认定生态美学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生态审美体验”。我们合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生态美学对于城市规划的贡献》^[14]，就是将生态美学理论与城市规划实践相结合的学术努力的初步尝试。(www.chuimin.cn)

王昕晧的疑问和挑战还促使笔者着手编订了一个“项目术语表”：按照术语的英文字母顺序，搜索、编排了几十个重要术语的通行解释。诸如“美学”“审美体验”“审美偏好”“生态学”“环境”“审美评估”等。我们项目组四个成员经常补充修订并及时分享这个术语表，使得大家统一了学术话语，从而为我们的学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笔者而言，编订“生态美学术语表”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严格界定自己所使用的关键词，决不随意使用或生造玄奥术语。就“通行学术话语”这一点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合作的专著《生态美学与生态规划设计》采用了中英对照版。笔者必须将自己的中文稿翻译成英文，同时将三位美国朋友的英文稿翻译成汉语——中英双语的互换过程，极大地促使笔者高度重视学术语言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尽可能地避免因为措辞不严谨而造成的歧义乃至混乱——而这正是汉语美学论著中常见的弊病之一。

小结

综上所述可知，笔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严格贯彻了自己的学术准则——“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根据这条准则，笔者觉得建立学术自信至少要做到如下几方面：一、广泛搜集国际范围内的相关文献，努力避免重要遗漏；二、准确把握国际美学理论格局，把握最新学术动向和前沿领域；三、解决国际一流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并解决他们忽视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方面，就应该有着基本的学术自信。

仔细推敲上述三方面会发现：这三个方面同时也就是学术研究的三个步骤，也就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中国学者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热情不可谓不高，比如说，学术界曾经一度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以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美学的“独特贡献”。其实，我们很快就发现，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生态美学；中国学者最早接触生态美学这个概念，大概始于《国外生态美学》一文：该文原来发表于俄国《哲学科学》1992年第2期，当年年底就被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15]这一事实表明：尽管我们有着“首创”的强烈意识和良好愿望，但又缺乏真正的学术创见——如果我们缺乏达到国际水准的学术创见，我们的学术自信又何以建立呢？

笔者之所以把学术自信归结为学术规范，目的无非在于强调：真正的学术创见不能仅仅凭借良好的学术愿望，甚至不能凭借简单的奋发努力——只有努力的方向正确了，努力的结果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讨论学术自信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为“如何才能创新”这个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发现了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学术研究的使命才得以落实。而评价是否“新”的标准，只能是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水准。因此，任何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式的所谓“创新”，严格说来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注释】

[1]“自信”问题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比如，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笔者认为，我们作为学者，还应该讨论第五个自信，即“学术自信”。《文艺理论研究》编辑王峰教授于2014年下半年组织了一次关于“学术自信”的笔谈，笔者与周宪教授、刘悦笛研究员一道应邀参与了这次讨论，其最终成果次年正式发表。参见程相占：《生态美学构建与学术自信之建立》，《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也就是本章的内容。

[2]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3]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于2009年10月24-26日举办了“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伯林特，戈比斯特和王昕晧三位先生都应邀赴会。会后，我们四人在山东大学专门举行了课题组会议，广泛而认真地讨论了课题的相关问题。

[4]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美］保罗·戈比斯特，［美］王昕晧：《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中英对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参见Berleant，Arnold.The Aesthetic Field：A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Springfield，Ill.：C.C.Thomas，1970.

[6]参见Berleant，Arnold.Art and Engageme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

[7]参见Berleant，Arnold.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8]参见程相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分别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五章。

[9]参见Berleant，Arnold，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New and Recent Essays.Ashgate Pub Co.，2012.该书第130页介绍了曾繁仁的论文《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与《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还提到了曾繁仁的专著《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009年版）；第138、140页两处引用了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4页又在一个注释中介绍了这本书对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关系的探讨，同时提及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及其生态美学研究团队。

[10]参见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美］保罗·戈比斯特，［美］王昕晧：《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中英对照）第二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笔者在此补充说明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并不认为我们课题组完全实现了最初的学术设想，比如说，我们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全书最后安排一个总括性的“结语”，每个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对生态美学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同时，我们四人的观点也并没有达到完全一致，因此，全书各章的观点缺乏完全的统一性。这是多人合作面临的困境之一。有鉴于此，笔者于2013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审美的基本要点与生态审美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W004］，以期对生态美学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11]参见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12]比较而言，曾繁仁先生则在生态现象学的启发下，比较重视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

[13]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参见本书第五章。

[14]参见Wang Xin hao and Cheng Xiang zhan.“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o Urban Planning，”Int.J.Society Systems Science 3（2011），203–216.

[15]Н.Б.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上）》，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