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身心境三元论的范式

2018年春天，《美与时代》杂志的编辑李光远先生邀请我为该刊的“美学学人”栏目撰文，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很高兴的首要原因是，主办这份刊物的机构是郑州大学，我的母校——从1985年9月到1989年6月，我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当时就见过《美与时代》这份刊物，觉得可望而不可及。该刊的社长贾玉民先生还是我的任课教师，给我和同学们讲授过现代文学课程。贾老师编辑这份刊物的时候通常使用笔名“豫民”，也就是“河南人”，这对于我这个河南人来说有着难以抗拒的感召力。很高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反思和总结一下自己美学探索的学术历程，尽管这个历程不算太长，但总是有些东西需要总结和反思，以便更加明确地确定下一步的探索方向和着力点。

一

我读本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明确的学术意识，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读博士生时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史，真正开始研究美学则是2001年的事情。那年5月10日至12日，教育部人文社科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济南举行。作为中心的成员，我提交的会议论文是《作为形而中学的文艺美学》，试图讨论并回答如下三个问题：文艺美学是什么？它与文艺学的关系是什么？与美学的关系又是什么？《易经·系辞》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庞朴先生据此提出过“形而中者谓之象”的说法。受这种思路的启发，我从学科定位的角度提出文艺美学是“形而中学”。众所周知，建国后第一次美学大讨论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美学”，而是“美的本质”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时期的文艺理论则主要关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很少涉及文学艺术的审美问题。正是针对这种学术状况，以胡经之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来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与审美规律，他们将这门学科命名为“文艺美学”。因此，文艺美学可是视为美学（形而上学）与文艺学（形而下学）交叉之后形成的中间地带，即“形而中学”。参会代表黎湘萍先生听了我的大会发言后当即主动找我当面约稿，让我把论文交给他发表在他当时任职的《文学评论》上。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第一篇美学论文，很难说有太多的理论深度，但是，它却促使我思考如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与文艺美学相对的美学形态到底是什么？是哲学美学吗？第二，国际上是否有文艺美学？其通行的英语表达是什么？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探索，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了：国际上有“哲学美学”的说法，是指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研究美学，与其相对的是“实验美学”，也就是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美学；国际上也有“艺术美学”的说法，与其对应的是“自然美学”或“环境美学”，我国的文艺美学应该说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只不过当时国内学者对于西方环境美学所知甚少，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文艺美学。

这就是说，我清晰地理顺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得益于一个新兴的美学领域，即环境美学。那么，我又是怎样开始接触环境美学的呢？

这个学术契机出现在上述文艺美学会议召开后的次年。2001年10月17日至21日，“美学视野中的人与环境——首届全国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学者与会。我提交了题为《生生之谓美》的长达万字的论文，提出生态美学不仅是生态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而且是美学研究的新生点。它将解决以往美学特别是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实践美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所谓的“自然美”“人化自然”等）。生态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而是“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美学思考”。从美学角度关注生态问题，正是生态学这个科学概念中固有的“家园”意识的具体化与深化。为了构建生态美学，我根据《易传》的“生生之谓易”这个命题，提出了“生生美学”并予以初步界定。西安生态美学会议之后，我根据首先应该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这个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制订了自己的生态美学研究思路和计划：广泛搜集国际范围内的相关文献，掌握国际生态美学的来龙去脉和基本问题。借助当时有限的英语水平和有限的搜索方式，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国外很少题为“生态美学”的文献，而以“环境美学”为题的文献则相当丰富。这个发现让我既沮丧又兴奋：沮丧是因为国外很少生态美学，兴奋是因为我发现了环境美学这个新领域。

那么，什么是环境美学？它与生态美学是什么关系？西方学者为什么主要倡导环境美学而不是生态美学？站在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角度反观文艺美学，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学术景观？这些问题引领着我此后18年的学术研究。当然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随着文献搜索工作的展开和深化，我现在也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西方生态美学文献，已经完成一部《西方生态美学史》。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对于各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建环境）的审美欣赏，它是对于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研究之大势的批判和超越。美国学者伯林特正是在讨论环境美学的文献中提出了“艺术美学”这样的说法。当学者们将美学的研究对象从上述两种环境扩大到日常生活环境以及其中的日常事物时，另外一种新的美学形态就出现了，这就是“日常生活美学”。站在环境美学的角度反观文艺美学，最大的理论启发就是，它促使我从审美对象的角度将美学领域“一分为三”：环境美学、艺术美学、日常生活美学。这个划分，可以粗略地对应国内通行的另外一个“一分为三”：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文艺美学（即艺术美学）的合法性，竟然可以从环境美学这里得到有力的论证！

当然了，上面这个结论看似简单，却是在研究环境美学十几年之后才得出的。在过去十几年中，我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环境美学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构建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史的研究框架，积极探索融合古今中西的环境美学思想。2007年6月，我曾专程到环境美学家、美国学者伯林特家中进行学术访问，我们的学术对话《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也在国内正式发表。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环境美学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理论贡献与美学史意义，我还于2011年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美学与美学的改造”，相关阶段性成果包括《环境美学对分析美学的承续与拓展》（2012年）、《环境美学的理论创新与美学的三重转向》（2015年）等多篇论文，其最终成果是即将出版的《环境美学与美学的重建》专著。在研究西方环境美学的同时，我也尝试着发掘中国环境美学传统思想，出版了《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依次从环境审美方式论、环境审美对象论、环境审美价值论、环境审美设计论等四个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环境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这个框架是西方环境美学所欠缺的，因为西方学者主要关注前两个问题。

二

上面提到，我是为了研究国际生态美学才意外遇到环境美学的，生态美学才是我真正倾心的研究对象。这就必须面对两个颇多纠缠的问题：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是一回事吗？如果不是，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又是什么呢？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学者将二者视为一回事；国内外也都有学者只承认环境美学而不承认生态美学，甚至认为生态美学根本不成立；也还有学者试图辨析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我属于第三种学者，2013年发表的文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最为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了我的立场，这里不妨抄录该文摘要如下：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1]

这篇文章发表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多年过去，国际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都取得了颇多进展，但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当年的看法和立场。我探索生态美学的学术理念和方法非常朴素，就是按照对于学生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我们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进行论文开题的时候，第一项内容就是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这种要求包含的其实是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所谓的“科研”或曰“创新”，无非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如果不了解研究现状，那又有什么标准来判断是否创新了呢？

客观上来说，生态美学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研究领域。正因为这样，我一直秉持的学术准则是“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有意识地采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面向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探索，努力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密切合作与交流，来构建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生态美学。为此，我努力全面地研究西方生态美学，论文《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2009年）首次向国内学术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生态美学。在此基础上，我邀请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1995～1998）、国际著名美学家、美国长岛大学哲学系阿诺德·伯林特教授，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北部研究站生态美学家保罗·戈比斯特教授，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规划学院王昕晧教授组成研究团队，于2008年主持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用”，其最终成果即我们合著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2013年）。本书采用中英对照的著述方式，在全面梳理生态美学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生态审美为研究对象，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术宗旨，构建了生态美学理论框架，并将之应用到生态景观评估和城市规划设计之中。本书出版之后由我们四位作者分别向二十余名国际著名学者赠阅，受赠学者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荷兰、加拿大、土耳其等九个国家，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著名环境美学家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森教授不但将此书写入他为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环境美学”词条，而且在国际英文期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正式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在我所概括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关系”五种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二者关系的第六种立场，即“借鉴生态美学发展环境美学”，表达了他对于我国生态美学的充分肯定。另外，伯林特教授也在国际英文期刊《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上正式发表论文《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Some Questions for Ecological Aesthetics），全面评析了我的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路与核心要点，并提出了商榷意见（该文的中译版发表于《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作为对伯林特论文的回应，我又发表了论文《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2016年）。正是这篇论文，最终促成了我的一个新想法并凝练成一个新术语，那就是“身—心—境三元论”。(www.chuimin.cn)

三

为了简明而便捷地说明这个新术语，我这里摘录《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结尾处的一段话：

笔者这里尝试着参照生态学研究范式而提出“身—心—境”三元合一的新型研究模式，其前提是对人所做的如下界定：人是身体与心灵相连，处于特定环境之中的有机体，也就是身体、心灵、环境三元融为一体的独特物种。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任何人文学科在对人进行研究的时候，都不能忽视“身—心—境”三元中的任何一元。从当今国际美学前沿领域来看，这一研究模式贯通了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三种美学最终统一为坚持“人—环境系统”这个基本框架的生态美学。这就意味着，环境美学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除了研究对于各种环境的生态审美欣赏之外，还研究各种生态艺术所表达的生态审美观念——而环境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于艺术欣赏的批判与排除。这就从研究范围的角度，清晰地区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异同。^[2]

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回答伯林特先生的质疑，所以将落脚点放在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异同上。但今天看来，这段话中更让我重视的内容却是身—心—境三元合一的新型研究模式，我今天将之称为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

为了解释这个新范式的来龙去脉，这里有必要追溯两件事：一是我与美国学者舒斯特曼教授的学术交流，二是王德胜教授对我的一番评点。

舒斯特曼1999年在美国著名杂志《美学与艺术批评》上发表长篇论文《身体美学：一个学科提议》，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身体美学大纲，该文因而深受舒斯特曼重视。他在2000年重版其代表作《实用主义美学》时，将该文作为第十章予以录入。该书由北京大学彭锋教授翻译为汉语，于2002年在国内出版，从而引起了国内学者对于身体美学的注意与兴趣。2008年秋，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邀请舒斯特曼为研究生开设为期一个月的身体美学系列讲座，共三十二个学时。我全程负责接待和组织这次教学活动，在课堂上担任了助教和翻译的角色，课间和课后与舒斯特曼进行了很多交流，从而比较迅速地了解了他的身体美学。我了解到他刚刚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就提出来将之翻译成汉语，这就是我的第一本译著《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2011年）的由来。但是，我对于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路并不完全同意，随即发表了论文《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2011年），针对舒斯特曼将身体美学划分为分析的、实用的和实践的这三个维度，尝试着将身体美学重新划分为三个方面：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身体作为审美主体，身体化的审美活动，意在纠正和超越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框架。这些学术活动促使我对于美学研究的身体之维高度重视，“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中的“身”就是从这里来的。

2017年11月24日，王德胜教授邀请我到他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作一次学术报告，我讲的题目是“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德胜是我交往多年的学长，他给我颁发了制作极其精美的特聘研究员聘书，同时对我的讲座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焦点是“身—心—境三元合一”。德胜质问我：你说的“三元”挺有道理，但是，这“三元”如何“合一”呢？即使能够“合一”，这个“一”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德胜是我国美学界的大牛人，我在他面前讲美学本来就没有太多自信；他老兄这么尖锐的批评让我一时语塞，当时只好连连说，这个问题很有价值，我会慢慢思考，等我想清楚了再回答你。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那以后，我真的一直在认真思考德胜提出的问题，今天可以作一个正式的书面回答了：当时我说“三元合一”只是出于行文或表达的惯性，如果严格推敲的话，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既有一元论，也有二元论，但就是没有三元论。我这里大胆地提出三元论，最初的动因无非是贯通三个新兴研究领域，即身体美学、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最终将三者整合为生态美学而使之“合一”。但是，随着我对现代美学的反思和批判的程度日益加深，我越来越相信三元论将是超越现代美学的最佳途径。

自笛卡儿以来，身—心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主流。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身—心二元之中，现代哲学和美学重视的根本不是身体，而是心灵，甚至经常抬高心灵而贬低身体。因此，现代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其实是“心灵一元论”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体美学、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都要批判现代美学：身体美学是为了给身体争取与心灵的平等地位，进而从身体角度重新反思和建构美学；环境美学则从环境的特性这个角度批评现代美学，认为欣赏者只能身处环境之中而不能置身环境之外，因此倡导以“融入”的审美模式替代现代美学的“静观”模式；而生态美学之所以是“生态的”，首要原因是它严格从经典的生态学定义出发，尝试着从“有机体—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来修正现代美学的思路。进而从生态系统生态学出发，将“环境”理解为“生态系统”，将审美活动置于笔者的生态美学“有机体—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这种动态系统之中来理解，最终将“审美活动”改造为具有浓厚生态意味的“审美互动”。至于借助生态学知识、采用生态伦理态度、秉持生态价值准则等，也都是生态美学之所以为“生态的”的根据。这样说来，身—心—境三元论的理论价值不是昭然若揭吗？所以，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近二十年的美学探索历程，那就是“走向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正是为了撰写《美与时代》的这篇文章，才最终促成了我的这个理论构想的明确提出；对于母校这份刊物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

李白有两句描写傍晚景色的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就像下山之后回望那条若隐若现的山间小道，自己走过的路，一下子也成了引人入胜的风景——学术探索的最大乐趣不正在这里吗？！

【注释】

[1]程相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2]程相占：《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