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过程及生态人文主义思想

由于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的、学术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李泽厚所代表的实践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成为在我国影响广泛的主导性美学流派。但随着“后实践美学”在我国的勃兴，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被日益揭示出来，美学多元发展的局面开始在我国形成，而实践美学本身也开始了自我调整，出现了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和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等形态。

正因为客观地存在着上述理论背景，我国学者在建构生态美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考虑它与实践美学的关系，特别是探讨生态美学相对于实践美学的新突破。比如，曾繁仁在2002年就初步讨论了他所倡导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与实践美学的关系，认为实践美学虽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它又的确难以适应当前社会与学术发展的趋势。他试图提出一种既可保留实践美学的有价值的积极成分，又突破其局限而实现真正超越的新美学理论形态，此即生态存在论美学观^[1]。几年后，在解释“生态美学在当代美学学科中的新突破”这个问题时，曾繁仁提出的第一点突破是从传统认识论过渡到唯物实践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主义。他还点名批评了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将其缺陷概括为“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2]。这些学术探讨或许为李泽厚批评生态美学埋下了伏笔。

李泽厚对于生态美学的批判颇有意味。他一方面声称自1989年出版《美学四讲》后，“离开美学领域整三十年，对国内外美学情况，知之极少，不便谈论”；另外一方面又随即批评说：“至于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类生存延续的所谓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所谓超越美学等等，大多乃国外流行国内模仿，较少原创性格，它们都属于‘无人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3]笔者大学时代就开始阅读李泽厚先生的系列著作，一直将他尊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但是，必须坦诚地说，笔者对他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这两部著作一直都持批评态度，最敬佩的只是他的《华夏美学》。偶然看到他2019年初写的“告别兹世”^[4]那几句话，心情颇为复杂：在生活中，我应该如何面对一位“年逼九旬”的老人？在学术上，又应该如何面对他这样的论断？自2001年参加“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以来，我的学术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到了生态美学研究上，应该算是我国生态美学建构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但我还是颇费踌躇：我是否有资格代表生态美学来回应李泽厚先生的批评？要不要作出回应？因为李泽厚先生对于生态美学的批评仅仅是只言片语，没有任何具体的论证和解释，我甚至无法判断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触过他所说的“生态美学”，对之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在批评生态美学之前，已经说他自己对于过去三十年的国内外美学“知之极少”。

斟酌再三，笔者还是决定对于李先生的批评做一点回答。因为笔者相信，一本出版于三十年前的著作如果至今还值得讨论的话，这样的著作肯定是成功的——这无疑是向一位前辈学者表达后学之敬意的最好方式。

一

李泽厚对于生态美学的批评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以生物本身为立场即完全脱离人类生存延续，所以是“无人美学”；第二，是对于国外流行的国内模仿。笔者认为，对于生态美学而言，这两个判断都是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主观臆测，它们表明李先生基本上没有认真接触过国内外生态美学的基本论著。

笔者这里首先来简单地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生态美学发展历程的客观事实，是一切学术讨论和评判的基础。

早在十年前，曾繁仁就曾总结过我国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他将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萌芽期，1987至2000年；第二，发展期，2000至2007年；第三，新的建设时期，2007年以后。在作出这样的划分之后，曾繁仁还依次评述了我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文学三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年）、陈望衡的《环境美学》（2007年）、彭锋《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2005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等^[5]。曾繁仁的这些描述意在表明，生态美学是我国学者独立创造的美学新形态，他还多次暗示或明确指出，生态美学是由中国学者创造的。比如他说，“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到的材料来看，迄今为止未见有国外的学者论述生态美学的专著与专文”；“生态审美观是1994年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审美观”；“生态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6]，等等。这些言论表明的基本事实是，我国学者在建构生态美学最初的二十多年里（1987—2009年），基本上不了解西方是否有生态美学，因此不得不进行独立探索。所以，很多学者当初甚至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这怎么可能是“国外流行国内模仿”呢？^[7]

就2009年以前中国生态美学的特点及其发展策略，曾繁仁的如下一段话概括得最为清楚：

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化之路就是以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倡导一种综合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论”，以中西交流对话为平台，中西会通为途径，建议亦西亦中的生态美学话语，逐步地由不成熟走向成熟。^[8]

这段话正式发表的时间是2010年，此后近十年，中国生态美学继续沿着“中西交流、中西会通”的方向前进，并开始了实质性的中西合作与对话，进而走向世界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初步认可。这个论断背后有着大量的事实作为支撑，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2009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葡萄牙七国与中国香港地区的七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国际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像伯林特、卡尔森、戈比斯特、瑟帕玛等都应邀与会，会后还应邀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进行了正式的学术交流和对话^[9]。

2010年，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千余名学者参与了这次会议。本届美学大会的主题为“美学的多样性”，还设置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专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成为这次大会的六个主题之一，中外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10]。

2012年，山东大学主办“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八个国家与地区的七十余名代表围绕“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意识”“生态美学与生态后现代主义”等六个议题展开了研讨^[11]。

2015年，由国际美学学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BK21 PLUS事业团联合主办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德国、芬兰、日本、韩国等九个国家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近百名代表，围绕着“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等三个议题展开了讨论^[12]。

中国学者还与国际学者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与对话。笔者在2008年主持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生态美学的理论与实践”，特意邀请美国伯林特、戈比斯特、美籍华人王昕浩三位学者组成学术团队，其最终成果以《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为题于2013年出版^[13]。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有两点：一是中美学者合作，二是采取中英对照的方式。该书出版后由四位学者分别赠送给国际上十多个国家的二十多位学者，因而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国际学术界。

2015年，黑龙江大学主办的《求是学刊》组织了“生态美学研究专题（笔谈）”，曾繁仁应邀担任主持人，笔者负责通联，同时发表了伯林特的《西方与东方的环境美学》、卡尔森的《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中的位置》、程相占的《中国生态美学发展方向展望》和曾繁仁的《关于“生态”与“环境”之辩——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一种回顾》等四篇文章。伯林特的文章以理解同情的态度评介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表明西方的环境美学已经接纳了中国的生态美学；卡尔森从他一贯坚持的科学认知主义立场出发，试图将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以知识的形式纳入他的环境美学之中，反映了作者包容的学术态度。曾繁仁在“主持人话语”中指出：“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生态美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正处于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加开放的学术态度和更强烈的创新意识来对待生态美学。”^[14]

过去几年中，笔者与伯林特一直进行着学术讨论。伯林特于2015年发表《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质疑了笔者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路与核心要点^[15]，笔者随后做了正式回应^[16]。2017年，斯洛伐克的一家刊物组织“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美学：阿诺德·伯林特的后康德的交融美学”专题讨论，笔者应邀提交了英语论文，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了伯林特在批判康德美学时所做的贡献及其局限^[17]。伯林特随即又作出正式回应，进一步批评了笔者生态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18]。

中国生态美学正开始走向世界并逐步产生影响。这样的例子不少。比如，2017年，卡尔森在讨论东方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之关系的时候，在笔者讨论二者关系的五种立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第六种立场，即“借鉴中国生态美学以发展西方环境美学”^[19]；2017年，曾军主编的国际学术期刊英文半年刊《批判理论》出版“中国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专号，笔者应邀担任特约编辑^[20]。该刊随即引起了卡尔森的关注，他为《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撰写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词条于2019年4月9日正式出版了最新版，不但在正文中提到了该刊，而且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发表在该刊的曾繁仁、曾永成、程相占三位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论文^[21]。国际美学权威期刊《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2018年秋季卷发表了题为“善、美与绿色：环境保护论与美学”专刊，第一篇文章是卡尔森的长篇论文《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该文第九节专门介绍了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概况并予以充分肯定^[22]，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生态美学已经正式走向国际美学界并获得了正式认可。2019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编的《中韩生态美学论集》，采用中韩双语的方式分别在两国出版。在韩国出版的论文集收录了曾繁仁、谭好哲、程相占、祁海文和胡友峰分别撰写的五篇论文^[23]。

通过上述大量事实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生态美学绝不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国外流行国内模仿”，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独创意识，在完全不了解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开始了创新性发展历程。后来随着对于西方环境美学的逐步了解，我国学者积极地与国际学者展开了对话、交流、合作，并努力将生态美学推向国际学术界，有意识地使之成为国际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生态美学的构建思路是独创，研究方式则有着鲜明的国际化特征。

二

李泽厚先生将中国生态美学判定为“无人美学”，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笔者这里可以明确地说，这个论断完全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生态美学当然重视人，只不过，它所重视的不再是李泽厚美学中的那种人，即那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作为“自然的主人”的人，而是一种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具有“生态自我”的“生态存在”的“生态人”。生态美学对于人的论述，集中体现在其思想原则上，即批判超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人文主义的“生态人文主义”。简言之，生态美学着力彰显人的生态维度，是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三者相统一的新型美学，其核心要义是用生态观来重塑现代人文观和审美观。

笔者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回应李先生的批评而临时作出的辩解，而是重复曾繁仁教授和笔者几年前的一些观点。早在2005年，也就是在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前两年，山东大学就主办了“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较早将生态文明和生态美学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来自英国、芬兰、荷兰、挪威、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18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论文随后以《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为题正式出版，曾繁仁先生为论文集撰写的“前言”指出：“当代生态美学观与文学观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一种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有机统一”。曾先生还特别提出，这次会议的主题词是“走向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结合，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24]。这样的论断来自曾先生本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西方学者曾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出一种生态美学，即“生态的环境美学”；与此不同，曾先生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突出的是“人的存在的生态本性”——人来自自然的生态本源性，人与自然须臾难离的生态环链性，人应该自觉维护生态平衡的生态自觉性。这是从当代深层生态学角度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改造和深化。2013年，曾先生又出版了一本论文集^[25]，笔者随即发表题为《探索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之途》的书评^[26]。这些事实都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生态美学包含一种新型的“人文观”，绝非“无人美学”。

笔者本人则于2013年正式提出，生态人文主义就是“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认为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点：第一是“生物圈整体”，明确了学术界一般所说的“生态整体主义”中的“整体”并非太阳系整体甚至宇宙整体，而主要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存在着生命的地球生物圈这个特定的整体；第二是“人文主义”（humanism，又经常被翻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27]的同时，又强调“以人为本”——提出这种学说最终是为了人类长期的、高质量的生存（不是为了蚂蚁、苍蝇等其他物种）；人类既是生物圈整体的界定者，其生存质量也是衡量这个整体的生态状况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的最终参照系（最终参照系不是熊猫或红树）。^[28]

李先生一直高度重视人，比如，在论述其美学的哲学基础“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时，他明确提出“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基本命题即是人的命运”，于是，“‘人类如何可能’便成为第一课题”^[29]。这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特定环境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李泽厚美学的广泛传播和高度认同。但是，李先生当时所谓的“人”的哲学，其实正是他自己所说的“源自康德以来的人的哲学”，即现代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人。这种意义上的人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上的“主体”，与之对应的世界则是有待人类去认识乃至去征服的“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关系和征服关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人”可以概括为：作为主体的、处于世界对立面的认识者和征服者。李泽厚《美学四讲》特意以注释的方式，引用了自己《批判哲学的批判》中的如下一段论述，足见他对这段话的重视：

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自然为人类所控制改造、征服和利用，成为顺从人的自然，成为人的“非有机的躯体”，人成为掌握控制自然的主人。^[30]

关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宣言，这段话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强烈的，也是李泽厚“人的哲学”及其衍生的实践美学的最强音。在这样的论断之中，人竟然成了“自然的主人”；而所谓的“美的本质”的根据，必然就是“自然的人化”，李泽厚美学由此带上了极其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从生态学、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反生态的错误思想。孕育人类的母体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只能是“自然之子”而永远不可能是“自然的主人”——这种狂妄的观念正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它不但不是“美的根源”，反而是“丑的根源”，即笔者所说的现代“文弊”的思想根源。正是看到了现代人文主义这种极度膨胀的人学思想，生态美学才努力将之改造为尊重生态系统整体价值，重视人的生态存在本性，强调人对各种生态系统之责任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美学致力于从生态人文主义的角度，去考察人类审美活动的特性及其对于地球生态系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着重揭露现代审美观及其引导的审美活动所造成的负面生态影响（即审美暴力）。笔者认为，这才是李先生拒绝生态美学的根本原因。

简言之，生态美学努力用当代生态观来改造现代主体性哲学及其包含的人文主义，努力将之改造为生态人文主义并将之作为生态美学的思想纲领和原则。这集中体现在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导论》之中，其基本思路是综合和调和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是对于传统人文主义的批评改造。曾先生提出，“生态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根据是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生态人文主义“正是新的生态审美观建设的哲学与理论依据”，曾先生甚至将之称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包含了“生态维度”的“更彻底、更全面、更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可将其叫做生态人文主义精神”^[31]。生态美学对于生态人文主义进行了如此突出的强调，怎么能说它是“无人美学”呢？

三

李先生断然说，生态美学“当然为实践美学所拒绝”，这样的论断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比如，徐碧辉早在2005年就曾经发表题为《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的论文，她质疑是否存在“生态美”这一美的形态及其内涵，质疑它与自然美、社会美的关系；与此同时，她还质疑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命题、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独特的研究方法等^[32]。李庆本针锋相对地发表论文《从生态美学看实践美学》，对于徐文的要点一一进行了反驳，指出实践美学虽然强调“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却又将此建立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这显然与生态美学所强调的生态整体论相对立。李庆本还指出，生态整体论并不忽视人的价值，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33]。这样的论断，其实早就揭示了生态美学的“生态人学”精义，李泽厚先生显然对此并不了解。

笔者认为，徐碧辉的批评有着一定的道理，因为那个时候生态美学尚未成型，的确尚未解决她所提出的一系列质疑。但是，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徐碧辉当年所质疑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得到了解决，她紧紧抓住的关键词“生态美”也已经被新型关键词“生态审美”所取代^[34]。

更加重要的是，实践美学在我国是一个颇为庞大的学术谱系，除了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实践美学形态，它们对于生态美学却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乃至支持。比如，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代表人物朱立元先生就曾经认真讨论过“从‘生态美学’到‘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这样的问题，试图揭示生态美学进入中国当代美学视野的学术轨迹，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于当代美学之学术意义，期待“一个严整的生态美学学科体系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学科谱系之中”^[35]。再如，新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张玉能先生提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构想来看，生态问题、生态美学都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方面或维度；实践美学的最终目标——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体，就蕴涵着生态美学的对象、方法和目的^[36]。张先生还提出“生态美学是实践美学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样的论断，以之作为其博士生季芳的专著的“代序”^[37]。这些事实表明，实践美学并不绝对地“拒绝”生态美学，其自身也蕴含着生态维度乃至发生着生态转型。

其实，李泽厚先生本人的美学也未必完全“拒绝”生态美学，而是包含着生态美学的因子。比如，其《美学四讲》在讨论美学的不同类别的时候，首先将美学区分为“哲学美学”“历史美学”与“科学美学”三大类，进而又将“科学美学”区分为“基础美学”和“实用美学”。在“实用美学”的第六类“社会美学”中，就赫然出现了两个术语，一个是“环境保护”，另外一个是“生态平衡”^[38]。这就意味着，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了生态问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超前意识，因为那个时候，我国整个社会的基调和主旋律还是现代化，生态危机在我国还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范围暴发，国家的大政方针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也由现代化明确地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这个转型的意义是巨大的，美学的生态转型也势在必行。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李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并没有继续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并没有将这样的问题作为现实背景来重新反思和构建美学理论，也没有从理论上严肃探讨美学何以能够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以至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全面渗透我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时候，却反而严厉“拒绝”生态美学。这真的有点匪夷所思！但愿李先生能够面对现实，敞开心扉，客观冷静地反思自己美学的贡献与局限，完全不必因其当年影响巨大而故步自封。

小结

实践美学是国内美学领域的巨大存在，中国学者研究美学的时候，几乎无法无视它。正因为这样，国内学者在发展美学的时候，选择的路径要么是对之深化或改造，比如实践存在论美学和新实践美学；要么是对之批判超越，比如超越美学和生命美学。所以，国内有学者从“逃逸”实践美学的角度，依次讨论了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和生态美学对于实践美学的“逃离”^[39]。

就笔者而言，尽管也曾批评过李泽厚的美学，但与国内众多的批评者不同，笔者是从美学观角度切入批评的。笔者认为，李泽厚误解了鲍姆加滕的“审美学”，不当地接受了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中对于鲍姆加滕美学观的失当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美—美感—艺术”三元论美学框架。笔者则在辨析鲍姆加滕美学观本义的基础上，围绕审美学第一关键词“审美”提出了一个新的三元论美学框架^[40]。笔者坚持认为，李泽厚美学的根本失误不仅仅在于他以实践为逻辑起点，而在于他误用并滥用哲学关键词“本体”，采用了失当的美学观，并没有真正吸收和借鉴康德审美理论的精义而把“审美”作为美学关键词，造成了审美、美感、美感经验、审美经验等关键词之间的混乱，急需对之进行一项“审美学正名”的清理工作^[41]。

回顾过去近二十年的学术探索历程，笔者的基本思路是将中国传统生生理念与当代西方生态观念等资源整合起来，参照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环境美学，紧紧围绕“生态审美”这个核心来建构生态美学，所以几乎谈不上对于实践美学的“逃逸”或“逃离”的问题。如果李泽厚先生不如此贬斥生态美学，笔者一般是不愿意参与论争的。李先生的严厉批评促使笔者认真地回顾和反思了自己参与中国生态美学构建的整个历程，特别是反思了生态美学的思想立场或思想原则问题。本文将之明确地界定为“生态人文主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生态美学必须面对如下诘难：作为人类构建出来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美学理论，生态美学如何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去关心所谓的“生态整体”？此前的生态美学对此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述，所以，这是它最容易受到攻击乃至诟病的地方。

本文借回答李泽厚先生“无人美学”之批评的机会，试图比较深入地阐释生态美学的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立场，借此推进生态美学走向完善。简言之，生态美学与实践美学同样重视“人”，甚至比实践美学更加忧患“人的命运”——只不过，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人”，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人，而是包含“生态存在”这一更加根本维度的，必然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的“生态人”；生态美学所关注的“人的命运”也更加具体，那就是如何克服生态危机而健康地可持续生存。这样一来，李先生美学中三十年前就已经提到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将真正从美学角度得以解决。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的“生态美学”，无非就是从美学角度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应和解决。李先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生态美学，对于生态美学的看法是否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注释】

[1]参见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www.chuimin.cn)

[2]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代序”，第1-2页。

[3]李泽厚：《从美感的两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马群林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276页。

[4]同上，“前记”。

[5]曾繁仁：《试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该文作为第一篇文章，收入作者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与此同时，该文又被略加修改，成为作者《生态美学导论》的“导言”，标题为“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1页。这表明，要想了解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6]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97页。

[7]直到2009年前后，我国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介绍和引进西方生态美学，比如，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程相占：《西方有没有生态美学》，载王德胜主编：《问题与转型——多维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美学》，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

[8]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7页。

[9]这次会议的最终成果为，曾繁仁，［美］阿诺德·伯林特主编：《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

[10]参见李修建：《“美学的多样性”：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综述》，《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该文共分六部分，其中，第五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研究”，依次介绍了卡尔森、伯林特、齐藤百合子、吴良镛、程相占、谭好哲、陈望衡、代迅、曾繁仁、薛富兴、李庆本等11位中外学者的会议论文和发言情况。

[11]这次会议成果参见曾繁仁，［美］大卫·格里芬主编：《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与生态美学》（上、下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这次会议成果参见曾繁仁，谭好哲主编：《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3]程相占，［美］阿诺德·伯林特，［美］保罗·戈比斯特，［美］王昕晧：《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中英对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4]参见曾繁仁：《当代文学思潮前言问题探讨》，《求是学刊》2015年第1期。

[15]参见［美］阿诺德·伯林特：《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李素杰译，《东岳论丛》2016年第4期。该文的英文版也已正式发表，具体信息为：Arnold Berleant，“Some Questions for Ecological Aesthetics，”Environmental Philosophy，2016，123-135.

[16]参见程相占：《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

[17]参见Cheng Xiangzhan.“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Berleantian Critique of Kantian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aesthetics，”Espes 6（2017）.该文的中文版参见程相占：《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伯林特对康德美学的批判》，《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18]参见［美］阿诺德·伯林特：《就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关系答程相占教授》，《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

[19]Allen Carls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7（2017），117–139.

[20]Zeng Jun，ed.Critical Theory 2（2017）.

[21]参见Carlson，Alle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19 Edition），Edward N.Zalta（ed.）.

[22]参见Carlson，Alle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thics，and Eco-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76（2018）.

[23]参见신정근，쩡판런 편，《생태미학과 동양철학》，문사철，2019.

[24]曾繁仁主编：《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3页。

[25]曾繁仁：《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探索与对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6]程相占：《探索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之途》，《中华读书报》2014年10月8日第19版。

[27]根据《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典》，人类中心主义包括三方面观念：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

[28]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9]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3页。

[30]同上，第281页。

[31]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4页。该书的索引专门设置了“生态人文主义”（eco-humanism），其相关页码为15，63-65，100，139，186，217-219，279，282，286，378，388，397，458，466，467，471，476，482，足见“生态人文主义”是该书的关键词。

[32]徐碧辉：《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33]李庆本：《从生态美学看实践美学》，《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文中的“人本主义”即“人文主义”。参见本书第五章。

[34]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5]朱立元，栗永清：《从“生态美学”到“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

[36]张玉能：《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7]参见季芳：《从生态实践到生态审美——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8]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2页。

[39]参见封孝伦：《“实践美学”的逃逸者——生命美学与生态美学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该文描述的生态美学理论图景与本文的叙述差异颇大，二者正好可以相互补充。

[40]参见程相占：《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即本书第四章。

[41]笔者将专门撰写《审美学正名——李泽厚〈美学四讲〉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