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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目的

【摘要】:构建生态美学这种学术活动或知识生产活动也不例外。那么,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理论动机是什么呢?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李欣复1994年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直到笔者于2009年发表《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一文的十几年间,我国学者一直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为目标,是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首要特色。

人类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基本区别在于,人类活动一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构建生态美学这种学术活动或知识生产活动也不例外。那么,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理论动机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动机可以概括为如下一句话:摆脱对于西方美学的依附而独立创新。自20世纪初期大规模引进西方美学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美学的主导倾向是引进西方美学,在西方美学理论观点的激发下重构中国美学史。一句话,如果没有西方美学就不会有中国美学,甚至不会有中国美学史研究。对于西方美学的长期依附造成的理论后果就是学术界所讨论过的“失语症”——不模仿西方美学话语就无法言说,其症结正在于我们身为中国学者却没有创造出中国美学话语。因此,所谓的“失语症”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会说自己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可以供我们用于表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问题及其讨论,所反映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学者的学术困境,即创造乏力乃至创造无力——这个问题很容易刺伤中国美学学者的自尊心:尽管我们的美学研究队伍极其庞大,各种各样的项目层出不穷,数量庞大的著述铺天盖地,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反思中国美学对于国际美学的贡献时,我们很难不倍感失落——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向国际美学界贡献的独特关键词是什么?这些关键词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美学共同体的普遍采用?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性的话,那么,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就大打折扣。

“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知耻而后勇”。正是出于对上述境况的回应,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者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积极回应——力争独创。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李欣复1994年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直到笔者于2009年发表《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一文的十几年间,我国学者一直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的“首创”。根据笔者对于西方生态美学的研究,西方早在1972年就正式发表了以“生态美学”为题的论文,也就是说,西方生态美学的诞生时间远远早于中国生态美学。中国学者的“首创论”之所以情有可原,原因在于如下两方面:一是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情况了解不够;二是因为这种说法表明了中国学者强烈的独立创新意识——中国学者的确是在很少借鉴西方生态美学的情况下进行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研究。

即使我们今天对于西方生态美学有了较多的了解[1],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承认,中国生态美学取得了不少独特成果。也就是说,以西方生态美学为参照,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特之处和理论实绩在于如下这几方面——这几方面都有其特定的原因:

1.自觉地联系生态文明来构建生态美学,自觉地将生态美学构建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由于我国从国家大政方针层面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

客观地说,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并把它写进党章作为行动纲领之前,学术界就已经明确地将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比如,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于2005年8月主办了“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曾繁仁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当代生态美学观与文学观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一种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有机统一”。序言还特别提出,这次会议的主题词是“走向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结合,实现人的诗意的栖居”[2]。经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大力倡导,我国的生态美学建设更加自觉地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联系起来了,相关论著不断涌现[3]。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为目标,是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首要特色。

2.自觉地为生态美学构建寻找本体论基础,即“生生本体论”——这是由于生态美学研究者从独特的文化哲学模型出发,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杀生”倾向,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大量“文弊”[4]及其背后隐含的本体论预设,根据当代生态科学与生态哲学提炼出了生态美学的生生本体论。

为生态美学寻找一个哲学本体论,不仅仅因为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更重要的是生态美学理论自身的需要——生态美学作为一种理论思考,需要追问终极问题,诸如世界的根源、价值的本源。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比如“轴心时代”的哲学探索,生态美学对于终极问题的追问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动机:切实回应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所谓生态危机主要是指,地球生态圈孕育生命和适合生命存活的平衡状态,被工业革命以来过度剧烈的人类活动所干扰、所打破,其表征之一就是空前加速的物种灭绝,以及严重危害人类物种健康生存的环境污染。著名史学家汤因比非常宏观地概括了这一过程及其后果:“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期,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他朝着这一目的不断进取。在过去的一万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5](www.chuimin.cn)

汤因比所说的“过去一万年”是指人类文明从萌芽开始直到现在的整体历史。更精确地说,人类消灭其他物种,极大地加速物种灭绝的时段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物种灭绝”不仅仅是其他物种的命运,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它也是人类的命运。由自然力量导致的物种灭绝,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所导致的恐龙灭绝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天灾,但是,由于人类过度的发展所导致的“物种灭绝”则无异于“种族屠杀”,也就是“杀生”。生态美学强烈批判这种杀生活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生”理念。生生理念可以用生态学的话语来解释——地球生态圈孕育了生命并承载着生命,用中国古代哲学话语来解释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6],“生生之谓易”[7]——天地间有一种神秘、神奇的自然力量,正是它化育了万物、养育了万物,它就是中国哲学所推崇的“生生之道”,也就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终极本源,即“本体”。这种本体的全称就是“生生之道本体”,笔者通常将之简称为“生生本体”,并以这种思路和观念为基础而构建了“生生美学”,笔者的生态美学构建就是在“生生美学”框架中进行的,所以可以称为生态美学的“生生本体论立场”,以区别于生态美学的其他学术立场,比如“生态存在论立场”。

3.根据生态科学、深层生态学以及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明确提出人的存在是一种“生态存在”[8],其审美应该是基于其生态存在伦理意识的“生态审美”——这是由于生态美学最终必然是一种关于人的理论,对于人的存在本性的阐明是生态美学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

人是什么?这是包括哲学与美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的永恒主题。早在高扬主体性现代性初步展开的现代时期,康德就曾经尖锐批评过如下观念:通过理性与万物拉开距离,并在理性中建构与世界的关系。康德这样尖刻地嘲讽道:“当我们看到人类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某种厌恶之情;而且尽管在个别人的身上随处都闪烁着智慧,可是我们却发现,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而成的;从而我们始终也弄不明白,对于我们这个如此以优越而自诩的物种,我们自己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种概念。”[9]生态学用无可辩驳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物种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科学技术而高居物种金字塔顶端。但必须看到,人类必须依赖其他物种才能生存,而其他很多物种没有人类则会生存得更好。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在—世—中”结构表明:人无法脱离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世界不是人的认识对象,而是人的生存的母体。西方学者之所以将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联系起来,就是因为它所揭示的生存结构符合生态科学的结论,可以视为生态学的哲学版,或相对于科学的生态学而言称为“哲学的生态学”。无论科学的生态学还是哲学的生态学,都不像物理学那样是价值中立的,而是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导向:人“应该”尊重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生态圈和其他成员,把自己视为生态圈中的普通成员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态存在”不仅仅是一种“事实描述”,而且是一种包含生态伦理意识的“价值判断”——它具有本体论(存在论、实然)与伦理学(价值论、应然)相统一的特点。

4.自觉地提炼具有独创性的美学关键词——这是由于生态美学尽管受到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的重大影响,但它毕竟是“美学”而不是“生态学”,创造生态美学所独有的美学关键词,必然也必须是生态美学构建的枢纽工程。“生态审美”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层面都渗透着审美因素,因此人类这一物种可以被称为“审美物种”。人类的审美意识萌发得很早,审美活动对于其他任何活动都有着重大影响。比如,“审美经济”这个概念就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审美因素,有学者甚至提出,“基于实用的大审美价值链的创造,正成为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经济运行的主动力”[10]。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生态意识觉醒之前,人类的许多审美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反生态倾向”。比如,传统的“风景美学”将优美的自然风景视为美丽的图画,使得“自然美”成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被纳入房地产开发的资本逻辑之中,从而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自然美”概念经常扮演着破坏自然的帮凶这个反面角色。再比如,传统的包装设计美学所追求的审美趣味是“大气”“豪华”“高档”等,这种设计美学促成了极其常见的过度包装现象,在大量浪费自然资源的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是一种更加典型的“反生态审美”。有鉴于此,生态美学将“生态审美”视为关键词,认为人类必须自觉地反思传统审美活动所造成的累累恶果,必须反思并努力克服传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偏好,倡导审美活动必须以生态伦理为基础,坚持审美活动应该符合生态价值准则。一句话,当审美需要与生态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自觉地、坚决地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上面提到四个关键词,即生态文明、生生本体、生态存在、生态审美等,初步构成了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大致轮廓,或者说一个侧面剪影。这些关键词都是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所没有的,因而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创造。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日益增强。面对这种国际化趋势,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只能回应——这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与其他人文学科诸如各种史学相比,美学的国际化程度无疑更高一些。我们必须回答:中国生态美学话语应该如何回应美学的国际化趋势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这里愿意重审如下论断:构建生态美学的学术准则是“全球共同问题,国际通行话语”。这条准则一方面隐含着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另外一方面隐含着建立学术自信的途径和标准:能够从生态美学角度回应全球共同问题,能够采用国际通行话语来著书立说,能够解决国际一流学者尚未解决或尚未意识到的重要学术问题。[11]这个论断其实已经过渡到了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如何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