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生态美学引论:重读中国诗歌

生态美学引论:重读中国诗歌

【摘要】:这个事件说明,从生态意识的角度欣赏濒危物种,其审美体验与传统审美体验有着根本不同。生态智慧C的第六点是北宋理学家程颢。在程颢的观点中,宇宙被认为是一个不断生产、创造和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宇宙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应该享有同样的成长和发展的权利。

理论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它解释现象的效力。因此,本节将把基于生态智慧C的生态美学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也就是将之作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工具以检验其有效性。

第一个例子来自杰出的环境理学学家考利科特(J.Baird Callicott),他在其发表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和亲身体验:

我熟悉北方的一个沼泽,一种濒危的食虫花——猪笼草的存在,将它和附近的其他沼泽区分开来。我至少每个季节去看一次这个沼泽。从园艺标准来看,这种植物本身并不漂亮。它的颜色为深红色,没有秋天的枫叶那么灿烂,在五十英尺高、笔直的落叶松的浓荫下,谦卑地生长在满是水藓的木头上。要到沼泽里去,我必须蹚过满是污泥的壕沟,穿过茂密的桤木丛,夏天的时候还要对抗蚊子、黑蝇和鹿蝇。我的鞋子和裤子都湿了,皮肤也被抓伤、咬伤。这种体验并不是特别愉快,就其本身而言,也不壮观;但是,它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审美上的满足。[54]

考利科特很清楚如下事实:从园艺标准来看,猪笼草并不漂亮;也就是说,根据传统审美偏好,完全不可能从审美上欣赏这种植物。我们知道,园艺是一种传统技艺,以至于形成了“园林植物学”这样的学科门类[55]。园艺中挑选种植的植物,通常都是优美的植物,这就在无形中培养了人们对于植物的审美偏好。正因为这样,考利科特的叙述包含着对于流行审美偏好的明确反思和批判。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考利科特所说的“审美上的满足”——这是一种与通常所说的“审美愉悦”具有本质不同的“满足”,因为蚊叮虫咬总是比较痛苦的感觉,这怎么可能“带来审美上的满足”呢?这个疑惑的答案正是生态审美的秘密之所在,其奥秘在于:作为具有很强生态意识的学者,考利科特忍受蚊叮虫咬的目的是接近“濒危物种”猪笼草——在对于并不美丽的猪笼草的审美欣赏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考利科特的生态意识,这种特殊的“审美愉悦”的本源不再是花草优美的花朵和芬芳的气味,而是它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这个事件说明,从生态意识的角度欣赏濒危物种,其审美体验与传统审美体验有着根本不同。简言之,生态审美体验的形成机制,将是生态美学作为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生态美学能否上升到“美学原理”的高度,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有所作为。[56]

第二个例子是环境美学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艾伦·卡尔森的理论。卡尔森在其《自然与肯定美学》开头宣称:

自然环境只要未经人类改变,它就主要具有肯定性审美特性——所有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根本上、审美上是好的。[57]

这篇文章通过多次重复而特别强调的一句话是:“所有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根本上、审美上是好的。”(All virgin nature is essentially aesthetically good.)该文的这个思想主题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争论,同意者固然不少,但是,质疑者和反对者更多,根本原因在于,卡尔森本人并没有为他的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然而,从生态智慧C的第八个要点——“文弊”的视角来看,这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审美体验就很容易理解了——“原始自然”之所以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它反对“人化”,也就是反对“自然的人化”,是对于导致生态危机的各种“人化”的深刻反思和强烈批判。全球生态危机是“人化自然”造成的最大文弊——相对于地球上那些被人类的人化活动严重污染的区域,卡尔森笔下的那些未被人类影响的自然界,无疑是对文弊的逃脱;对于没有任何文弊的事物的审美欣赏,正是对于现代主体性审美观念的批判和超越。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具有生态意识的欣赏者来说,自然的原始状态是如此珍贵和意义非凡[58]

生态智慧C的第六点是北宋理学家程颢。我们不妨从研读他的诗歌《秋日偶成》开始: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59]

作为北宋新儒学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程颢继承了《易经》的核心观点“天地之大德曰生”。根据这一观点,他在万物中都发现了“生”的精神。他认为,这种创造的天性是仁(humanity),摒除自己和外物的所有差别,将天、地、人合为一体。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他把自己的教育哲学解释为如下原则:“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60]所以,人类和非人类众生之间没有界限,宇宙万物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视为最大的共同体,或生态系统。当一个人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时,就能以平和的方式平等地欣赏每一事物的乐趣。在程颢的观点中,宇宙被认为是一个不断生产、创造和成长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宇宙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应该享有同样的成长和发展的权利。程颢通过引用《易经》中的句子来解释他的哲学观点。他写道: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万物自成其性须得。[61]

在程颢看来,道具有创生的功能,易之道揭示了生生不息的宇宙规律。宇宙之道是“生生”,能够维护“生生”之道就是善,宇宙万物各得其生机而生成。从上述哲学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找出大量具有生态意义的诗歌作品,可以发现很多诗歌作品所要传达的“旨趣”“深趣”“妙趣”正是一种生态审美趣味,比如唐代诗人王维的很多田园诗歌作品。[62]

王维半隐居在终南山下和蓝田辋川的时候,时常出门游玩,陶醉于自然风景的美妙之中。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一文中,他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辋川春中美景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倏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63]

诗人认为,处在道化流行之中的自然美景充满了“深趣”,只有“天机清妙”的人,才能体悟到自然美景中的“深趣”。这种“深趣”大量散见于诗人的其他诗歌作品中,如《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64]再如《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65]在观赏自然事物时,诗人并没有把自然景物看作是不变的、固定的美丽事物,而认为这些自然事物的生成、改变和死亡,都处在各种各样的因缘关系之中,处在道化流行之中。正是通过对这种因缘或造化的观赏,他才完成了一种深度的审美体验,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审美愉悦,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审美体验。

然后,让我们再来分析诗圣杜甫的两首诗:

桃树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www.chuimin.cn)

高秋总喂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

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

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66]

在诗人离开草堂的日子里,桃树乱长,遮住了道路;燕雀和乌鸦随意出入,把这当成了家。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生长在草堂的桃树,是人的私有财产,可随意供人支配;草堂是一个私有领域,他者若要进入这个领域,应该得到主人的许可。但在此处,诗人用“喂”这个字眼来描述桃树对贫人的给予,用“舒”这个字则表现了桃树的自在自得。在诗人眼里,桃树与人同处自然之中,是平等互惠的关系。对于“妄自”进入草堂的燕子和乌鸦,诗人没有表现出反感,反而用“宜”这个字来表示对燕子的欢迎。此外,诗人还用“乳”这个字来修饰“燕”,用“慈”这个字来修饰“鸦”,点出无论是燕子还是乌鸦都像人一样,都是具有生命的存在,都具有繁衍生息的本能。清人杨伦在注解中说:“燕鸦皆堂前所见,二句当言广其爱物之仁,非独桃树也。”又说:“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可作张子《西铭》读,然却无理学气。”[67]可见,诗人的草堂并不是一片绝对私有的领域,而是一个人与物平等共处的领域。在这个半开放的草堂中,诗人秉持仁爱之心,与物相与。

白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

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

入肆银花乱,倾箱雪片虚。

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68]

江中鱼虽然很小,但也是“群分之命”,是自然造化的结果。清人黄生在其《杜诗说》中点评道:“生成,应上分命。尽取则不仁,而讥其非义者,用物撙节之谓义也。”[69]杜甫之所以不忍心看到这些江鱼被捕捞杀害,并非是因为反杀生、忌荤腥,捕食与被捕食毕竟本来就是自然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中的杀害不可避免。在此,诗人只是认为尽取不仁,有伤于义。诗人主张对自然事物的“义”就是“用物撙节”,也就是说在利用自然事物的时候应该懂节制,不应杀戮太过。他尊重这些鱼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自然造化之功,尊重鱼在水中的存活方式——自然生成之道,尊重鱼群繁衍生息的情状——自然生生之德。

当我们重读古典诗歌的时候,会从中发现大量蕴含生态意蕴的作品,但同时也会发现一些赞美自然事物,看似与自然事物“和谐”相处,但实际上有待推敲的作品。比如白居易的《双石》:

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

结从胚浑始,得自洞庭口。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

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

老蛟蟠作足,古剑插为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间有。

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

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

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

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70]

白居易于洛阳履道坊的宅院中,有两片从太湖边带回来的石头。在常人看来,石头既“怪”且“丑”,但白居易却非常喜爱。在《太湖石记》[71]一文中,他向人们解释了欣赏太湖石的妙趣所在:“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要而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衍军凝结偶然成功乎?”白居易透过太湖石的形状、色泽和质地等,来想象太湖里的自然造化神功,这仿佛是鉴赏奇石的高妙之所在。但需要注意的是,诗人在自己的居所中观赏那两片太湖石,只是通过当下物质形式去赞叹过往的自然造化神功。因着造化的神妙,白居易将石尊为“友”——“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但不无荒谬的是,他对太湖石的喜爱,造成了对太湖石的攫取和占有,破坏了其原有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中断了正在进行中的自然造化,太湖石未曾在其自身物性的层面上受到诗人的尊重。此时此刻的太湖石离开了以往的存在环境,其让人着迷的存在特征,也将渐渐在平凡的风雨环境中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