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智慧与中国美学-生态美学引论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命运的头等大事。中华美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华美学孕育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母体之中，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30]苏轼这篇名作并非讨论审美的理论，但是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中华美学精神及其生态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将之概括为“共适”二字：人与人之间固然可以共同欣赏天地之大美，但人也应该让万物各随其时，各得其所，各适其性。

大自然是孕育人类的母体，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明的事实。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却怀疑自然的客观实在性，现代西方社会进而将人类凌驾在自然之上，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来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存在与可持续发展。

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反，生态文明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形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命运的头等大事。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生态思想与生态智慧。中华美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美学孕育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母体之中，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是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对于礼乐的哲学论述，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古人对于理想文明形态的清醒认识，这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7]。在中国古代贤哲看来，理想的文明必须“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也就是顺应天地之道。天地之道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8]：自然节律和谐运转，万物随着自然的和谐节奏而繁衍化育，生生不息。形成这种文明理想的社会基础是农耕文明，表达了前现代时期人们对于自然节律的朴素认识、遵从和敬畏。今天的生态文明固然与古代农耕文明有着根本区别，但同样需要认识自然节律、遵从自然节律和敬畏自然节律，也就是做到“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节”。

中华美学精神就孕育在这种文明理想之中，这首先体现在古人对于理想人格的描述之中。审美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格境界的高低决定了审美活动的境界高低。古人所描述的理想人格特征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9]，也就是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其审美活动通常是王羲之《兰亭序》所说的“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对于天地万物的审美欣赏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愉悦——这就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要点。

在中华美学精神的感召下，中国古人对于自然万物采取了非常节制的态度，正如苏轼《赤壁赋》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万物各有其生存目的和内在价值，它们并非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人类对于它们的态度应该是审美欣赏，也就是苏轼所说的适性娱情：“惟江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30]苏轼这篇名作并非讨论审美的理论，但是非常精彩地表达了中华美学精神及其生态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将之概括为“共适”二字：人与人之间固然可以共同欣赏天地之大美，但人也应该让万物各随其时，各得其所，各适其性。这就是说，“共适”所描述的不仅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是人类与万物之间的合理关系，可以简称为“与物共适”。

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层哲学结构可以概括为“人生天地间”，这明确地表达在号称“群经之首”的《易经》之中：“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31]这个基本结构可以对应于海德格尔的“在—世—中”，但比海氏的存在论现象学基本结构更具体、更直观、更富有审美特性。中国古代贤哲并不空谈抽象意义上的“世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就是有形状、有色彩的“天地”：天圆地方，天玄地黄；所谓的“人生在世”其实就是“人生天地间”：头顶蓝天，脚踏大地。天地间有众多物种共同存在，人类只是其中的一种。与其他物种相比，人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是“有心之器”，因而被人类自己视为“天地之心”^[32]；“心”不仅仅是思维器官，更是道德意识的载体。身在天地间的人与天地并称“三才”。这与其说是抬高了人的地位和价值，不如说是给人赋予更高的使命和更重的责任，即《中庸》所言“参天地之化育”——天地最伟大的功德是化生万物，人的最高使命与责任就是辅助天地化育万物，帮助天地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33]的和谐共生状态。

根据这种哲学观念，中国艺术美学一直明确地将自然放在优先位置，围绕“造化”这个核心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富有生态意蕴的理论思路：

艺术创造的前提是“外师造化”，这首先由唐代画家张璪提出，明代画家王履《重为华山图序》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概括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34]。所谓“外师造化”绝不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模仿自然”，即不是模仿自然事物的外形，而是效仿自然化育万物的方式，把艺术创作过程视为自然化育万物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清代画家邹一桂将自然的创造力和创造性称为“造化生物之机”^[35]，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就是体会和理解这种神奇之“机”。(www.chuimin.cn)

艺术创造的目的是“补造化”或“代山川而言”。唐代诗人李贺有“笔补造化天无功”^[36]之句，认为诗文可以弥补造化的不足，表明创作诗文的目的是“补造化”。清代大画家石涛则明确提出“一画”“可参天地之化育也”，认为画家作画的目的是参与到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之中，用神妙的画笔“代山川而言”^[37]。

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化工”。明代汤临初以“化工”论书法，他在《书指》中提出：“大凡天地间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下自然，不烦凑泊。”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在评论戏曲时指出，无论多么高明的“画工”也不能“夺天地之化工”，原因在于“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因此，“画工虽巧，已落二义”^[38]。也就是说，人工无论多么巧妙，也只能是逊色于化工的“第二义”，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与造物同其妙”^[39]。

艺术作品的最理想境界是“化境”。清代诗论家贺贻孙提出“诗家化境”神妙难测，“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迹相求”^[40]。清代画家郑绩将“入化境”^[41]视为画中杰作的最高水平。

上述各种与“化”相关的文艺美学思想，最终都植根于中国哲学的气化思想，即《易经》所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就是说天地阴阳二气感通交融而化生万物。荀子将之称为“大化”，认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42]。王夫之在评论诗歌时则明确提出“天地之妙，合而成化”^[43]，艺术创造就是天地合而化育万物的具体体现。

简言之，中国艺术美学遵循的哲学原则是老子所说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44]。这里所说的“不敢为”并不是毫无作为，如果没有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艺术品根本无法产生；古人所谓的“不敢为”主要是指不顾事物自然本性的胆大妄为。古代贤哲清醒地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自然本性，如果根据人类的观念将自然人化，必然导致自然的死亡。庄子用“混沌之死”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时常造访浑沌，浑沌总是善待他们，他们便商量如何报答浑沌的恩情。他们看到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所以就好意地给浑沌凿出七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45]。这个悲剧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人化”的错误：把人的观念强加给自然事物，从而导致自然事物因丧失本性而死亡。我国一些当代美学家背离了中华美学精神，甚至提出“自然的人化”这个理论命题来说明“美的根源”。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严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美学精神而将之修改为“自然的自然化”。人的作用应该是“辅万物之自然”，即辅助万物保持其自然本性和自然状态，辅助万物在自然节律中自然生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精神层面的建设主要体现为塑造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我们应该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重构美学，其学术思路是反思和批判现代非生态的或反生态的美学，充分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生态智慧，结合当代生态审美实践而构建生态美学。在我们看来，生态美学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十六字：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这十六字正是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态阐释和当代转化，集中体现了中华美学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生态智慧与中国美学-生态美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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