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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特批判康德美学,引论生态美学

【摘要】:以此为理论背景,伯林特试图通过对康德审美理论的一系列批判来修正现代美学。伯林特批判的焦点是康德著名的“无关切性”观点及其哲学局限性。在伯林特的批判中,康德美学内在地包含着主—客体二元论,并把审美经验仅仅看作是人类主体的感受。与此同时,通过吸收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理论,伯林特进而强调知觉的首要性,并将“美学”看作是对其词源之本义的回归。

从1970年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到2012年出版的《超越艺术美学》,在长达半个世纪里的学术生涯中,伯林特的哲学立场可以概括为: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借鉴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转向主体主义的批评。以此为理论背景,伯林特试图通过对康德审美理论的一系列批判来修正现代美学。伯林特批判的焦点是康德著名的“无关切性”观点及其哲学局限性。在伯林特的批判中,康德美学内在地包含着主—客体二元论,并把审美经验仅仅看作是人类主体的感受。与此相反,伯林特强调审美欣赏的语境特征,它包括欣赏者的积极参与,有时通过明显的身体行动参与,但更多是通过创造性的知觉融入。与此同时,通过吸收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理论,伯林特进而强调知觉的首要性,并将“美学”看作是对其词源之本义的回归。总之,通过强调参与以及融入的重要性,伯林特提出了一个新的美学术语,即“交融”或“审美交融”。简言之,伯林特所使用的三个关键词——参与、融入以及交融[9],几乎意味着同一件事——它们都强调作为主体的欣赏者与作为客体的艺术作品之间的连续性。基于对审美体验性质的理解,伯林特认为,康德的“无关切性”理论导致了鉴赏者与艺术作品的分离。他指出,著名的“无关切性”概念是如下一种“态度”:

一种不考虑进一步的目的特别是实用目的、将客体感知为其自身的态度,要求将客体从其周围环境中分离出来,以便能够自由地、不受任何干扰地静观它。无关切性是以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模式开始出现的,这种模式被称为“审美的”,这种意识有别于更为普遍认可的其他多种模式,如工具性的、认知的、道德的以及宗教的体验。然而,正是在康德的著作中,审美无关切性这个概念才得以确立,在审美理论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位置,就像美学本身被整合到了他的哲学之中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那样。[10]

根据伯林特的理解,“无关切性”或“审美无关切性”不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模式”。无关切性的核心是他所谓的“分离”或“孤立”,所以,这种体验可以称之为“分离的体验”。然而,伯林特又提出,经验主义传统和传统美学在探讨我们的体验的时候,预设了“人和世界之间的分离”并将之强加在我们的体验之上。他认为,“这种将意识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的二元传统”,“在现代思想中无论多么根深蒂固”,都不能被假定为既定的。[11]总之,“分离模式”在艺术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上仍占主导地位,应予以反思和批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林特提出“体验的连续性”作为二元传统的明确替代,强调“以复杂的互惠模式将感知者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宣称,“艺术中的体验的连续性,可以作为其他研究领域探究的模式”[12]

不难看出,伯林特早期的两本著作——《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和《艺术与交融》,都不是“审美理论”而是“艺术哲学”,可以说,这是他研究环境美学的出发点。与音乐文学等艺术作品相比,环境的性质更有利于他批判“现代哲学中的分离传统”,并提出“体验的连续性这种观念”。因为我们更容易看到如下一个普通的事实:当我们进入一个环境时,环境不再是一个“客体”,因为我们身处环境之中并被各种要素包围着。在这种情况下,伯林特所谓的“现代时期普遍存在的二元论”,无法再被我们用来解释“体验之连续性的美学意义”——这应该用诸如“融合和交融”这样的关键词来描述才更为恰当[13]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杜威在伯林特的交融美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伯林特看来,杜威更明确地认识到艺术中的全部有机体融合。他指出,杜威对经验的解释是强调生物学以及进化模式。他引用了杜威关于“活的生物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这一著名命题,来支持他的“感知者与客体之间的交融”这一观点[14]。在此意义上,“交融”可以被看作是“互动”的同义词。在1991年出版的《艺术与交融》一书的“序言”中,我们发现一些句子可以非常清楚地显示伯林特的思想脉络,具体如下:(www.chuimin.cn)

在发展一种对无预谋艺术体验作出反应的理论时,我们面对的是更大的哲学结构,美学传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倾向性和阻碍性的二元论,尤其是被广泛接受为基本真理的主客体二元论。……审美交融对整个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主张的是连续性而非分离,是语境相关性而非客观性,是历史多元性而非确定性,是本体论平等而非优先。[15]

伯林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审美交融理论主要是一种新的艺术理论。那么,如何才能将这一艺术理论应用于艺术之外的事物,比如自然或环境?伯林特在他1991年出版的《艺术与交融》一书中对这种可能性做了如下解释:

尽管书名中提到了艺术,但这本书时常在艺术和自然审美体验之间自由移动,特别是在讨论景观、建筑和环境的时候。这并非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有意地弥合我所认为的另外一个尾随审美理论的误导性区分,因为自然并不脱离人类的出现和行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主体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包括地方和全球)所产生的各种不可避免的普遍影响。无论是在自然还是在艺术中,在塑造体验的过程中,都有对于各种材料的积极转化,而且,交融美学那种概念结构,同样也适应于自然和艺术两个领域。[16]

在伯林特看来,自然、自然界和自然环境是相同的,只有一种美学,即交融美学,它既适用于艺术,也适用于自然。笔者认为,伯林特的上述说法很成问题,因为自然是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然的,这与人类创作的艺术具有根本的不同。我们下面尝试着从中国生态美学的角度,对伯林特的核心思想进行一些批判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