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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吸收环境美学的引论

【摘要】: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与理论成果时,有学者提出“尤以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影响为巨”。[36]笔者同意这个判断,并认为曾繁仁的生态美学代表了现阶段中国生态美学的最高理论成就。[46]简言之,曾繁仁注意到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区别,他的策略是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业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

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状况与理论成果时,有学者提出“尤以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影响为巨”。[36]笔者同意这个判断,并认为曾繁仁的生态美学代表了现阶段中国生态美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奠定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是他于2001年参加“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该文次年正式发表。[37]在随后近10年的学术生涯中,曾繁仁首先吸收后现代哲学家大卫·格里芬(David R.Griffin)的思想而提出“生态存在论”,然后以之作为理论切入点而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稍后又以“生态文明”作为理论导向,[38]在充分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强调二者的区别,从而构建了包括“生态论的存在观”“诗意地栖居”“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等七到九个基本范畴在内的生态美学框架[39]我们下面按照这个理论线索进行概括。

针对法国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解构性的”(destructive)后现代哲学,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等人倡导“建构性的”(constructive)后现代主义(国内一般翻译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早在1988年,格里芬主编了《精神性与社会的后现代视野》一书,格里芬本人撰写了第十章“和平与后现代范式”,其第四节“关系的本质”这样写道:“现代范式的第四个特征是它的‘非生态的存在观’(nonecological view of existence),这一点已经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后果。生态的观念则是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个体都被视为互相‘内在关联的’,每个个体都由它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它向那里的反应而被内在地构成。”[40]这本书于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被修改为《后现代精神》。[41]曾繁仁较多地引用了格里芬主编的这本书,从“生态论的存在观”这个汉语表达式获得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切入点。他非常细致地界定了“狭义的生态美学”与“广义的生态美学”,而他本人赞同后者,认为后者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42]但是,我觉得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如下一段话,更加简明地描述了生态美学的研究思路与理论内涵:“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43](www.chuimin.cn)

曾繁仁就是依据上述生态美学观来吸收西方环境美学的理论成果,进而辨析二者之间的区别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环境美学译丛”的出版。该丛书由美国学者伯林特与中国学者陈望衡共同主编,2006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同时推出,共包括伯林特的《环境美学》与《生活中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瑟帕玛的《环境之美》、卡尔森的《自然与景观》和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的《穿越岩石景观》等五部。这几本书成为中国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曾繁仁认真研究了这些环境美学著作,他于2009年发表的《西方20世纪环境美学述评》一文所依据的就是这几本书。[44]他提出,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发展建设的重要参照与资源,虽然两者在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字意、哲学内涵与传统文化继承上还是有着某些差异,但两者的联合与互补能够促进当代美学的建设发展。[45]曾繁仁从环境美学那里借鉴的主要是环境美学家伯林特的场所理论和参与理论,二者分别成为他的生态美学基本范畴中的第五个范畴“场所意识”和第六个范畴“参与美学”。[46]简言之,曾繁仁注意到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区别,他的策略是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自己业已形成的生态美学,进而“将环境美学纳入其中”。[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