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引论》：挖掘文弊与自然的自然化主题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的“自然的人化”，无非就是将自然改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形态。彻底否定“自然的人化”，就无异于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因此，“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无疑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从思想主题的角度来说，生态美学就是对于人类“文弊”的美学反思，就是对于“自然的自然化”这个理论命题的弘扬。正是因为“文弊”的大量存在并日益严峻，我们才从生态价值观的高度倡导“自然全好”这样的美学命题。

“APEC蓝”的出现表明了至少有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的人化”：第一，本来洁净、碧蓝的天空被人类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污染，导致严重的雾霾天气，这是一种“从自然到人为”的人化过程；第二，通过各种人工措施，艰难地将雾霾天气这种高度人化的天气状况尽可能地恢复到正常天气的自然状态，这是一种“复得返自然”^[26]的人化。所以，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APEC蓝”这种审美现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悖论面前：天气本来就是自然现象，但是由于过度人化而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存，所以，必须通过人为的方式将之重新自然化，即“自然的自然化”。这一简单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雾霾天气频发的环境危机时代，“自然的人化”不是“美的基础”，而是“丑的根源”，真正的“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的自然化”：“复得返自然”。

客观地说，“APEC蓝”出现时，客气的质量也只不过是“良好水平”。这无疑是个比较级，对比的是雾霾笼罩时的空气质量。如果我们放宽一下时间尺度，把对比的参照系改换成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前现代时期，比如上面所提到的洛克的时代，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时候的空气质量绝不仅仅是“良好水平”，那时的天空比“APEC蓝”要蓝很多。前现代时期尽管也有数不胜数的文艺作品描绘到蓝天，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蓝天作为审美对象所激发的情感体验则有着本质差别：当今的蓝天体验是以雾霾为参照的，是以环境危机意识作为思想背景的，简言之，是一种带着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生态审美”；而前现代的蓝天体验则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审美，而不是笔者一直倡导的“生态审美”^[27]。换言之，“生态审美”之所以必要，“自然全好”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当下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应该将这种负面的“人化”现象称为“文弊”。文化是一个总体概念，它无疑把哲学作为自己的一部分而包括在内。但是，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有必要从哲学高度对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反思文化的创造原理，批判已有文化成果的利弊得失，这就是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在笔者看来，“文化”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凡是由人类创造的、超越自然的东西都是文化产品，它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人类的所有文化创造都是以自然为基础的，都必须从自然之中获取能量和资源。所谓的“自然的人化”，无非就是将自然改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形态。因此，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的确就是“自然的人化”的过程。彻底否定“自然的人化”，就无异于完全否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因此，“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无疑有着极大的合理性。

但是，纵观人类文化史特别是20世纪的文化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文化生产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一种奇异的“文化悖论”。这里特别值得辨析的是经常与文化混淆的另外一个概念“文明”。笔者一直认为，人类超越动物而成为人，关键在于人类有着超越动物本能的价值观——动物只按照本能活动，而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特定价值观的制约、指导或引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动物只就其本能的“本然”讲“实然”，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应该”讲“应然”。因此，笔者一般将符合特定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称为“文明”，而将不符合特定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称为“文弊”^[28]；笔者所谓的“文化悖论”就是指“文明”与“文弊”在文化整体之中既并存又相悖的奇异现象。这种文化哲学思路可以简化为如下一个理论模型：

根据这个理论模型^[29]，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环境污染是当今之世最大的“文弊”。我们之所以强调“当今之世”是为了突出人们判断“文明”与“文弊”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时，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往往被赞颂为美妙的音乐与歌曲，高烟囱上翻滚的浓烟甚至被赞颂为美丽的黑牡丹，因为这些都是现代化与“文明”的象征。但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严峻，我们又会将轰鸣的机器声视为噪声污染，将烟囱冒出的浓烟称为空气污染，简言之，不再将它们视为“文明”，而是视为“文弊”。因为今天的价值观不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而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价值观。(www.chuimin.cn)

正是因为人类的价值观已经演化为生态价值观，我们才发现“自然的人化”这个命题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它只强调对自然进行“人化”，而忽视了如下三个重要问题：其一，为何人化？其二，如何人化？其三，人化的限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答案如下：其一，为了创造生态文明；其二，人化自然的原理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赞天地之化育”^[30]，从科学与技术的层面讲就是遵照恢复生态学^[31]原理，这主要适用于那些已经被人类损毁的自然界；其三，人化的限度是自然的可承受^[32]能力。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必须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反思和批判传统的“自然的人化”命题，从生态伦理学与恢复生态学的角度倡导“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倡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作为文明的创造主体，从伦理态度上应该尊重自然，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应该顺应自然，从行为方式上应该保护自然。

“审美”（而不是“美”）是美学理论的内核，因此，“生态审美”就是生态美学的内核与研究对象。从思想主题的角度来说，生态美学就是对于人类“文弊”的美学反思，就是对于“自然的自然化”这个理论命题的弘扬。正是因为“文弊”的大量存在并日益严峻，我们才从生态价值观的高度倡导“自然全好”（亦即“自然全美”）这样的美学命题。没有受到人类改造、污染，处于原初状态的自然，比如纯粹的“蓝天”“绿地”“清水”，从审美上来看都具有肯定性审美价值，都是“美的”“好的”，因为这些自然事物最纯粹、最彻底地摆脱了“文弊”。

中国当代自然美学基于“自然的人化”观念，认为自然事物“美不自美，因人而彰”^[33]；笔者的生态美学与此完全不同。笔者认为，自然事物自身就是美的、好的，正所谓“美者自美”。人作为自然事物的欣赏者而不是改造者（更不是占有者、掠夺者），其作用主要在于展示自然本来就具有的魅力，让自然事物自身如其本然地显现出来，正所谓“因人而显”。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必然也必须是“生态审美”，研究生态审美的美学，应该是一种以“生生”之宇宙力量作为本体论、以“生生之德”作为价值观的美学，也就是“生生美学”^[34]。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可能避免灭绝而得以生生不息。我国所倡导的“美丽中国”^[35]建设有着明确的审美目标——“天蓝、地绿、水净”，这正是生态美学所应该努力的方向。简而言之，生态美学（也就是笔者倡导的生生美学）的核心命题是“自然的自然化”，其理论要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四句话：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

《生态美学引论》：挖掘文弊与自然的自然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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