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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美学:生态美学视角

【摘要】:也就是说,从自然的天气现象到人类的审美现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化?这就是说,审美距离是审美特性得以呈现的前提条件。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如下事实:用词的形式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雾霾天气,这无疑表达了人们对于雾霾的某种程度的“审美关切”——词中的雾霾不再是一种日常天气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审美对象”。简言之,采用诗词的形式来记录、描绘雾霾天气,无疑是我国新兴的一种审美现象。

那么,作为普通天气现象的雾,为什么可以成为审美现象?也就是说,从自然的天气现象到人类的审美现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化?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学的“阿基米德点”,也可以称为美学的“内核”。对于这个问题,最经典的解释是布洛作出的。

美学家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ugh,1880—1934)于1912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长文——《作为艺术要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心理距离”说。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三种距离:实际的空间距离、艺术品中呈现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文章的主旨是论证第四种距离——那种能够产生“审美特性”的距离——布洛特别强调了“审美的”这个修饰语,表明事物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性”,他着重研究的则是在“心理距离”中产生的“审美的特性”。这就是说,审美距离是审美特性得以呈现的前提条件。为了解释“心理距离”的性质与作用,布洛以海上浓雾为例来展开论述。

对于在大海上航行的人来说,海雾往往是焦虑和烦恼的根源,因为浓雾会延误航程、导致危险;但是,布洛指出,“海雾也可能成为强烈风味和乐趣的来源”,关键在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心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浓雾。根据布洛的描述,这种奇妙的转换过程包括如下三个步骤:第一,暂时从海雾体验(比如它的危险和让人讨厌)中超脱出来(abstract from);第二,将注意力指向(direct the attention to)“客观地”构成海雾这种现象的各种特征——海雾如同面纱那样环绕四周,像牛奶那样既透明又不透明,模糊了各种事物的轮廓并将它们扭曲得奇形怪状;第三,观察、注意浓雾笼罩的天空与海水,从中体验各种奇妙的感觉。布洛特别指出,这种转换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就像一束亮光闪过,照亮了那些或许最普通、最常见事物的景象——这种印象是我们有时在某些极端瞬间所体验到的;当此之时,我们的实际关切像电线突然由于电压过高而断开,我们就如同一个极其冷淡的旁观者那样,观察某种即将临头的大灾难的极点。”[8]

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是“实际关切”这个术语。英文“interest”是个多义词,其含义有“兴趣”“利益”等,其反义词“disinterest”则表示“无兴趣”“不关心”等。正是从disinterest这个词语派生出了美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disinterestedness(dis-interest-ed-ness),这个概念通常被翻译为“无利害性”或“无功利性”;但是,如果根据其词根interest及其反义词disinterest,这个美学概念就应该翻译为“无关切性”,它所对应的正是布洛这里所说的“实际关切”——那些乘坐海轮的人所“关心”的、计划好的各种目的与事务;这些人之所以会因为浓雾而产生焦虑,是因为海轮如果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就会耽误他们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不是眼前的浓雾是什么样子,他们心中的现实目的才是他们的“实际关切”。

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之后就会发现,美学理论所说的“审美态度”[9]其实是“审美关切”(aesthetic interest)——与“实际关切”相反的另外一种“关切”——它关切的是事物的感性特征[10]。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审美活动得以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第一步)就是从实际关切转向审美关切。正是有了审美关切,我们的注意力才能够从计划中的事务转移到眼前的景象,才会直接地关注、观察、体会、感受眼前事物的各种感性特征,也就是布洛所说的“审美特性”(aesthetic qualities)——英文中的aesthetic一词既表示“感性的”,又表示“审美的”。任何事物的“感性的”特征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当人们带着“审美关切”来看待它们并且从中感受到某种情感体验的时候,这些特征就转换成了“审美的”特征。

布洛所概括的三个步骤其实就是对于审美体验发生过程(也就是审美活动)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审美体验的构成要素及其基本模式:

人(审美关切→审美注意→审美感知能力)+事物(感性特征)→审美体验[11]

根据上述模式可知,世界上任何具有感性形态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促使这种“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则是人们的“心理转换”:从实际关切转向审美关切,从计划中的事务转向当下事物,从而使得当下事物的“感性特征”在人的审美关切中显现出来而成为“审美特性”,人们也同时从事物的审美特性之中获得了审美体验[12]——而此时的寻常事物也就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对象”。

雾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雾[13],但是,从一般视觉感知上来说,雾霾与普通的雾并没有显著差异,以至于雾霾最初出现的时候,人们误以为那就是通常的烟雾。根据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审美心理学原理可知,雾霾与任何具有感性形态的事物一样,也可以在人们的审美关切中显现出来,从而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审美现象。

文艺作品通常是表达审美关切的典型媒介,雾霾肆虐期间我国出现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沁园春·霾》,全词如下: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14]

这首戏仿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打油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戏仿”之作为数不少,比如出现了郑州版、武汉版的《沁园春·霾》等。这些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戏仿”,是因为很难说它们的艺术水平有多么高,很难说它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如下事实:用词的形式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雾霾天气,这无疑表达了人们对于雾霾的某种程度的“审美关切”——词中的雾霾不再是一种日常天气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审美对象”。简言之,采用诗词的形式来记录、描绘雾霾天气,无疑是我国新兴的一种审美现象。(www.chuimin.cn)

如果说上面所引用的“打油词”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作品的话,那么,下面的一篇回忆性作品无疑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2014年10月12日,凤凰网的“凤凰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它杀死了我的父亲”——那场夺走12000条生命的雾霾》。该文由英国露丝玛丽等人口述,由邓璟整理撰稿,比较详尽地描述了1952年12月5日的伦敦雾霾及其恶果。露丝玛丽是一个学生,她父亲是伦敦公共汽车场的一名管理员,1952年12月6日那天,包括露丝玛丽的父亲在内,大约有500个伦敦人死于雾霾,还有无数人正步行赶往市内各大医院。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视为出色的“雾霾报告文学”,我们不妨摘录如下:

死于这场雾霾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唇部是蓝色的——严重雾霾让他们的心肺加速衰竭,悬浮颗粒和二氧化硫等酸性污染物导致大量炎症,这带来致命一击。实际上,他们死于窒息。

起初,没人知道这场雾霾会夺走如此多的生命,因为很多人死在家中和医院,而不是街头。

不过,有大量人员死亡的迹象开始出现:伦敦的棺材和鲜花被抢购一空。

直至五天后的12月9日,一场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的冷风,吹走了雾霾,这场灾难才算按下暂停键。

克里布做了60年殡葬生意,他说自己一生只有两次中止生意。

一次是1952年这场雾霾,12月5日到9日,短短几天,超过4000个伦敦人直接死于这场雾霾,而根据60年后的最新研究和统计,这场雾霾的死难者,不是4000人,而是至少12000人;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闪电战,空袭伦敦共造成超过30000人死亡。

成千上万伦敦人的生命,换来了四年后,1956年英国议会出台《清洁空气法》,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告别工业化时代的粗放与无序,开始严控严管煤炭能源的使用,从根源上减少雾霾的产生。

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而现实表明,人类会不止一次跨入灾难的同一条河流。[15]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段文字是“雾霾报告文学”的话,那么,就无法不承认如下事实:雾霾可以成为审美现象。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最后附了一组1952年伦敦“杀人之雾”的灾难照片,其标题分别是“1952年伦敦致命大雾期间,英格兰银行门口,警察在指挥交通”“伦敦街头,警察点燃火把照明,指挥交通”“伦敦1952年遭遇雾霾时,从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向外看的情景”等等。特别是最后一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些六十多年前拍摄的老照片,由于时代的久远而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布洛所说的“心理距离”;照片中的景象,包括雾霾、雾霾笼罩下的建筑、行人等等,都因为“心理距离”的“转换”功能而成为今天的“审美对象”。人们在欣赏这些老照片时,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是悲痛、怜悯、哀伤等“否定性”情感——否定性情感所否定的是审美对象的原型,也就是当时残害上万人生命的毒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