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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引论:生态伦理与审美

【摘要】:与传统审美理论不同,生态审美首先强调伦理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生态伦理意识,生态审美就无从谈起。因此,倡导“爱物”的生态伦理学,可以视为生态危机时代对于改善人性素质、提升人性境界的期盼和吁求。笔者这里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学可以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近似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生态人文主义”。

在传统美学理论中,审美与伦理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问题。柏拉图将代表“至善”的神作为“美”在最终本体,孔子提出了“尽善尽美”等著名论题,这表明伦理学与美学、伦理道德意识与审美活动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导致这种关系发生断裂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把人的知、意、情分别对应于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三大批判”为代表的康德批判哲学框架就是这种哲学观念的典型代表。遗憾的是,康德也提出过一句名言“美是德性—善的象征”[5],直接地表达了传统审美与道德的关系。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艺术哲学(艺术理论)受“艺术自律”这一流行观念的主导,某种程度上割裂了艺术与道德的关系。

与传统审美理论不同,生态审美首先强调伦理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没有生态伦理意识,生态审美就无从谈起。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全球生态运动兴起了生态伦理学。它将伦理共同体扩大到生物圈中所有物种及其栖息环境,其核心要义是承认生物圈中的所有物种各有其独立的生存权利和内在价值。这里的核心概念是“生物圈”,《牛津生态学词典》的解释为:“地球环境的一部分;生命有机体生存在这个环境中,它们与这个环境发生互动,从而产生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系统,一个有效的整体星球生态系统。有时,它也被称为‘生态圈’,目的是强调生命成分与非生命成分之间的互相关联。”[6]

生态伦理与传统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伦理共同体的范围和对象不同,其关键问题是:地球生物圈中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物种是否可以作为伦理主体?其深层问题是:除人类之外的物种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答案是肯定的,其论证方式是“逐层扩大的同心圆”模式——西方伦理史的事实显示了这个同心圆不断扩大的过程:古希腊的伦理共同体只是由贵族构成的,妇女和奴隶都被排除在当时伦理共同体之外,他们只不过是贵族的私有财产,没有人格尊严可言,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伦理主体;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奴隶制被废除了,妇女也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那么,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当代,人类是不是应该继续扩大伦理共同体的范围,使之涵盖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利奥波德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的“大地伦理学”就是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之作[7]。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儒家修身“同心圆”模型来说明。《大学》首章提出了“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层层扩大的过程。生态伦理学的内在逻辑其实也是这种层层扩大的过程:伦理关爱的对象从自我(“修身”)扩大到家庭(“齐家”)再扩大到社会(“治国”),最终扩大到天地万物(“平天下”)。基于这种心性修养的模式,张载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王阳明则提出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可以视为生态伦理学的雏形。杜维明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一文中将上述思想概括为“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他指出:“天人合一的观念意味着人类景况中四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自身、社群、自然和上天。”所谓的“新儒家生态转向”本质上意味着四个方面,即自身与社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人类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和谐关系,人心与天道的互动,知性、修身以达到三才同德。[8]

综合上面古今中西的论述可知,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无非是“仁爱之心”的层层扩大,从传统伦理的“人—人”关系扩展到生态伦理的“人—物”关系,在“爱己”“爱人”的同时也“爱物”——关爱地球生命共同体(即生物圈)中的所有生命。生态危机的表征之一是自然资源短缺所造成的资源争夺乃至战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紧张、恶化;生态危机的表征之二是“环境非公正”愈演愈烈,即弱势社会群体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化,遭受到的生态危机更加深重。这说明,生态危机已经导致传统的“人—人”伦理严重恶化,“爱人”已经成为奢谈。既然如此,那么,在这种时代境况中去“爱物”,无疑是对于“人性”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因此,倡导“爱物”的生态伦理学,可以视为生态危机时代对于改善人性素质、提升人性境界的期盼和吁求。考虑到传统伦理意识中早已包含着“惜物”的优良品质,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爱物”也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颗宽广的“仁爱之心”(也可以称为“生态关怀”)——生态与心态之间的关系由此昭然若揭。(www.chuimin.cn)

笔者这里所探讨的生态伦理学可以概括为“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近似于国际学术界所说的“生态人文主义”。现代人文主义批评宗教迷信,在无神论的基本立场上强调理性、经验和人类价值;在当代生态危机的刺激下,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为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过度强调了非人类的物种与环境的独立价值。生态人文主义可以说是二者的折中。关于其基本内涵,菲利普·雷加尔(Philip Regal)的解释值得注意。他说:“如果说关于人类状况的知识是人文主义之要义的话,那么,理解人类所存在的、更大的系统,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生态人文主义’隐含着对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机构之间以及个体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联模式的洞察。”[9]这里所说的“个体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联模式”,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爱物”。

总之,“强调生物圈生态整体的人文主义”的简称即“生态人文主义”,它包括两个基本要点:第一是“生物圈整体”,明确了学术界一般所说的“生态整体主义”中的“整体”并非太阳系整体甚至宇宙整体,而主要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存在着生命的地球生物圈这个特定的整体——这样界定“整体”的内涵并不意味着笔者忽视生态关怀所包含的终极或形而上意义——我们的生态欣赏体验中无疑能够包括“大全”意义上的“宇宙意识”和“宇宙体验”;这里之所以强调“整体”主要指地球生物圈整体,原因在于宇宙整体远远超过了人类目前的认识能力,人类目前根本无法断定宇宙整体作为最大的生态系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第二是“人文主义”(humanism,又译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10]的同时,又强调“以人为本”——提出这种学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长期的、高质量的生存(不是为了其他物种);人类既是生物圈整体的界定者,其生存质量也是衡量这个整体的生态状况是否处于平衡状态的最终参照系。生态人文主义所包含的“爱物”的伦理态度可以简称为生态意识,它是生态欣赏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