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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探讨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

【摘要】:针对肯定美学的这种特点,卡尔森明确指出:“或许这种立场不是简单地被证明为科学美学,而的确是一位学者所说的‘生态美学’。这种立场似乎是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而出现的,而且似乎是根据它而继续成长的。”正因为强调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这种立场的生态美学又被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美国学者林托特2006年发表的《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7]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种立场的理论思路是,将生态学作为科学基础来探讨美学问题。生态学将任何事物都视为生态系统整体中的存在,从而引导欣赏者在欣赏某个单个事物的时候,连带欣赏其生存环境中的其他事物,从而增加了欣赏的范围和宽度。这就意味着,生态学拓宽了审美对象的范围。以丹顶鹤为例,一般的观光式审美只会欣赏丹顶鹤的优美外形,但基于生态学的生态审美,则会连带欣赏丹顶鹤所生活的沼泽,因为那是丹顶鹤的“生境”——没有沼泽,就不可能有丹顶鹤。这样,诸如沼泽、湿地等通常不被欣赏的事物,也在生态学的引导下逐渐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充满神奇魅力的审美场所和审美对象。与此同时,生态学还塑造着人们的知觉,提高人们的知觉能力,改变人们的“精神之眼”(mental eye),让人们带着生态心灵(ecological mind)来欣赏那些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正如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在其“保护美学”中指出的那样,“提升知觉是休闲工程唯一的真正的创造性部分”,“美国休闲资源唯一的真正发展,是美国人感知能力的发展”,“生态科学锻造并改变了精神之眼”[1]

尽管利奥波德没有正式使用“生态美学”这样的术语,但是他的“保护美学”却为生态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确立了生态美学的思想主题是“保护”,确立了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路是立足于生态学。正式提出“生态美学”术语的是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米克,他自觉地沿用了这两点,并且更加明确地借助生态学来展开美学探讨,我们可以将其生态美学的理论要点概括如下:第一,将生态学视为理解实在(reality)的一种强有力的模式,借以协调人文与科学之间的裂缝,从而确立了生态美学研究的“跨学科”原则;第二,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将艺术品类比为生态系统,从而分析了艺术品的过程性、系统性与完整性;第三,借鉴生态学的观念,重视生态系统的最大复杂性与多样性,将最大限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视为生态审美的标准,从而提出了有别于传统善恶标准的新审美标准;第四,关注美学自然观与生态学自然观之间的相似性,发掘艺术与生态学之间的共同基础,从而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冲突;第五,提出了“艺术生态学”(artistic ecology)与“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这样的术语,为构建生态的艺术美学指引了方向。[2]

米克的生态美学直接影响了加拿大学者卡尔森的生态美学。卡尔森并没有直接讨论生态美学,而是在论述其独树一帜的“肯定美学”的时候将之称为“生态美学”,从而构成了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卡尔森看来,那些没有被人类影响过的自然环境,无论按照常规的审美标准是优美的还是丑陋的,都具有肯定性的审美特性(aesthetic qualities)和审美价值。之所以会得出这种颇具革命性意义的结论,是因为在卡尔森看来,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欣赏方式有适当与不当之分;只要欣赏方式是适当的,就一定能够得出“自然全好”(又称“自然全美”)的结论来。按照这种逻辑,卡尔森提出,要达到对于自然的“适当的审美欣赏”,必须借助包括生态学在内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肯定美学与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生态学不但是全面包容的科学,而且强调了诸如统一、和谐与平衡等特性——这些特性正是我们从审美上觉得特别好的特性。针对肯定美学的这种特点,卡尔森明确指出:“或许这种立场不是简单地被证明为科学美学,而的确是一位学者所说的‘生态美学’。这种立场似乎是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而出现的,而且似乎是根据它而继续成长的。”[3]卡尔森这里专门加上了一个注释,引用的对象正是米克,初步显示了米克生态美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www.chuimin.cn)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是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他明确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讨论自然美学。在他看来,美学与伦理学都是规范性模式,二者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美与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审美律令与道德律令之间具有相似之处。他提出,我们生存在地球上,就是生活在家园里;现代美学理论中所说的“无关切”并非“自我关切的”,但自我并非“不具身的”(disembodied);相反,自我是具身的、处于特定场所之中的。在此基础上,罗尔斯顿明确指出:“这就是生态美学,生态学是各种至关重要的关系,在家的自我在其世界之中,我与我居住的景观等同,与我的家园领域等同。这种‘关切’的确引导我去关心其整体、完整与美丽。”[4]众所周知,生态学的本来意义就是“关于家园的学问”。罗尔斯顿这里运用的正是这种比喻意义——将任何有机体的栖息场所都比喻为“家园”;而描述家园的三个关键词“整体”“完整”与“美丽”,正是对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引用。

这种学术取向一直有着较大影响,比如两位美国学者于2001年合编了论文集《森林与景观——将生态学、可持续性与美学联结起来》[5]。该书认为,森林资源管理必须既考虑林木采伐管理计划的各种审美后果,又考虑公众对于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的可持续之感知。该书作者来自加拿大、美国和英国。2007年,保罗·戈比斯特(Paul Gobster)等四位美国学者联合发表了论文《共享的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有什么关系?》[6],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以及生态美学的可能性。正因为强调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这种立场的生态美学又被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美国学者林托特2006年发表的《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7]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简言之,生态学立场的生态美学试图深入发掘生态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试图用生态学观念改造传统的审美趣味、审美偏好、审美理想、审美态度和审美价值,从而使美学成为生态友好型的美学。这种立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生态科学对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具有强烈的科学色彩,与传统美学的区别也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