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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引论:生态学与美学的转换

【摘要】:这是生态学与美学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关联,也是为目前学术界忽略的一点,应该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从当今国际美学前沿领域来看,这一研究模式贯通了环境

除了上述五点外,生态学美学的关联途径还有第六种,也就是在生态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美学研究范式。这是生态学与美学最深层的、最重要的关联,也是为目前学术界忽略的一点,应该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

伯林特是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他对于生态学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适用性有过严肃而深入的思考,甚至讨论过“审美生态学”。比如,他的《审美生态学与城市环境》一文提出,生态学已经从其原来的生物学意义扩大为解释人类及其文化环境关系的概念,这种转变已经形成了另外一场科学革命,其重要性堪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15]然而,颇为令人费解的是,他在批评笔者的这篇文章中似乎放弃了自己早先的观点,不同意用生态学这样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审美现象。

笔者这里提出的观点与伯林特的看法正好相反。众所周知,生态学这个术语的希腊文是Oikologie,它由希腊语“家”(oikos)和“学问”(logos)组成,因此,从字面上来说,生态学就是“关于家的学问”,它所关注的就是生物在其家园中的生活。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生态学本来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首次提出了生态学定义,将之界定为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的科学。这个定义包括如下三个关键词:有机体,环境,关系。我们不妨以野兔为例来理解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要研究野兔,就要把野兔捉住关进实验室,将野兔麻醉后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从而了解野兔的各种生理结构,诸如骨骼、内脏、血液循环,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价值,但是,实验室并非野兔本来的生存环境,手术台上被解剖的野兔并不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因此,通过实验室解剖所得到的野兔知识,对于我们认识野兔非常有限。要想真正地认识野兔的本来生命状态,就必须到野兔的真实生存环境之中,去观察活生生的野兔如何觅食、躲避敌害、繁衍生息等等。这就意味着,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把野兔当作活生生的有机体,研究它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方法,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革命性意义。

研究方法背后隐含的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某一个学科之所以被称为“生态的”,诸如生态人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心理学,等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就是“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各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之所以可以借鉴生态学的研究范式,根本原因在于人这种物种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有机体”,也像其他各种有机体一样,与其生存环境时时刻刻发生着血肉联系,比如,能量与信息交换。正是在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的基础上,芬兰学者贾伟图(Timo Järvilehto)于1998年提出了“有机体—环境系统”(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任何功能性意义上,有机体与环境都是无法分离的,二者只能形成一个一元系统。有机体没有环境就无法存在,而环境只有在与有机体相连的情况下才具有描述属性。我们尽管为了各种实践目的而将有机体与环境分离,但这种常识性的起点却在心理学理论中造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机体与环境的分离根本无法作为科学地探索人类行为的基础。“有机体—环境系统”理论引导我们重新解释很多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避免将精神现象还原为神经活动或生物活动,避免将各种精神功能之间的分离。根据这一理论,心理活动是整个有机体—环境系统的活动,传统心理学概念仅仅描述了这个系统组织的不同方面。因此,心理活动不能与神经系统相分离,但神经系统仅仅是有机体—环境系统的一部分[16]。简言之,在“有机体—环境系统”中研究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区别于传统心理学的“生态心理学”。(www.chuimin.cn)

其实,早在这位芬兰学者之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Jerome Gibson)就深入研究了“生态知觉理论”,其代表作就是出版于1979年的《视知觉的生态立场》[17],其核心要点是:视觉并不始于静态的视网膜阵列,而是始于移动于视觉信息丰富的环境之中的有机体。正因为吉布森既强调知觉者的移动的功能,又强调知觉者与其所处环境的整合,他的生态知觉理论被视为新兴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一个例证[18]。国际美学界对于具身认知理论及其与美学理论的关系了解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笔者曾经从身体美学的角度论述过“身体化的审美活动”,认为它是完整的身体美学图景的第三个层面,传统美学理论中的关键词特别是审美主体、审美体验等,都应该增加一个修饰语“身体化的”[19]。所谓“身体化的”,是三年前笔者对于英文单词embodied的翻译,现在觉得将之翻译为“具身的”更加恰切。

将审美活动与审美体验理解为“具身的审美活动”与“具身的审美体验”,不仅是对于西方现代身心二元论哲学与美学的重大突破,而且也是将美学理论研究导向生态学框架的初步尝试。我们都知道,以笛卡儿与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哲学家,都特别突出心灵的功能与地位,同时贬低身体的功能与价值,甚至将之视为欲望和罪恶的根源。心灵没有广延,不占据任何空间,也不需要直接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所以,很多近现代哲学流派都表现为突出心灵能动性的主体哲学,也就是仅仅关注心灵的一元论哲学。针对这种哲学思路和倾向,20世纪很多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身心关系,严厉地批判了现代心灵哲学的缺陷,深入研究了身体敏锐的感知功能、身体与心灵活动密不可分的关系、身体为人的生存奠基的根本地位,等等,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现象学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突出代表。这就把重视心灵一元的现代哲学改造为身心有机统一的二元论哲学。

在此基础上,笔者这里尝试着参照生态学研究范式而提出“身—心—境”三元合一的新型研究模式,其前提是对人所作的如下界定:人是身体与心灵相连、处于特定环境之中的有机体,也就是身体、心灵、环境三元融为一体的独特物种。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任何人文学科在对人进行研究的时候,都不能忽视“身—心—境”三元中的任何一元。从当今国际美学前沿领域来看,这一研究模式贯通了环境美学、身体美学与生态美学,三种美学最终统一为坚持“人—环境系统”这个基本框架的生态美学[20]。这就意味着,环境美学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除了研究对于各种环境的生态审美欣赏之外,还研究各种生态艺术所表达的生态审美观念——而环境美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于艺术欣赏的批判与排除。这就从研究范围的角度,清晰地区分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异同。伯林特站在自己环境美学的立场上批评生态美学的合法性,其前提应该是辨析二者的异同,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