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肯定美学的这种特点,卡尔森明确指出:“或许这种立场不是简单地被证明为科学美学,而的确是一位学者所说的‘生态美学’。这种立场似乎是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而出现的,而且似乎是根据它而继续成长的。”正因为强调生态学与美学的关联,这种立场的生态美学又被称为“生态友好型美学”,美国学者林托特2006年发表的《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7]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2023-11-17
生态美学毕竟是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美学,那么,它究竟怎样与生态学发生关联呢?换言之,美学与生态学的内在关联究竟何在?笔者认为首先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
第一,生态学对于各种人文学科的最大冲击之处在于,它以科学的方式揭示了严重威胁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如何拯救生态危机成为所有学科都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美学当然也不例外。简言之,生态美学就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整体背景下展开的美学新思考、新探索。如果没有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催生的生态意识,就不可能有生态美学的产生。
第二,生态学提供了大量的生态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的审美体验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我们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比如,一个科学知识丰富的生态学家对于一片风景的审美欣赏,很多地方不同于那些毫无生态知识的一般欣赏者:生态学家能够感受到特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感受到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现那些不为一般欣赏者注意的审美现象。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等,他们都是以生态学家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的,精湛的生态学造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观念、审美体验和审美表达。环境美学家卡尔森特别重视生态学知识在自然审美欣赏活动中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环境美学立场概括为“认知立场”,以区别于伯林特的“交融立场”,从而形成了环境美学领域“双峰并峙”的格局。卡尔森与伯林特之间进行过许多学术争论,伯林特批评笔者追随了卡尔森的“审美认知主义”,其实只不过是二人学术论争的继续。伯林特尽管多处批评康德,但他在这里却坚持了康德对于审美与认识的明确区分,甚至认为审美与认识(其结果即知识)无关。这不仅是对康德的误解,而且是对审美活动实际情况的无视。康德只不过是通过对比审美判断与认知判断(或曰逻辑判断)的差异来说明审美判断的特点,他丝毫没有否定审美与认知的关系;而在我们的实际审美活动中,根本无法排除知识的存在,笔者无法想象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对象,我们如何能够进行审美欣赏。就像卡尔森多次论述过的那样,知识(包括生态学知识)不但为我们“适当的”审美欣赏提供了基础,而且能够增强或丰富我们的审美体验。正因为特别重视生态学知识的重要性,卡尔森甚至认为自己的环境美学可以部分地称为“生态美学”,或曰“环境美学框架中的生态美学”[8]。
第三,生态学改变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催生了生态伦理学(又称环境伦理学),而生态伦理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新型的审美体验。究其实质而言,伦理是对于他者的态度与准则,是对于“我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传统伦理学的“他者”主要指“他人”,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生态伦理学的核心要点是扩展伦理共同体(ethical community)的范围和边界,将“他者”的范围从人扩展到地球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并关怀其健康,从而改变了人类对于人类之外其他事物的态度和准则:从占有与掠夺到尊重与关怀。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审美偏好和对于审美对象的选择,使得那些极少甚至从未出现在现代审美活动之中的对象,诸如荒野、湿地、蚂蟥、麋鹿尸体等,开始成为能够带来丰富审美体验的审美对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两位著名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和考利克特:前者曾经详尽讨论过对于荒野的审美体验,甚至提出过“生态美学”[9];后者则曾经描述自己访问沼泽时被蚊虫叮咬皮肤的经历,认为这种体验尽管不太令人愉悦,但“总是从审美上令人满足”[10]——这是传统审美观念根本无法解释的审美现象。笔者觉得,两位生态伦理学名家所讨论的审美体验,就是受到生态伦理观念根本影响的生态审美体验,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值得我们认真总结[11]。简言之,生态意识、生态知识与生态伦理都会对人们的审美体验发生重要影响,这促使我们从生态视野出发重新思考知识、伦理道德与审美体验三者的关系,是生态美学应该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www.chuimin.cn)
第四,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价值引导欣赏者从生态健康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事物的审美价值,在价值序列中将生态价值置于审美价值之前,从而引发了生态美学对于“审美破坏力”的反思与批判。与动物只根据本能行事不同,人类通常根据价值观而行动。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这些价值观之间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事物的不同价值之间也往往发生冲突。审美体验与价值问题是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同样是生态美学的关键问题。伯林特就此提出了一个严正质疑: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何者优先?他批评笔者赋予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的确是生态系统评价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它们与知觉毫不相干”,所以,他认为笔者“所接受的影响是生态和伦理的价值观,而不是审美的价值观”,“在强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为生态价值原则时,好像已经完全忽略了审美”。
针对伯林特的上述批评,笔者觉得有必要厘清事物的各种价值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事物总是包含各种价值,比如,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提出,自然具有供养生命价值、经济价值、休闲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性格塑造价值、多样性统一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12]。笔者这里想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发生冲突时,二者之中何者应该优先考虑?在缺少生态价值参照的情况下,传统美学毫不犹豫地将优先权赋予了审美价值,似乎审美价值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但是,生态美学研究者发现了审美价值并非天然合理,比如说,森林的游客可能偏爱整洁而希望清除森林中的枯枝与落叶,但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来说,这些枯枝与落叶却至关重要。那么,游客所要面对的尖锐问题就是:坚持自己的审美偏好,还是尊重森林的生态健康并改变自己的审美习惯?这个问题可以借助当前流行的减肥时尚来分析:身体健康与时尚之美,究竟哪个更重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人类不同文明形态中都出现过畸形的审美偏好,比如,中国古代文人对于所谓的“三寸金莲”的偏好,龚自珍《病梅馆记》所尖锐批判的病态审美偏好。生态美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从生态审美的角度,一方面严厉批判忽视生态健康的传统审美偏好,另一方面努力揭示被纳入资本运行逻辑的所谓的“审美价值”的严重破坏力,比如,对于自然美的欣赏所导致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那些所谓的“海景房”“湖景房”与“山景房”,哪一个不是那些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牟利工具?简言之,笔者认为,因为追求审美价值而形成的“审美破坏力”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审美价值必须在生态价值的引导下重新评价。这绝不意味着笔者忽视审美价值,而是意味着深入反思并重新定位审美价值。
第五,生态学的核心关键词“生态系统”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或生存,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必须依赖处于低端的物种,而处于低端的物种则无须依赖处于高端的物种。这个基本事实表明,人类这一自命不凡的物种必须依赖其他所谓的“低级的”物种才能生存,比如,为人类提供蔬菜的各种植物,为人类提供肉食的各种动物,而这些物种却根本不需要人类为之提供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和掠夺,它们能够生存得更好。因此,生态学向人类揭示的基本事实是,所谓的人类的存在或生存,必然是也只能是“生态存在”——依赖生态系统的存在。曾繁仁先生借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而将其生态美学称为“生态存在论美学”[13],关键原因正在于此。笔者这里愿意做更进一步的发挥:如果我们从“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本体”这个歧义丛生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尝试提出“生态本体”这个比“生态存在”更进一步的概念。所谓“生态本体”是指,生态系统是任何生命存在的本源或本根——如果没有正常运行的(也就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生命就根本不可能产生,即使偶然产生了也不可能存在,遑论发展。简言之,笔者这里尝试提出的“生态本体”概念就是构建生态美学的本体论基础,用以取代古今中西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本体论,诸如自然本体论、神学本体论、道德本体论、历史本体论、情感本体论等[14]。这无疑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深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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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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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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