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推脱的测量结果及其预测效应

2023-11-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效标效度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员的道德推脱与其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其反社会行为负相关，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以上道德推脱的测量局限于特定领域，因而缺乏普遍适用性。通过后续研究发现，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预测其之后的罪错行为和暴力行为。研究结果显示，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和Bandura道德推脱问卷一致，均具有8个维度，且信效度良好，此道德推脱问卷适合中国文化情境，为道德推脱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测量基础。

Bandura关于道德推脱的概念以及道德推脱机制八维度的划分均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同，早期有关道德推脱的测量，基本上都是在Bandura（1996）开发的32题项问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并做了进一步的维度和信效度检验。Bandura（1996）开发的道德推脱问卷共32题项，8个推脱机制分别包含4个测项，采用李克特3点评分（非常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以意大利799名10～15岁儿童为调查对象，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后，Pelton和Gound等人（2004）通过对245名单亲母亲家庭美国亚裔的孩子为研究对象，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除去委婉标签的4个测项，问卷仍具有良好的信度（a=0.82）；为了检验问卷的稳定性，Paciello和Fida等人（2008）运用追踪测验的方法对366名青少年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Bandura的道德推脱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其他许多学者都探讨了该问卷的适用性，比如，Kiriakidis（2008）将道德推脱问卷用于152名男性少年犯，Detert（2008）以30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均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随着道德推脱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者开发和修订了多个适用于特定领域（军事、犯罪、体育、组织、教育、青少年行为）的道德推脱问卷，如McAlister（2001，2006），Grussendorf、McAlister、Sandstrom、Udd、Morrison（2002），Barsky、Islam、Zyphur（2006），South、Wood（2006），Aquino、Reed、Thau、Freeman（2007），Boardley、Kavussanu（2007，2008），杨继平、王兴超（2010，2013）等人的道德推脱问卷。

McAlister（2001，2006）为了研究个体对军事行动的支持，将道德推脱问卷应用于军事领域，首先开发了包括8个推脱机制、15测项的单维度结构问卷，并在不同群体中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a=0.85-0.90）。之后，McAlister（2006）又编制了10个测项的问卷，从4个维度（道德辩护、贬低伤害、否认责任、非人性化）探讨了“9·11事件”对个体公民支持军事行动态度的影响；Grussendorf、McAlister、Sandstrom、Udd和Morrison（2002）编制了10测项的战争中抵制道德推脱问卷，并将其适用于不同国家。研究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外，Aquino、Reed、Thau和Freeman（2007）编制了共有4测项的问卷，从2个维度（道德辩护、有利比较）探讨了个体对战争认知和情感中的道德推脱，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在犯罪领域，Hymel、Henderson和Bonanno（2005）编制了共有13测项的青少年欺负行为道德推脱问卷，将其应用于加拿大494名学生，并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问卷为单维度结构且信度良好。South和Wood（2006）编制了17测项的道德推脱问卷，并将其应用于132名成年男性罪犯。研究结果发现，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在组织领域，Barsky、Islam和Zyphur（2006）编制了10测项的道德推脱问卷，研究组织领域的企业员工道德推脱问题。问卷从道德辩护和责任转移2个维度着手，将Bandura的道德推脱问卷拓展到组织研究领域，并对164名大学生和111名MBA学员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此问卷为两维度结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0.82。(www.chuimin.cn)

在体育领域，Boardley和Kavussanu（2007，2008）首先编制了共有32测项的体育运动道德推脱问卷，修订之后将其应用于992名体育运动员，最终形成8题项的问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此问卷为单维度结构。通过效标效度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员的道德推脱与其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其反社会行为负相关，且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李祥红（2013）编制了运动道德推脱量表并进行了信效度检验。量表为8个维度，共包含32个测项。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信效度良好。

以上道德推脱的测量局限于特定领域，因而缺乏普遍适用性。近年来，超越特定领域的多领域测量成为道德推脱测量的研究趋势。如，Caprara、Fida、Vecchione、Tramontano和Barbaranelli（2009）编制了40测项的公民道德推脱问卷，之后又修改为32测项的问卷，将其应用于意大利2395名公民，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为单维度结构且信度良好（a=0.92）。通过后续研究发现，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预测其之后的罪错行为和暴力行为。

随着道德推脱理论的扩展，国外对道德推脱测量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王兴超和杨继平（2010）在Bandura道德推脱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回译策略进行翻译及修订，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和Bandura道德推脱问卷一致，均具有8个维度，且信效度良好，此道德推脱问卷适合中国文化情境，为道德推脱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测量基础。除此以外，潘清泉和周宗奎（2010）开发修订了儿童道德推脱量表。王兴超和杨继平等人（2013）以大学生和员工等为被试，修订了公民道德推脱问卷。研究结果显示，问卷信效度良好，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90以上，且分半信度系数均在0.80以上。近些年，虽然道德推脱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有关道德推脱的测量工具仍基于Bandura的道德推脱理论及其8个推脱机制。

道德推脱的测量结果及其预测效应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