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界研究《淮南子》特点与局限

从十七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学”界对来自于中国的《淮南子》一书,不断给予学术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在以往的历史基础上,日渐得到新的拓展和推进,取得了更为丰富多元的学术成果。从前述简要的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学”发展历程来看,既可较为充分地了解日本学者在这一“中国学”研究领域所获得的可贵成就,同样也能清楚地认识到其研究发展所具有的学术特点及一定的局限。具体而论,有如下五个方面需要着重指出：

第一,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研究已形成自身的学术发展源流,也产生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因此完全可以日本“淮南子学”来审视和对待,将其看作源生于中国的“淮南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的派流分枝。据公元九世纪日本学者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淮南子》一书(二十一卷)作为汉代道家思想的鸿篇巨制,早在唐代便已传入日本。但在十七世纪以前,关于《淮南子》的研究论著,仍然并不多见,主要表现为典籍自身不同的版本流布与传播。从十七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关于《淮南子》文献的考证性著作及思想研究论著,逐渐出现和增多起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之中,此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繁荣,使《淮南子》这一部在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并没占多少优势的思想著作,在异国他乡得到了绵延持久的学术研究发展,形成自身特有的源流脉络,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日本“中国学”界也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如冈本保孝、仓石武四郎、福永光司、平冈祯吉、楠山春树、金谷治、南部英彦、有马卓也、池田知久、谷中信一等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以及如《淮南子》(楠山春树本)、《淮南子考》(仓石武四郎)、《淮南子に現われた気の研究》(平冈祯吉)、《淮南子の政治思想》(有马卓也)、《秦汉思想史研究》(金谷治)、《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池田知久)等日本“淮南子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从《淮南子》研究的世界性视阈来看,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能够形成长达近四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而且始终能产生卓然可为代表的重要学者与论著,日本“中国学”界可谓是独此一家!因此,即使仅从日本“中国学”界研究《淮南子》的历史着眼,便可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其实际已形成别具日本人文学术特色的中国学研究特定领域——“淮南子学”。而日本“中国学”界所拥有的丰富深厚的《淮南子》研究的学术遗产与资源,对此也完全能够发挥出坚实有力的支撑作用。就此意义而言,日本“中国学”界理应被视为世界性的“淮南子学”发展的亚洲重镇之一。

第二,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普遍表现出对文献考证的重视,能对《淮南子》文本思想进行准确深透的理论阐释,但其研究议题的选择与中国学者较为接近,缺少更具启发性的独特学术视阈。日本“中国学”界从十七世纪以来,在《淮南子》研究上就已形成重视文献考证的朴实学风,历代学人所著《淮南子考》或《淮南子注考》等著作甚多,这对二十世纪之后的日本学者产生深远影响,故此“日本学者往往擅长以文献、史料为基础,对专题、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44],如平冈祯吉、福永光司对《淮南子》的“气”论的剖析,马场英雄对《淮南子》“心”“性”的探讨,内山俊彦对《淮南子》中“报应”思想的论述等。但也要指出的是,由于同属于东洋儒家文化圈,所以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研究的选题视角与学术思维,与中国学术界较为相近,其所关注的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议题,在后者的“淮南子学”研究中也时常易于看到,甚至有着更为丰富的学术表现,而无法如欧美汉学界一样,能够让中国学者更直接地感受到异质学术思维的别样冲击,如安乐哲的《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45]、加拿大学者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hen)的《〈淮南子〉及刘安对道德权威的追求》^[46],美国学者普鸣(Michael Puett)的《创造的矛盾：早期中国有关创新与诡计的争辩》^[47],马绛(Major,John S.)、罗浩(Harold Roth)等合著的《〈淮南子〉：汉代早期统治的理论与实践》^[48]等。但得失往往交织在一起,日本学者虽然无法在《淮南子》研究上展现出更为独特而颇具启发性的学术视阈,但其对中国学者较为熟悉的《淮南子》研究议题却往往能表现出更为精深的阐释力度,比欧美学者更能准确把握到《淮南子》一书的思想文化实态及历史特质。不夸张地说,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学”研究的深度方面,确实有其所长之处,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重视。

第三,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总体而言,其多元化的学术内涵仍存在不少薄弱之处,有待于更多的日本学者的积极参与与开拓发展。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上已取得不斐的成就,并且其学术内容涉及文献学与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多元化内涵；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思想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仍然偏重于哲学、政治、学术思想等方面,而对伦理、文学、艺术、科学、文化等思想方面缺少更为广泛深入的关注和探讨,因此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也显得有些单薄。相应而来,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研究也缺乏较为明确的跨学科意识,未能更多地重视和展开边际化的交叉学科选题的探讨。此种研究局限的产生,既与日本“中国学”界主流的研究倾向有关,更与日本“中国学”界从事《淮南子》研究者较少直接相关。因为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来说,《淮南子》一书毕竟并非是最为核心的研究对象,对其学术的重视程度难及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所以能够较长时期的关注和研讨《淮南子》者,总体来看,还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研究者的相对缺少,对日本“中国学”界形成人数更多,也更为稳定的《淮南子》研究群体,事实上产生了现实的瓶颈作用。如若反观而言,日本“中国学”界的这种研究局限,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淮南子学”研究中实则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同样制约着后者的更好发展。

第四,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研究上,同中国学术界一样,都存在跨国性学术交流的主动意识较为缺乏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封闭性,无法赋予自身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以更多的世界性意义,让其在适时的域外传播中发挥出更为积极的学术影响。在长期的《淮南子》研究发展中,日本“中国学”界累积起丰富客观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并不相适应的是,这些成果绝大多数并未能及时有效地进入国际学界的视野,特别是未能得到隔海相望的中国学术界的了解和认知,由此也使其可贵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被充分发掘出来,对世界性的“淮南子学”发展产生更为有力的促进作用。就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见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研究成果,能译为中文传播者仅有金谷治、池田知久、谷中信一、田边尚雄、户川芳郎等少数几人,而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淮南子》研究论著仍付阙如,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论著,因语言条件限制,无缘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知晓。这种研究局限,不论是对日本“中国学”界的国际化发展,还是对中国在内的“淮南子学”的世界性发展,都是亟待于有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的现实问题。而且还要指出的是,日本“中国学”界由于缺乏积极主动的跨国性交流意识,特别是较少举办中、日两国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因此长期以来,也未能与中国学术界就《淮南子》研究展开密切深入的学术沟通,使自身的“淮南子学”发展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得到更为有力的推动。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日本“中国学”界存在的此种问题,同样在其发展中有所反映,因此中、日两国作为世界范围内“淮南子学”研究的重镇所在,理应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同步并举中,逐渐实现《淮南子》研究资源的共享利用,在优势互补中共同推动“淮南子学”更好地走向世界性的发展。

第五,日本“中国学”界对自身《淮南子》研究的学术史总结,仍然缺少应有的自觉意识,未能有力地推动日本“淮南子学”更进一步地活跃发展。日本“中国学”界虽然在《淮南子》研究上有着长期的发展历程,成就斐然,但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却少有对其“淮南子学”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梳理、反思与总结的专题性论著,现有的池田知久所著《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日本の部,1885—1984),也只是以稿本形式存在,并未见到公开出版发行。因此,对日本“中国学”界而言,实际上已到亟须全面总结自身“淮南子学”发展历程及成就的时期,而此种学术史的自我审视与定位,有助于促使日本“中国学”界明确日后的发展方向,推动其“淮南子学”形成更加合理的研究结构,取得更为丰硕多元的学术成果。

综上所论,在亚洲地区,日本是除中国以外,少有的长期关注、重视和研究《淮南子》一书的国家,而且其“中国学”界在“淮南子学”上的卓越成就,从整体到局部,实际上都已成为中国学术界需要认真对待的学术存在,对后者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虽然日本学者对《淮南子》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现实局限,但是总体而言,瑕不掩瑜,其可贵的学术价值更为显著突出。凭借深厚的学术发展成就及底蕴,日本“中国学”界与中国学术界、欧美学界共同成为现今世界意义上的“淮南子学”研究的三大支柱。因此,对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学”发展历程与成就,作为“淮南子学”源生地的中国学术界,理应给予充分的学术肯定和鼓励,期待其在已有的基础上获得更为良好的发展前景。尽管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过程中,“淮南子学”并不具有核心地位及影响,而且与其他人文学术相比,其国际化的学术内涵仍稍显薄弱,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关注和从事《淮南子》研究的各国学者日渐增多,源生于中国的“淮南子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在迎来更为广阔的世界性发展前景。

【注释】

[1]初稿发表于《国际汉学》,2018年。荣获2017年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三项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淮南子学”的学术史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从西汉武帝之后,直至现代,国内外学者以《淮南子》为中心,所展开的各种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除《淮南子》本身的文献、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外,还包括与淮南王刘安、汉代淮南国相关的一切问题,即是：从西汉迄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专门从事《淮南子》与淮南王刘安、汉代淮南国研究的学术领域；狭义则仅指围绕《淮南子》一书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本文主要是后者意义上的研讨。对这一学术史概念的实际运用,可参见笔者所著：《熊十力视界中的〈淮南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63～67页、《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39～46页、《明末清初王船山“淮南子学”研究述评——以〈读通鉴论〉为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90～96页、《回顾、反思与前瞻——两千年“淮南子学史”纲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65～86页。

[3]中、日学界对日本《淮南子》研究的成果著录情况,迄今为止,主要有：陈丽桂主编《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1997—2001、2002—2009),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8年,2003年,2010年；陈广忠主编《淮南子研究书目》,黄山书社,2011年；池田知久编著《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日本の部,1885—1984,稿本)。以上三种著录书籍中,除池田氏的不易为学者所见外,其他两种皆正式出版,但要指出的是,《淮南子研究书目》虽然在蒐集日本学者《淮南子》研究论著上有积极贡献,但其中仍存在瑕疵之处,个别著者姓名、刊物名称与论著页数不尽准确。随着现代“淮南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对日本“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已难以继续停留在论著的简单罗列和著录上,而是迫切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梳理、反思和总结,从中阐明其得失利弊,为其在二十一世纪的更好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言。

[4]吴则虞：《淮南子书录》,载《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315页。

[5]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11～361页。

[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胡适序》,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

[7]国内学界目前虽无系统总结和探讨日本“淮南子学”研究成果的专题论著,但对此议题也偶有涉及者。如：刘韶军在阐述岛邦男的《老子》研究成就时,就论及后者对“《淮南子》时的老子”的学术认识(《日本现代老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511页)；庄庭兰在比较中、日学者的“墨学”研究异同时,对二者关于“《淮南子》与墨学的关系”,也进行了具体讨论,认为：“中国学者主要是通过《淮南子》说明墨家思想在西汉的延续,日本学者则是通过《淮南子》研究墨家对汉代道家的影响”(庄庭兰：《中日墨学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

[8]马场英雄：《〈淮南子〉の“自然”について》,《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998年第32期,第16～26页；田中麻纱已：《〈淮南子〉の“自然”いついて——前汉道家思想の一面》,《集刊东洋学》,1976年第36号；辛贤：《〈淮南子〉の“道”と“事”——その自然法的思维をめぐつて》,《中国文化(研究教育)》,1996年第54期；片仓望：《〈列子〉と〈淮南子〉の“自然”》,《论集》,2004年第11号,第140～159页。

[9]久富木成大：《気の循環と他界の形成——「淮南子」における他界観念について》,《金沢大学教养部论集》(人文科学)第26卷1号,1988年,第196～176页；福永光司：《道家の気论と〈淮南子〉的気》,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平冈祯吉：《淮南子に現われた気の研究》,汉魏文化学会,1961年；《现代ょリた见《淮南子》に现われ气について》,汲古书院,1998年；高田哲太郎：《〈淮南子〉の天人》,《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014年第14号,第1～42页。

[10]平冈祯吉：《淮南子に见えた生命观》,《九州中国学会报》,1955年第1期,第23～38页；马场英雄：《“神·形”と“心·性”の問題について——〈淮南子〉の人間観》,《国学院杂志》,1986年第87卷1号,第100～111页；《淮南子における“精神”“神”“精”の概念について》,《东洋文化》,1985年第55号,第11～45页；森三树三郎：《上古ょソ汉代い至す性命观の展开》,《东洋学丛书》,创文社,1971年；楠山春树：《〈淮南子〉における人间观——祸福论を中心して》,载《道家思想と道教》,1992年,平河出版社,第538～558页；矢田尚子：《〈淮南子〉に见える天界游行表现について——原道篇·览冥篇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报》,2005年第31号,第170～182页。

[11]川津康弘：《〈淮南子〉认识论研究——以把握本质的方法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

[12]有马卓也：《淮南子の政治思想》,汲古书院,1998年；《新语と统治理念——〈淮南子〉とのかかわりを中心に》,《中国哲学论集》,1992年第18期,第1～18页；《〈淮南子〉人间训の位置》,《东方学》,1995年第90集,第16～32页；渡东部一郎、有马卓也：《淮南子の政治思想》,《集刊东洋学》,1998年第80期,第78～84页。

[13]村田近：《〈淮南子〉にみえる治身治国论——原道训と诠言训·泰族训との比较》,《学林》,2002年第35号；谷中信一：《权と变思想——〈淮南子〉氾论训の思想》,载《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5),1978年；南部英彦：《〈淮南子·泰族篇〉の治身治国论とその学问的立场》,《研究论丛》(第1部·第2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2007年第57号,第15～30页；小井理惠：《〈淮南子〉における治身·治国论と世界观——精神を轴として》,《集刊东洋学》,1988年第60号,第1～18页；南部英彦：《〈淮南子·原道篇〉に见える“二皇”の统治の特色》,《研究论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宫本胜：《〈淮南子》主术训の政治思想とその理论构造》,《中国哲学》,1967年第4期。

[14]池田知久：《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5～17页；高田哲太郎：《〈淮南子〉の己：国家簒奪の書》,《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2016年第15号,第1～25页。

[15]铃木喜一：《〈淮南子〉の论法に关する一考察》,《怀德》,1959年第30号。

[16]村田浩：《〈淮南子〉の灾异说》,《中国思想史研究》,1991年第14号,第65～86页。

[17]田中麻纱已：《淮南子の人间观について——原道篇を中心にして》,载《鹤舞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1974年第9号,第179～192页；板野长八：《中国古代いおけす人间观の展开》,岩波书店,1972年,第424～444页；金谷治编：《淮南子——いおける人间观》,创文社,1983年。

[18]池田知久著,刘兴邦译,林树校：《从〈史记〉〈汉书〉看〈淮南子〉的成书年代》(节译),《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34～38页；池田氏此文在日本分别以《〈淮南子〉の成立——〈史记〉と〈汉书〉とによる检讨》《〈淮南子〉の成立——〈史記〉と〈汉书〉の检讨》为题,刊发于《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1980年第28号,第194～174页、《东方学》,1980年第59号,第18～31页。

[19]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20]池田知久：《儒学的国脚化与〈淮南子〉》,载罗安宪主编：《儒学评论》(第10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30页。

[21]齐木哲郎：《汉代道家のパトロン刘安》,《中国思想の流れ》(上),晃洋书房,1996年；金谷治：《老庄的世界——淮南子の思想》,平乐寺书店,1959年；金谷治：《汉初の道家思潮》,《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59年第9号；津田左右吉：《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开》,东洋文库,1927年；楠山春树：《〈淮南王庄子略要·庄子后解〉考》,《フィロソフィア》,1960年第38期,第52～70页；《淮南子よソ见た庄子の成立》,《フィロソフィア》,1961年第41期,第41～68页；沢田喜多男：《〈淮南子〉いおけち道家的倾向と儒家的倾向》,《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24),1950年。(www.chuimin.cn)

[22]岩佐昌暲：《黄老の轮廓——道家学派成立史试论》,《怀德》,1970年第41号；内山俊彦：《汉初黄老思想の考察》(1)(2),《山口大学文学会志》(13～1)、(14～1),1962年、1963年；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论西汉黄老道家的去向——以〈淮南子·道应训〉所引《老子》为中心》,《文史哲》,2016年第3期,第30～42页。

[23]有马卓也：《〈淮南子〉原道训の位置——“因循”思想をめぐって》,《日本中国学会报》,1987年第39号,第42～55页；《〈淮南子〉本经训について——因循思想の分歧点》,《东方宗教》,1991年第77集,第80～95页；《“応時耦化”说の成立に関して——〈淮南子〉氾论训を中心に》,《东方学》,1988年第75辑,第34～48页；《〈淮南子〉览冥·精神两篇について——〈淮南子〉に於ける「循天」思想の位置》,《町田三郎教授退官记念·中国思想史论丛》,1995年；谷中信一：《〈淮南子〉人间训の思想倾向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研究年志》,1981年第25号。

[24]田中麻纱已著,邓红译：《陆贾、道家思想和〈淮南子〉》,《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26～30页；《杂家とレての〈淮南子〉》,《九州中国学会报》,1989年第27号,第75～88页；《〈吕氏春秋〉からの〈淮南子〉の引用》,《〈吕氏春秋〉研究》,1988年第2期；渡边大：《帛书〈缪和〉第二十四章にみえる说话と易の引用について——〈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との比较を中心に》,《中国文化》,2002年第60号,第2～12页；高桥睦美：《〈老子指归〉の思想位置——淮南子との比较を手掛かりに》,《文化》,2008年第71卷第3、4期,第177～197页；田中柚美子：《邹衍の世界观と〈淮南子·地形訓〉》,《东方宗教》,1973年第41期,第17～35页；向井哲夫：《〈淮南子〉と陰陽五行家思想——〈览冥训〉と〈本经训〉を中心に》,《日本中国学会报》,1982年第34集,第31～47页；《淮南子と诸子百家思想》,朋友书店,2002年；《〈淮南子〉と墨家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1979年第31期,第59～73页；田中智幸：《〈文子〉と〈淮南子〉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1986年第11期,第68～88页；西川靖二：《〈文子〉略考》,《东方宗教》,1983年第61号,第49～64页。

[25]宇野茂彦：《〈淮南子〉の総合とその整合管見》,《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1988年第105期,第149～159页。

[26]池田秀三：《汉代の淮南学——刘向与许慎》,《中国思想史研究》,1989年第11集,第1～88页。

[27]南部英彦：《〈淮南子·人间篇〉の处世观とその思想的背景》,《研究论丛》(第1部·第2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2008年第58号,第88～102页；内山俊彦：《汉代の応报思想》,《东京支那学报》,1960年第6号。

[28]谷口洋：《〈淮南子〉の文辞について——漢初における諸学の統合と漢賦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1995年第47期,第17～32页。

[29]户川芳郎：《〈淮南子〉所引诗句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1991年第43集,第45～60页。

[30]田边尚雄著,郑心南译：《〈淮南子〉十二律数之正误》,《学艺杂志》,1992年第3卷第9期,第1～2页；玉木尚之：《〈淮南子〉に見える音乐观》,《东洋古典学研究》,2007年第23号,第29～58页。

[31]薄井俊二：《淮南子地形训の基础的研究》,《中国哲学论集》(秦汉特辑),1984年第10号,第57～77页；《中国古代の地理思想の思想史研究——淮南子地形训と汉书地理志に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1989年第4号,第294～300页。

[32]木村英一：《古钞本淮南子兵略篇就ハて》(上)(下),《支那学》,1940年、1941年第10-2、10-3号；谷中信一著,王海清译：《从〈兵略训〉看齐文化对〈淮南子〉成书的影响》,《管子学刊》,1993年第3期,第41～49页；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373页。

[33]赤塚忠：《刘安》,载《宇野哲人博士米寿纪念论集——中国の思想家》(上),劲草书房,1963年,第247～261页；齐木哲郎：《汉代道家のパトロン——刘安》,载《中国思想の流れ》(上),晃洋书房,1996年,第23～28页；有马卓也：《刘安登仙传说の成立と传播》,《中国研究集刊》,2008年第46号,第1～18页。

[34]友纳义德：《支那古代文化史いおける〈淮南子〉》,《历史教育》,1930年第5期；静慈圆著,刘建英、韩昇译：《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第2版),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256～272页；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淮南子の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1年,第429～593页；池田知久：《淮南子——知识的百科》,讲谈社,1989年；宇野哲人：《支那哲学讲话》,大同馆,1925年,第215～221页；本田济：《淮南子の一面》,《人文研究》,1953年第4卷第8期,第18～42页；户川芳郎著,姜镇庆译：《淮南子》,载《古代中国的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大久保庄太郎：《淮南子の周边》,《羽衣学院短期大学纪要》,1972年第8号,第23～29页。

[35]冈阪猛雄：《淮南子における“言”の意识》,《内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学论文集》,1964年,第31～44页。

[36]松田稔：《〈山海經〉の比较的研究》,笠间书院,2006年；《〈淮南子〉の昆仑、西王母と〈山海经〉》,《东洋文化》,2001年第86期；黄明月：《记纪神话の冒头と神生み段に见える水について——中国神话との比较を通じて》,《人间·环境学》,2006年第15卷。

[37]加藤阿幸：《从阴阳五行看汉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池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40～45页。

[38]津田左右吉：《吕氏春秋及び淮南子》,载《道家の思想と其の展开》,岩波书店,1939年,第80～102页；平山久雄著：《高诱注〈淮南子〉〈吕氏春秋〉的“急气言”与“缓气言”》,曲翰章译,《古代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第39～44页。

[39]杉田正树：《语言的秘密——以〈淮南子〉为线索》,载卞崇道主编：《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沈阳出版社,1997年,第316～325页。

[40]柳濑喜代志：《〈淮南子〉所出“东海孝妇”话をめぐてつ》,《中国诗文论丛》,1993年第12期。

[41]那波利贞：《淮南子いえた见金目い就ハて》,《支那学》,1922年第3卷第8号,第42～63页。

[42]蜂屋邦夫：《淮南子に见える水の思想》,《季刊河川レビユー》,2009年第38卷第1号,第55～61页。

[43]楠山春树：《淮南中篇と淮南万毕》,载《道家思想と道教》,平河出版社,1992年,第252～269页。

[44]戴黍：《国外的〈淮南子〉研究》,《哲学动态》,2003年第4期,第44～47页。

[45][美]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滕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6]Vankeerberghen,Griet：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47]Puett,Michael： 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8]Major,John S.,Sarah Queen,Andrew Meyer and Harold Roth：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in Early Ha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