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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探讨道治天下的思想史推

【摘要】:日本“中国学”界最早对《淮南子》一书的关注,表现在文献的研究与传播方面。新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文献研究仍在继续发展,成果主要有上坂氏彰会史料出版部出版的《淮南子笺释》。

日本“中国学”界最早对《淮南子》一书的关注,表现在文献的研究与传播方面。

较早者有十七世纪鹈饲信之点《淮南鸿烈集解训点》(京都前川权兵卫刊本,1664年)。

十八世纪,则有根逊志《手校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1764年,据明代叶近山本)、恩田维舟《淮南指迷》(抄本,1790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恩田氏另有《淮南子考》二卷,1790年,《著述集览》著录)、澁井孝德《淮南子考》(1786年,《著述集览》著录)、久保爱《淮南子注考》(十二卷,1795年,吴则虞《淮南子书录》著录[4])、宇野东山《标注淮南鸿烈集解》(二十一卷,河内屋茂兵卫刊本,日本宽正十年,1798年)、宇野成之等校《改正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京都额田胜兵卫额田正三郎同刊本,1798年)、作者佚名的《标注改正淮南鸿烈》(二十一卷,浪华书林刊本,1798年)、猪饲彦博《淮南子校正》(一卷,1798年,吴则虞《淮南子书录》著录)。

十九世纪前期,有萩原万世《淮南子考》(1811年,《著述集览》著录)、田园雄《淮南子考》(1826年,《著述集览》著录)、诸葛晃《淮南子音义》(一卷,1844年,《著述集览》著录)、《淮南鸿烈解摘注》(一卷,1844年,《著述集览》著录)、《增注淮南子》(二十一卷,1844年,《著述集览》著录);后期,则有铃木弘《淮南子考》(一卷,1870年,《著述集览》著录),而日本学者冈本保孝在这一时期的《淮南子》文献研究上有着突出成绩,著有《淮南子纂评》(抄本,187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内含《淮南子重言重意考》)、《校淮南子》(1878年,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汉籍目录》著录)、《淮南子音读出典考》(抄本,187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书;此外,还有藤川贞《淮南鸿烈解考证》(1869年,《著述集览》著录),以及作者佚名的《淮南子讲义》(1892年,《枝那文学全书》著录,东京,博文馆)。

进入二十世纪,日本“中国学”界在《淮南子》文献研究方面愈益深入发展,也相应取得了更多的成绩:①在版本源流上,有仓石武四郎《淮南子考》(原名《〈淮南子〉の历史》,《支那学》3卷,5、6号,1923年2、8月,江侠庵译,收入其所编《先秦经籍考》[5]);②在考证校释上,有岛田翰《淮南鸿烈解旧书考》《淮南出典考》(均收入1904年《古文旧书考》,东京,民友社,1950年;岛田氏另有《北宋刊本〈淮南子顾广圻校勘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印)、竹添光鸿《淮南子笺释》(二十一卷,1917年,吴则虞《淮南子书录》著录;竹添氏另有《增注淮南子》一书,日本《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永井袭《淮南子考》(二卷,1918年,吴则虞《淮南子书录》著录)、长沢规矩也《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解·淮南子笺释》(汲谷书院,和刻本诸子大成8,1976年);③在音韵探讨上,有橘纯信《高诱〈淮南子〉的音韵分析》(沼尻正隆先生古稀纪念事业会编,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④在辑录译注上,有田冈佐代治《和译淮南子》(一卷,收入《和译汉文丛书》,东京,玄黄社,1910年)、田冈岭云《和译淮南子》(东京,玄黄社,1911年)、服部宇之吉《淮南子》(收入《有朋堂汉文丛书》,东京,有朋堂,1911年;服部氏另有《校订眉评淮南子》,1914年)、菊池三九郎《淮南子国字解》(收入《汉籍国字解全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3年)、菊地晚香《淮南子》(《汉籍国字解全书》第43—44卷,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7年)、后藤朝太郎《国译淮南子》(《国译汉文大成·经子史部》第11卷,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11卷,1920年)、小野机太郎译注的《淮南子》(《现代语译支那哲学丛书》刊行会,1925年6月)、岩垂宪德辑《淮南子抄》(东京,帝国书院,1933年)、户川芳郎、本山英雄、泽谷昭次等编著《淮南子》(《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东京,平凡社,1974年)、楠山春树《淮南子》(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新释汉文大系》第1卷,东京,明治书屋,1980年);⑤在书目索引上,有铃木隆一编《淮南子索引》(手稿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4年)、池田知久《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日本の部,1885—1984年,稿本)。(www.chuimin.cn)

新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文献研究仍在继续发展,成果主要有上坂氏彰会史料出版部出版的《淮南子笺释》(理想日本,リつリソト,第76卷,2002年4月)。

此外,在日本“中国学”界《淮南子》文献研究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提,但著述时间不详的著作,如:罔木况离《淮南子疏证附补遗》(一卷)、澁井太保《淮南子考》(二卷)、井太室《淮南子考》(二卷)、永保筑水《淮南子注考》(二卷)、永川星渚《淮南子考》(二卷)、荻原大麓《淮南子考》、恩田蕙楼《淮南子考》(二卷)、园山酉山《淮南子考》等。

从上述可知,日本“中国学”界从十七世纪至今,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累积了《淮南子》文献研究方面的丰富成果,尤其是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广泛涉及《淮南子》文献研究的各个方面,为《淮南子》一书在日本的流布、传播与研究提供了现代性的重要的便利条件。作为一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长久被“排斥”“忽略”“沉埋不显”的“绝代奇书”[6],《淮南子》能在异国他乡得到如此的关注和重视,并历时长久地形成自身的学术发展源流,这不能不说是件幸事!对现今中国“淮南子学”的研究发展而言,以更为认真和深切的态度,关注、梳理、总结与借鉴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文献研究成果,[7]这对中国“淮南子学”的世界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义,是一件亟待中、日双方学者都予以重视和开拓的学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