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研究：道治天下的价值及局限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现代“淮南子学史”上,萧公权对《淮南子》研究作出的“学术范式”意义的促进和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对后世学者要更有影响力。在萧公权《淮南子》研究中,虽然学术成就是主要的方面,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也需指出,因主客观条件的历史制约,萧公权对《淮南子》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实际上,萧公权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淮南子》思想的实际情形。

民国时期的学者中,从事《淮南子》思想研究者并不多,取得较大成就者更少,而萧公权作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关涉《淮南子》的专节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这一时期《淮南子》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水平,对民国时期“淮南子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对此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萧公权的《淮南子》研究既具有可贵价值的方面,也存在着主客观条件限制下的难以避免的局限之处,因此只有对此两方面都有所理性认识和评析,才能较为全面地阐明和总结萧公权《淮南子》研究的学术成就,积极借鉴其所长,更好地促进现今“淮南子学”的良好发展。

由学术价值而论,萧公权的《淮南子》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其要有三：

1.对《淮南子》汉代黄老道家性质的思想定位与阐论

如前所述,在民国时期学者中,萧公权虽不是强调《淮南子》汉代黄老特质的唯一者,但却可称之为最有代表性者。萧公权不仅从战国秦汉魏晋时期道家思想演变中审思《淮南子》的黄老思想内涵、性质及精神,而且从后者的产生背景、思想实际着眼,揭示和把握其内在的黄老特质。因而,萧公权对《淮南子》黄老属性的界定,其学理性严谨深入,立论也坚实有力。

2.对《淮南子》在汉代思想史乃至于道家思想史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有所积极肯定

民国时期的学者中,低估贬评《淮南子》者不乏其人。但萧公权身为政治学领域的大家,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叙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偶有论评,亦意在辨明其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抑扬,臆断得失”^[37],正是秉持此种科学的研究态度,萧公权才能不同于一般学者,对《淮南子》在汉代思想上的“‘道家’正统”地位明确肯定,并强调后者是战国秦汉时期黄老思想“最重要之代表”,即便是在汉代道家中也“断应推为大宗”,可与董仲舒在汉代儒学史上的地位等量齐观。萧公权这种对《淮南子》历史价值及地位的突出肯定,对改变一般学者轻视和贬低《淮南子》的学术认知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民国时期《淮南子》研究的深入发展。(www.chuimin.cn)

3.对民国时期“淮南子学”研究范式的探索形成有所积极促进

关于《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探讨,是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现代学术的研究范式意义上来说,也能较充分地体现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特点。在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发展中,萧公权这种中国化政治学立场的研究范式,不同于胡适的哲学研究范式,也比杨幼炯、陶希圣等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探索更有专业深度,也更趋于自觉成熟。在现代“淮南子学史”上,萧公权对《淮南子》研究作出的“学术范式”意义的促进和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对后世学者要更有影响力。特别是萧公权在《淮南子》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基于“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而力求“融和东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38],达到贯通中西古今学识的学术志趣,是民国以来“淮南子学”研究中极为可贵的方法论资源,理应受到现今《淮南子》研究者的重新审思和深入鉴取。

在萧公权《淮南子》研究中,虽然学术成就是主要的方面,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也需指出,因主客观条件的历史制约,萧公权对《淮南子》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突出者如：对淮南王刘安在武帝时期所谓的“谋反”事件,萧公权囿于司马迁、班固等人正史的观点,认为实有其事,无可质疑,并且进而将这种“谋反说”引申到《淮南子》著述意图上,主张“刘安著书之用意亦在颠覆时君”。萧公权这种认识既没有突破《淮南子》研究的传统观点,也无法更深入地看到刘安为“刘氏”王朝的长治久安而立言著书的积极一面,因而对《淮南子》著述意图的诠释失之于偏狭。再如：萧公权虽然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重视《淮南子》的历史价值,并给予积极的评价,但对后者实际的思想内涵及特殊的价值意义,仍缺少更有深度的剖析理解,而只是在简要论述《淮南子》“治术”的基础上,认为其“毫无新义,无待赘述”^[39]。实际上,萧公权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淮南子》思想的实际情形。作为“兼采众说”的汉代黄老杰作,《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是“融旧出新,别阐新义”的,力图“以道一以贯之而消除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冲突而采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消化吸收而成为自己之体系而成一家之言也”^[40],绝非是对先秦儒、法诸家思想要素的简单重复。还如：萧公权尽管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着力探讨,但由于实际篇幅所限,萧公权在实际阐述中明显偏重于《淮南子》黄老无为“治术”的方面,而对黄老“治道”的政治哲学内涵所论不够,难以更深透地揭示出《淮南子》“道治”思想的丰富意涵,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此外,萧公权论述《淮南子》思想性质,也有出现“黄老”“杂家”两说前后相矛盾、游移不定的地方,一面主张《淮南子》为汉代道家之“正统”,但另一面又说：“《淮南子》之思想,属于‘杂家’,略似《吕氏春秋》之体例,非纯粹道家也。”^[41]对《淮南子》政治思想中的人性论、君臣论、风俗论、法治论、因循论、圣人论、治世论等重要内容,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也缺少更为深细全面的论说。

以上这些研究不足,有的是由于萧公权自身学术认识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是《淮南子》思想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萧公权著书篇幅有限的客观制约。而且必须要看到的是,《淮南子》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的学术影响远无法与先秦诸子相较,因此实际篇幅也只能是等而下之。对《淮南子》这样一部“以道家为主,集先秦、秦汉之际思想大成的巨著”^[42],萧公权仅能以一小节的篇幅来研探诠释,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择要而论,难以进行更加全面充分的思想阐释和学术总结。

简而论之,在民国时期“淮南子学”研究中,萧公权取得的成就远大于其不足,所给予以后学者的学术启示也远大于一时之见。对其研究成就,理应进行充分肯定,而对其研究中的局限,我们也不应苛求前贤。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淮南子学史”上,萧公权已是见解精到、卓有贡献的代表者之一。

淮南子思想研究：道治天下的价值及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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