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的范式特点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其“淮南子学”研究恰处于秦汉迄宋元之间的“因袭时期”。萧公权这种通史视野的政治思想史认识,让其较同时期的“淮南子学”研究者更具优势,在“大思想史”的俯瞰中能更好地揭示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质、内在特点及历史影响。也正是对这种政治社会大势、思想大势的充分考量,萧公权方才对《淮南子》思想的汉

萧公权早年虽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学位,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出版后也曾受到欧美学界的肯定和赞扬,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拘泥西方政治学的治学局限,相反却能始终坚持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逻辑出发,对其中的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切实的学术研探和阐释,努力“在西方唯我独尊的一元论述中,建构出自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使得政治思想史不再是一元的西方论述”^[27]。这种治学特点在萧公权的“淮南子学”研究中也得到有力体现。尽管对《淮南子》的研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并不很突出,但是从中却能较充分地反映出萧公权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化政治学的范式特点,显示其坚实深厚的政治学专业素养,宽广通透的思想史视野,以及灵活精当的研究方法。实际而言,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通史意识及视野

萧公权所作《中国政治思想史》本为通史性质的论著,其内容“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28],是民国时期少有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杰作。在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他受西方历史学的影响,也试图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以通史视野作出“分划时代”的认识,从而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实际内涵、特点与规律。也因此,萧公权将西周至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总体上区分为创造、因袭、转变、成熟四大阶段。而其“淮南子学”研究恰处于秦汉迄宋元之间的“因袭时期”。

对《淮南子》政治思想史的研讨,萧公权并没有局限于西汉一代,而是始终坚持《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整体性的通史视野,对前者进行宏观背景审视下的思想史阐析,发掘其所具有的“大思想史”的历史特点。对此最为突出者,即在于萧公权对《淮南子》汉代黄老特质所进行的论述。萧公权从一开始就将《淮南子》的历史产生放入秦汉魏晋思想演变的长时段中来观照,认为其深刻反映着秦汉政治思想“由乐观而转入悲观”^[29]的时代特征,处于中国道家思想从先秦“为我”之老庄至秦汉“治世”之黄老、再至魏晋复归“为我”之玄学的重大历史转变过程中。正是出于这种较为宏观的思想史视野,萧公权对《淮南子》在先秦以来道家思想谱系中的独特地位及影响形成准确深刻的学术认知,明确指出后者是“独重黄老”^[30]的汉代道家之“大宗”。

应该说,萧公权对《淮南子》为汉代黄老的政治思想史论断,是其宽广的通史意识作用下的产物,这也让其能从秦汉思想重“因袭”的总体特征出发去审视《淮南子》实际的理论内涵,破除表象化的“杂家”认识,抓住其之所以为“黄老”的历史关键。萧公权这种通史视野的政治思想史认识,让其较同时期的“淮南子学”研究者更具优势,在“大思想史”的俯瞰中能更好地揭示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质、内在特点及历史影响。

2.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考镜源流的学术思维

萧公权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探讨,不仅受其强烈的通史意识的作用,而且也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出清代乾嘉学术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深刻影响,十分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萧公权对班固提出《淮南子》为“杂家”的认识,从汉代思想史的演变发展着眼,深入辨析,寻溯阐明“杂家”的实际含义,指出：“杂家之杂,殆含二义。一为一流之中门户互殊,二为一书之中众说兼采”^[31],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汉初“道家”包括“变先秦老庄宗旨之‘黄老’”和“变先秦老庄内容之‘道家’”两派,而《淮南子》即是前者“最重要之代表”。而且,萧公权还对《淮南子》在内的汉代黄老思想的历史流变着重剖论,揭示其在秦汉魏晋时期兴盛衰歇的具体过程与因由,明确其作为“两汉政治思想之主潮”^[32]之一的重要地位。萧公权这种重视思想发展变化源流的学术思维,使其对《淮南子》思想性质及内容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入丰富的学理蕴涵,也更能显示其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所具有的本土化的传统学术意识及精神。

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比较的方法(www.chuimin.cn)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较为频繁地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这在其关于《淮南子》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对《淮南子》的汉代黄老特质,萧公权一方面将其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相比较,揭示二者在继承“为我”之老庄道家思想上的不同,认为《淮南子》“独重黄老而与吕氏相殊”,要比前者更倾向于黄老“治世”的现实政治立场。但萧公权也认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一样都是“兼采众说”的思想论著,而且在战国秦汉时期黄老思想的发展中,“《吕氏春秋》开其端,《淮南鸿烈》承其流”^[33],二者均可被视为司马谈所言之黄老“道家”的“最重要之代表”。在萧公权看来,此二者的著述意图同样具有相似性,“吕书之政治意义为立新王以反秦”,是“反秦之书”,而“刘安著书之用意亦在颠覆时君”,都是为著者的“谋反”意图服务的特殊的思想论著。

另一方面,萧公权也将《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相提并论,以董仲舒代表的汉代儒家政治思想为参照,揭示前者根本不同于“宗儒者”的地方。对此二者在政治思想上的相近之处,萧公权有所提及,但并没有深入论述。在民国以来的“淮南子学”研究中,萧公权是较早对《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展开深入比较研讨者,其关于二者道家思想内涵的异同性,以及在战国秦汉道家思想史上实际地位的认识,对此后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推进之功。

4.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社会情境分析的方法

在《淮南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萧公权不仅重视学理源流层面的探讨,而且比较侧重于从特定的政治社会情境着眼,对《淮南子》代表的汉代黄老思想展开深入阐析,解读其变化发展的内在历史原因。萧公权对西汉一代黄老思想的勃兴、鼎盛、衰落、隐微的历史过程,结合汉初、惠文景、昭宣及其后的政治发展现实,作出简要的思想剖析,以此阐明汉代黄老“由养生改为治世,复由临民以返于为我者”的政治动因与社会环境。在萧公权看来,汉代黄老之所以能成为“两汉政治思想之主潮”,一时之间发挥出、展现出强劲的历史辐射力,这与“秦汉时代环境之影响”^[34]密切不分,故而对其认识和把握,也必须从特定的政治社会情境入手,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实质,作出深透精当的解读和阐释。也正是对这种政治社会大势、思想大势的充分考量,萧公权方才对《淮南子》思想的汉代黄老内涵及特征作出自己明确的学术论断。需要指出的是,萧公权对《淮南子》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实践展开中,这种政治社会情境分析的方法还处于初步运用的过程中,仍然缺少特定的思想史方法论内涵与界定,有着自身未能克服的局限性。

5.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化政治学立场及阐释

萧公权对《淮南子》思想的探讨,整体上归属于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畴,是其探索中国化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组成内容,从中也体现其作为现代中国学者所具有的本土化的学术旨趣。由于具备政治学的专业背景,萧公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同于胡适、陶希圣、卢锡烝等人,而是始终表现出专业化的政治学立场与视野,强调“采取政治学之观点”来审视“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萧公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初衷,也在于反驳和矫正西方政治学界“辄轻视中国政治思想”的错误看法,系统论证“中国不特自由其政治思想,且其思想亦具有不可否认之价值。其异于欧美者不在价值之高低,而在性质至殊别”^[35]的学术观点。出于这种学术意图,萧公权坚持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就史家及学者严格之客观立场论”,深入发掘中国政治思想的“不容轻视之本身价值”^[36],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向世界,也促使西方学者认识和正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从此意义上来说,萧公权对《淮南子》在内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体现出极为自觉的政治学立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超脱早年从业于西方政治学的背景限制,努力开辟中国化政治学研究范式及发展道路的学术志愿。毋庸置疑,萧公权这种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化政治学立场,使其赋予《淮南子》在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种特殊而宏大的学术意蕴,从中也初步展露出现代中国学者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本土化、东方化的学术范式。

概言之,萧公权对《淮南子》的探讨并非一般思想史意义上的研究,而是现代政治学视野下的学术产物,尤其是受到其中国化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的深刻作用。尽管这种研究范式在萧公权那里也仍处于探索形成之中,但却成为其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进而深层影响其研探《淮南子》的学术实践。

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史论的范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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