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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道治天下的思想史论

【摘要】:萧公权对这一《淮南子》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阐述《淮南子》为“道家之正统”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其看来,《淮南子》思想宗旨的根本内涵及性质,一言以概之,即是“治世之黄老”。而由此形成的《淮南子》为汉代“治世之黄老”的基本认识,也从总体上成为萧公权解读《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关键视角与核心观点,对其“淮南子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产生重大影响。

淮南子》的思想宗旨是什么?萧公权对这一《淮南子》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阐述《淮南子》为“道家之正统”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萧公权虽然主张《淮南子》在思想上是“道家”,而不是“杂家”,但也明确指出《淮南子》作为汉代道家,与先秦老庄已产生重大的差异,表现出强烈的“治世”意图与倾向,与西汉王朝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有着尤为密切的时代结合。在其看来,《淮南子》思想宗旨的根本内涵及性质,一言以概之,即是“治世之黄老”。如若具体而论,则可以从思想取向、基本内涵及政治精神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萧公权认为《淮南子》政治思想着眼于人类政治社会之源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肯定君主产生的现实性,并以“帝王南面之术,又为当务之急”,因此“论治术以无为自然为本,与黄老相契”[15],其根本的汉代黄老思想取向异常鲜明。对《淮南子》何以形成黄老思想取向的缘由,萧公权也提出初步认识,着重从秦汉之际政治社会的变动形势来探讨。在其看来,“汉代黄老所以由养生改为治世,复由临民以返于为我者,其根本原因仍当于历史背景求之”[16],故此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汉代黄老在西汉前期的历史发展中,可说是应运而生,对时弊的解决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能发挥出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萧公权还从汉初儒学的发展情况对此反向论述,指出因汉初“天下穷困,达于极点”,“故鲁两儒生不肯附和叔孙通以兴礼乐,文帝不纳贾谊之言以改制度,可谓深合时代之需要”[17]。可见,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及根本取向,萧公权的学术认识并非仅是着眼于思想本身,而是尤能注重知“世”论书,对前者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进行更为深入准确的阐释和把握。而由此形成的《淮南子》为汉代“治世之黄老”的基本认识,也从总体上成为萧公权解读《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关键视角与核心观点,对其“淮南子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基于对《淮南子》汉代黄老思想立场及取向的认识,萧公权简要阐述了前者的政治思想内涵。一方面,萧公权结合《淮南子》的道论、人性论、君主论的相关内容,揭示“其宗旨则治世之黄老”,另一方面又着重从“治术”的视角出发,对《淮南子》“与黄老相契”的理论表现有所阐释,尤其是无为清静的治国之道。萧公权认为,《淮南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是对“专制政府之高压统治政策”的“在所摒弃”[18],也即是说,后者的政治理念是道家化的开明君主专制政治,是与强势有为的功利主义政治相对的治国理念。萧公权进而强调“无为乃治术之大纲”[19],是最能反映《淮南子》道家思想特质的要义所在。但萧公权也认为《淮南子》政治思想在“论用人”“论明法”“论行化”“论足食”等方面,大多因袭先秦法家儒家之说,“此皆毫无新义”[20],表现出对后者思想价值一定的学术低评的态度和认识。除此而外,萧公权也注意到淮南王刘安董仲舒在政治思想上存在历史的关联性,都“杂采五行阴阳以与老庄之自然主义调和”[21],只是二者内在的思想“门户”不同而已。萧公权此种认识别具只眼,既看到了《淮南子》对汉代思想的杂家化特征的充分体现,也意识到《淮南子》对董仲舒代表的汉代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可惜的是,萧公权仅止于此,未能进一步展开详细论说。(www.chuimin.cn)

三是由于《淮南子》在思想取向、基本内涵上都显示出鲜明的汉代黄老特点,始终“以黄老为中心”[22],因此在萧公权看来,《淮南子》所体现出的政治精神,毋庸置疑,就是汉初以来“欲用清静无为之治术,以救六国嬴秦之烦苛”,志在“安定天下”的黄老治国精神。萧公权认为,《淮南子》作为汉代重要的论政之作,在思想内涵上之所以能“颇采他家,以应时变”[23],为西汉统治阶层提供一套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究其根本,就在于其秉持的是积极“用世”的汉代黄老精神。而这也是促使《淮南子》虽和先秦之老庄有“渊源”关系,但最终“宗旨与之有异”的内在缘由。萧公权认为,强烈的“用世”精神,不仅让《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勇于“兼采众说”,善于轻重取舍,而且使其始终坚持“以黄老为依归”,成为汉代黄老政治思想的“现存最重要之代表”之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