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献研究的源远流长不同,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中。就伦理思想看,南部英彦、内山俊彦等分别对《淮南子》的处世观、“报应”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30]就地理思想看,薄井俊二对《淮南子·地形》中地理学思想有所关注和研究。......
2023-11-16
曾国藩不仅对《淮南子》其书有着深入的研读和体悟,而且对淮南王刘安也有着深刻认识。曾国藩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一生始终以经、史为读书之要,而其中《史记》《汉书》是其平生不同时期和阶段都反复阅读和温习的基本典籍,因此二书中关于淮南王刘安的内容自然不会为曾氏所陌生。从曾国藩日记的记载来看,《淮南王安传》有四次为其所直接提及。
第一次是在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曾国藩正值三十一岁,自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后,开始其在北京的官宦生涯。五月中,曾国藩对《汉书》展开温习,先后阅读了书中的各部分传记,到十二日时,除《淮南济北衡山王传》[23]外,还先后圈阅《樊郦滕灌》《傅靳周传》《张周赵任申屠嘉传》《三郦陆朱刘叔孙传》《蒯伍江息夫传》和《万石卫直周张传》等,共包括《汉书》中的六卷内容,从卷四十一到卷四十六。
第二次是在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曾国藩此时四十九岁,在江西抚州大营,忙于对太平军的战事。在三月中,曾国藩对《史记》进行温习。二十九日“中饭后习字二纸,温《淮南衡山传》”,夜晚“灯后,温《货殖传》数页”。[24]
第三次是在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已有五十九岁,正处于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在六月内又对《汉书》进行温习,逐步翻阅书中的传记。在六月二十七日时,曾国藩重读《淮南厉王传》,随后在二十八日,又阅《淮南王安传》,其后还翻看《衡山王济北贞王传》。[25]
第四次是在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六十一岁之际,对《资治通鉴》《史记》和《日知录》等书进行温习,前一年是曾氏处理天津教案时期,后一年曾氏即逝去。二十一日早饭后,曾国藩翻阅《通鉴》,“夜温《史记》《淮南衡山王传》毕,温《循吏传》《汲郑传》。三更睡”[26]。
以上四次对《史记》《汉书》中《淮南王安传》的温读,贯穿曾国藩的青年、中年和晚年时期,道光年间一次,咸丰年间一次,而同治年间则有两次。实际上,曾国藩一生视《史记》《汉书》为必读的史书要籍,对二书有着多次研读,只是在其日记中明确提及《淮南王安传》处仅有四次。这种对《淮南王安传》的反复翻阅,使曾国藩熟知淮南王刘安的史事原委,进而影响到其对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子》的认识和评价。(www.chuimin.cn)
曾国藩在选编《经史百家杂钞》和《鸣原堂论文》时,都将淮南王刘安所写《谏伐闽越书》收入其内,看作汉代“奏议”的文学代表之一,兼重其思想性和文学性。尤其在《鸣原堂论文》中,曾国藩指出:
淮南王安收养文士,著《淮南子》,亦犹吕不韦好客养士,著《吕览》一书也。此篇盖亦八公辈所为,陈义甚高,擒辞居要,无《淮南子》冗蔓之弊,而精警之处相似。班史以载入《严助传》中,与主父偃、徐乐、严安、贾捐之诸篇并列,以见务广穷兵之害,均为有国者所当深鉴。后世如苏子瞻《张代方平谏用兵书》亦可与此篇放轨并驾。[27]
曾国藩在这里由《谏伐闽越书》,而论及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子》,其中所言之意主要有三:一则关系淮南王刘安史事,强调其人与战国后期秦相吕不韦相似,都具有浓厚的“好客养士”之风,而其所撰论著,也均是门下宾客的群体著述结果。曾国藩还认为,《谏伐闽越书》是淮南王刘安对汉武帝“务广穷兵”的进谏之言,“陈义甚高,擒辞居要”,不论思想,抑或文辞,优长都很突出,在政治上富有借鉴意义;二则关系《谏伐闽越书》的作者及影响,曾国藩这里认为是“八公辈所为”,换言之,是淮南王刘安借助于门下宾客之手而作,对文章起到核心作用的并非淮南王自身。而且,曾国藩对该文的历史影响也作出积极评价,将其与北宋时期苏东坡的《张代方平谏用兵书》相提并论;三则关系对《淮南子》的评价,曾国藩少见地直接论议《淮南子》一书,认为后者在著述上利弊俱存,优点是思想文字有“精警之处”,不足是也有“冗蔓之弊”。曾国藩作为晚晴时期著名的古文家,精于为文之道,其对《淮南子》文辞的这种批评,有其一定的道理,值得重视。
总的来看,虽然曾国藩生平并未过多直接论及淮南王刘安,但对后者毫不陌生,而是有着深入的历史认识。曾氏也没有过多置喙刘安在汉代的政治起伏,只是着重关注后者及其宾客的思想著述,并对《谏伐闽越书》与《淮南子》持积极的态度,从文学与思想上,都有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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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作为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熊十力对《淮南子》的学派认识,主要持“杂家”说,但也指出后者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家因素较多。以上两次熊十力对《淮南子》的“杂家”界定,都处于民国时期,且均在抗战之际。熊氏这两次对《淮南子》的学派定位,既体现其所秉持的“杂家”认识,又突显出其对《淮南子》学术价值的贬低态度。在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中,熊十力对《淮南子》的“杂家”认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23-11-16
首先,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清代乾嘉朴学的时代特色,坚持重实证、贵考据的文献校理的研究方式。可见,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是以“洁”为美,这成为其审视《淮南子》文辞的重要标准。最后,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身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体现出儒家化、政治化的历史特点。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和评议对此就有着充分反映。......
2023-11-16
萧公权着重从思想特点出发,指出《淮南子》是“一书之中众说兼采”的“杂家”,其实质是具有杂家化特点的汉代黄老,而这种杂家化倾向既表现在思想内涵上,也反映在著述体例上。换言之,在萧公权看来,“黄老”是《淮南子》的思想根本,“杂家”则是具体的理论表现形式。......
2023-11-16
在其看来,这不仅是《淮南子》思想的学派归依所在,而且也是其在秦汉道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地位的充分体现。在司马谈、班固对《淮南子》思想性质的两种不同视角的认识中,作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很显然,萧公权更倾向于前者的看法,认为《淮南子》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内涵及精神。三是对《淮南子》反映秦汉道家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论特质有所揭示。......
2023-11-16
[48]二则《淮南子》在《人间》中论李斯时,所提及禹、契、后稷之语,直接溯源于孟子。《淮南子》论及李斯时,对“尚贤”思想的重视,除主要受儒家熏染外,也受到黄老、墨家的一定影响。尤需指出,《淮南子》论李斯,在充分表现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的基础上,还进而有所发展和丰富,提出自己别具新意的“阴德”论和“治乱”说。......
2023-11-16
一方面,《淮南子》具有关切社会个体的学习心理的自觉意识,尤为强调“心”在学习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由此可见,“体道”而成圣,这实际上就成为《淮南子》道家化“为己之学”的根本目的。......
2023-11-16
第一,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读通鉴论》这部史学著作中,而此书在传统史学中归属于“史评类”文献,因此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也就相应表现出史论化的言说特点。......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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