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清代乾嘉朴学的时代特色,坚持重实证、贵考据的文献校理的研究方式。可见,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是以“洁”为美,这成为其审视《淮南子》文辞的重要标准。最后,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身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体现出儒家化、政治化的历史特点。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和评议对此就有着充分反映。......
2023-11-16
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曾国藩对《淮南子》主要进行文献校理式的研读,但曾氏对《淮南子》一书并非仅止于学术的探讨,而是在其生平的政治生涯中,对后者有着深切的精神体悟,并给予一定的思想解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淮南子》作为传统道家的重要论著,与老、庄一样,实际上成为曾国藩内心精神得以慰藉寄托的重要载体,共同对其发挥出“以道补儒,儒道兼济”的思想影响。
从《曾国藩日记》着眼,对《淮南子》展开深入通读,曾国藩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四月至十二月间进行,其中尤以十二月为集中,不仅读完全书,而且对有的篇章如《俶真训》《精神训》《主术训》等,还多次反复阅读:
(咸丰十年四月廿一日)早,出城,巡视营墙。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三次。旋阅《后汉书·方术传》。小睡。阅《淮南子·俶真训》。[9]
(咸丰十年九月初二日)中饭后批鲍震禀。见客六次,阅《淮南子·地形训》。[10]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夜,倦甚,读书不能终卷。因读《淮南子·精神训》,至“大禹竭力以劳万民”句,若有所感。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中饭后核摺稿二件,至二更毕……阅《淮南子·主术训》。睡至四更三点即醒。[11]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旋阅《淮南子·氾论训》。夜,倦甚,看书不能入。阅诸子中,惟《老》、《庄》、《荀子》、《孙子》自成一家之言,余皆不免于剽袭。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中饭后再清理文件,围棋一局,阅《淮南子》。夜,又阅《淮南子·精神训》,若有所会。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尚斋围棋一局。阅《淮南子》,用朱笔画段。阅《览冥训》、《时则训》、《精神训》、《本经训》,至傍夕始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早,清理文件,饭后与尚斋围棋一局。旋阅《淮南子》《道应训》《氾论训》。中饭后,阅《诠言训》,至初更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早饭后清理文件。旋阅《淮南子·兵略训》。午后阅《说山训》……夜,阅《说林训》。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日)中饭后围棋一局,与树堂鬯谈,阅《淮南子·人间训》,傍夕毕。夜阅《泰族训》,未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一日)早饭后围棋一局。旋清理文件,阅《淮南子·泰族训》。中饭后写大字数纸,阅《修务训》。夜阅《要略》,二更毕。读《修务训》中“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若有所会。《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与《荀子》相近,大底理之足以见极者,百家未尝不相合也。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二日)早饭后围棋一局。旋清理文件,阅《淮南子·主术训》……中饭后,又围棋一局。阅《主术训》,至夜始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三日)申刻阅《淮南子·缪称训》。夜阅《齐俗训》,未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夜,文武贺春者纷纷。阅《淮南子·齐俗训》,至二更毕。岁除春至,营中有吹笛等乐,一概不进。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八日)早饭后围棋一局。旋清理文件,核该信稿十餘件,阅《淮南子·原道训》……夜阅《淮南·俶真训》,未毕。(www.chuimin.cn)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九日)夜阅《淮南·俶真训》,言有道之士亦需遇时,为之增感。又阅《天文训》,未毕。
(咸丰十年十二月卅日)中饭后围棋一局,见客尤多,树堂来鬯谈。阅《淮南子》《地形训》《天文训》,粗圈一过,至是日完毕。[12]
通过上述的研读过程,曾国藩对《淮南子》的思想内容逐步熟悉和掌握,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势,有所思考和体悟。尤需指出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正是曾国藩与太平军进行激烈对抗和持久作战的时期,四月之时,清廷下谕言道:“江浙安危,在于呼吸”[13],督促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加紧“分剿”安徽境内的太平军。五月,曾国藩进驻祁门,而此后不久,太平军开始第二次西征,以驰援安庆,与清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又进逼北京城,咸丰帝出逃,清廷形势内外危急。十月至十二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在祁门展开艰苦作战,一度形势不利,曾氏甚至都写下遗嘱,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其曾言:“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宁失守时,险难数倍。”[14]。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友人吴竹如的信中回忆道:“弟自移驻祁门,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15]。而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也恰好是在其一生之中最为危险紧张的时期进行。由此,《淮南子》对这一期间的曾国藩而言,实际有着不同一般的思想意义。
曾国藩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载自己通读《淮南子》的过程,而且还留下一些具有其个性色彩的体悟之言:
1.有所感于大禹之圣劳万民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九日的夜晚,曾氏读《淮南子·精神训》时,对其中所言“大禹竭力以劳万民”,“若有所感”。实际上,《精神训》云:“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视物亦细矣”[16],其本意在于强调为人君者能以“治身”为要,重在精神修养,而非迷恋世俗权势,以此追求理想的生命境界。可见,《淮南子》原是体现出“无以为也”,“轻天下之具”的道家生命哲学。曾国藩并没有着眼于此,而是借用“禹”之所言“竭力而劳万民”,发抒自己长期辛劳于军政之间的感慨。但是也需看到,《精神训》所反映出道家的“重精神、贵超脱”的生命理念,对曾国藩还是有着内在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其郁结低沉的政治苦闷,这也是曾氏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接连再次翻阅《精神训》的根本原因,而且其自言:“若有所会”,此一“会”字,意味无穷。
2.有所思于诸子之作多剽袭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读《淮南子·氾论训》后,夜有所思,其云:“阅诸子中,惟《老》、《庄》、《荀子》、《孙子》自成一家之言,余皆不免于剽袭。”言外之意,《淮南子》作为汉代“子学”的重要论著之一,若论思想的原创性,也无法与前举四书相比,同属“剽袭”的范畴。曾国藩此语,是出于对《氾论训》中所论“百家”的思想反应,后者提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17],极力主张:“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因时变而制宜适也”,[18]对先秦“百家”之学表现出不拘一格,务实变通的政治态度。曾国藩由“百家”而思及诸子之学的内容构成,认为其中能完全思想原创,“自成一家之言”者少,多数者都有对前人思想的深入承袭。曾国藩这种看法,事实上合乎于《淮南子》对“汉以前的古代文化”进行“最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19]的思想实际。曾国藩所说的“剽袭”,此处与其说是有意贬低其他诸子,毋宁说只是想着重指出先秦诸子中普遍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思想现象,因为《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先秦“子学”要籍均在其内。
3.有所触于有道之士需遇时
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九日,曾国藩再次翻阅《淮南·俶真训》,这次与前次不同,曾氏在日记中写道:“言有道之士亦需遇时,为之增感”。《俶真训》云: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当此之时,峣山崩,三川涸,飞鸟铩翼,走兽挤脚。当此之时,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兽走丛薄之中,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20]
《淮南子》对“至德治世”与“夏桀、殷纣”之世的这种比较,很显然,使曾国藩联想到同、咸以来太平军兴,天下大乱的社会现实。曾氏自己身处动荡多变的时代,为除时患而倍遭艰辛,军政间亦常见生民涂炭之事,故此对《淮南子》所言“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矣”,不免产生痛切的“增感”。
4.有所激于功名之立可强成
世事虽然难为,但曾国藩并没有悲观气馁,而是从《淮南子》中找到思想支撑,激励自己力求有所作为。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一日,曾国藩夜读《修务训》,看到文中有“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之语,感到“若有所会”,产生精神共鸣。“南荣畴耻圣道之独亡于己身,淬霜露,敕趹,跋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跰,不敢休息,南见老聃”[21],而申包胥“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墨,涕液交集,以见秦王”,最终这二者都通过“苦身劳形,焦心怖肝,不避烦难,不违危殆”[22],达到各自的目的:前者成为得道之士,后者则挽救了危亡中的楚国。从“南荣畴”与“申包胥”身上,曾国藩找到与太平军持久作战的精神动力,勉己努力有为,不言放弃,以求成就功名。
要之,《淮南子》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咸丰十年前后。曾国藩督军安徽,与太平军长期激战,戎马倥偬之际,曾氏或因身处皖地,而欲读古皖名籍《淮南子》,故在咸丰十年四月至九月间,陆续通读此书,并将此过程详细记载于日记中。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并非以单纯的学者方式进行,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的精神需求,与其当时所处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曾国藩对《淮南子》的思想解读和精神体悟,始终充满强烈的个性色彩,突显出其作为晚清政治家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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