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曾国藩对“淮南子学”的研究,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清代乾嘉朴学的时代特色,坚持重实证、贵考据的文献校理的研究方式。可见,曾国藩在古文写作上是以“洁”为美,这成为其审视《淮南子》文辞的重要标准。最后,作为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身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对《淮南子》的研究也体现出儒家化、政治化的历史特点。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读和评议对此就有着充分反映。......
2023-11-16
在曾国藩的《求阙斋读书录》(以下简称《读书录》)中,收入曾氏对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研读心得,其中《淮南子》便归入卷五的“子部”中。曾国藩熟稔《淮南子》的思想文本,对书中的十三篇内容有着直接论及,这占到全书篇章的一多半。在《读书录》中,曾国藩主要对《淮南子》进行文献学路径的研究和探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本校勘,主要有两则。曾国藩认为《本经训》中的“勾爪居牙”,在“庾信赋作‘钩爪锯牙’”,又认为《诠言训》中“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一句中的“莫字疑误”。这两则校勘,前者重在文本的比勘,以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赋中所引《淮南子》言,来校正其所读《淮南子》版本中的相应文字;后者则是从上下文义出发,对《淮南子》中的个别文字进行质疑,认为其具体使用可能存在疑问。曾国藩对《淮南子》的这两则文本校勘,因属于读书心得性质,故并非遵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程式,对使用《淮南子》版本,以及庾信赋的版本给予相应的交代,也未对“莫”字何以为误作出具体阐述,这是其校勘《淮南子》文本中的不足之处。但曾氏将《淮南子》文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初步揭示出来,这无疑也有益于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探。
二是字义与文义的阐释,主要有九则,涉及《天文训》《览冥训》《主术训》《道应训》《兵略训》和《修务训》诸篇。
1.对字义的解释
《天文训》:“右背德。”按:背即后也。孙子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亦以背与前为对。
《览冥训》:“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君形,主宰乎形骸者也。
《主术训》:“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者:小与大反,方与圆反,多与鲜反。
《道应训》:“柴箕子之门。”按:《后汉书·杨震传》:“闭门谢客。”《三国志》:“以万兵柴道。”与此“柴”字义同,即塞也。
《兵略训》:“而胜亡焉。”按:“胜亡焉”犹云胜不系乎此也,全不系乎此也。
《泰族训》。按:族,聚也,群道众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始之又始,曰泰始。一之又一,曰泰一。伯之前有伯,曰泰伯。极之上有极,曰泰极。以及泰山、泰庙、泰坛、泰折,皆尊之之辞。[5]
对《淮南子》各篇中的“背德”“君形”“六反”“柴”“胜亡”与“泰族”等语,曾国藩进行具体的语义诠解,并在有的条目中引用古书中的语例,如《孙子兵法》《后汉书》《三国志》等,相互参照,力求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
2.对文义的阐发
《道应训》:“四累之上也。”注:“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欢然为上也。”按:累者,层累也。刺不入,击不中,一层也。弗敢刺,弗敢击,二层也;无其意,三层也。欢然爱利,四层也。故曰四累之上。高注失之。
《兵略训》:“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节。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三隐、八善皆不足贵,惟独见,独知,审量虚实为贵。
《修务训》:“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难成者功大,君子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言美成在久,后世当有知者,犹扬雄言后世有子云则知之矣。[6]
在以上三则中,曾国藩注重对《淮南子》原文语句的意义阐述,而非仅仅着眼于个别词语,这在对《道应训》中“四累之上”的解释中,有着突出反映。曾国藩不但对“累”字的基本内涵进行注解,而且深入揭示“四累之上”的具体意义,并对东汉学者高诱的诠释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认为后者对《淮南子》文义还未能准确诠释。对《兵略训》中有关“为将者”的军事素养的论述,曾国藩比较《淮南子》原文的前后观点,提出“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三隐、八善”的具体要求,并不如“独见,独知,审量虚实”来得重要,故此曾氏认为“为将者”应以后者为贵。在注解《修务训》中的相关语句时,曾国藩既说明具体文意,又举出西汉学者扬雄的相关言论来为佐证。
从对《淮南子》字义与文义的诠解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淮南子》的阅读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较为细致深入,始终关注书中文词的准确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曾国藩作为清代学者,受到乾嘉考据之风的深刻影响,对文字训诂的小学功夫始终有着自觉的治学习惯。曾国藩的这些字意与文意的阐释,尽管较为简约,但却要言不烦,基本上都能准确把握《淮南子》原文词句的实际内涵,有助于后人对《淮南子》的研读和理解。
三是对篇章特点及要旨的概括,主要有两则。曾国藩指出,《缪称训》的文字表现出简练精要的特点,并无冗言琐语,这很值得称道,“《要略》云:‘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故此篇嘉言雨集,妙义如云皆短章零节,无长言繁称者也”。曾国藩认为,《道应训》是“杂征事实,而证之以老子道德之言。意以已验之事,皆与昔之言道者相应也。故题曰道应”,揭示该篇的题旨要义,并进而指出:“每节之末皆引《老子》语证之,凡引五十二处”,对《道应训》中引用老子之言的地方进行统计,以此具体说明该篇重在阐发老子言论的特点所在。曾国藩还概括《诠言训》的核心内涵,指出:“此篇大指不以功名自章,不以贤智先人”,并认为这与《庄子》所言“无成无亏”之义,实际上相互吻合。此外,需指出的是,在前言所述曾国藩对“泰族”字义所作的解释,“族,聚也,群道众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其中也隐含着曾氏对该篇思想要旨的概括。曾国藩认为,《泰族训》是对《淮南子》中“群道众妙”的“聚萃”,因此在全书中具有总结性的作用。曾国藩对以上几篇特点及要旨的具体揭示,都很有针对性,可以看出,曾氏对《淮南子》的理解把握深透而切实。
四是对《淮南子》中的文字出处进行溯源,主要包括十五则,这在《读书录》中所占篇幅最多,而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形:
1.比对《淮南子》与《庄子》,揭示前者对后者文字的袭用(www.chuimin.cn)
《俶真训》:“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数句袭《庄子·大宗师》篇。
“太清问于无穷曰”节。此段袭《庄子·知北游》篇。
“啮缺问道于披衣”节。此段本《庄子·知北游》篇。“憃乎若新生之犊”,庄作瞳焉。瞳焉者,目灼灼不瞬之貌。此作憃,亦近之。
“太王亶父居邠”节。太王事本《庄子·让王》篇。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节。公子牟事本《庄子·让王》篇。
“桓公读书于堂”节。轮扁事本《庄子·天道》篇。
“大司马捶钩者年八十矣”节。捶钩事本《庄子·知北游》篇。
跖之徒文跖曰:“盗亦有道乎?”本《庄子·胠箧》篇。
“光耀问于无有曰。”光耀事本《庄子·知北游》篇。
“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四句本《庄子·达生》篇。
“方船济乎江。”虚舟事本《庄子·山木》篇。
“食草之兽,不疾易薮。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数句本《庄子·田子方》篇。
《人间训》:“单豹倍世离俗”节。本《庄子·达生》篇。[7]
2.比对《淮南子》与儒家典籍,说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联
“(《本经训》)凡人之性”节。此段杂袭儒家者言,与本篇大旨不合。
《说山训》:“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二句本《荀子·劝学》篇。[8]
由上可知,曾国藩对《淮南子》中文字的溯源,主要基于其对先秦道、儒两家典籍的精熟程度,而其中又尤以《庄子》为要。曾国藩在《读书录》中,共找到十三则《淮南子》袭用《庄子》文字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曾氏已经深刻意识到《庄子》与《淮南子》之间非同寻常的思想关系,尽管曾氏在这里没有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具体阐明二者之间思想承续关系的形成原因,但这无疑对以后治“淮南子学”者有所启发,便利其进一步的研究。对儒家典籍与《淮南子》之间的思想关联,曾国藩的溯源相对较少,只有两则,除《说山训》中所引文字,曾氏指明是《淮南子》袭用《荀子》外,另一则《本经训》中文字,却没有具体说明《淮南子》本于何书,而只是大概言之。相较两种溯源来看,很显然,曾国藩在研读《淮南子》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淮南子》与《庄子》作为传统道家典籍所具有的相关性,故在二者的内在关联上,也就有更多的发现和阐明。在清代学者中,能如此深入地认识到《淮南子》与《庄子》的密切关联性,并具体有所揭示,曾国藩可谓只眼独具者。
概论之,曾国藩对《淮南子》下过一番认真研读的功夫,在文献校理上有所收获。但是也要指出,曾氏的“淮南子学”研究,主要以读书心得的形式来体现,因而较为缺少系统性,只是时有散金碎玉之见,却无法提出更为独到深刻的思想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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