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读通鉴论》这部史学著作中,而此书在传统史学中归属于“史评类”文献,因此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也就相应表现出史论化的言说特点。

作为明末清初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王船山对淮南子学的关注比较有限,与其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研究相较,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历史论述,由于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方向和趋势,体现着王船山个人的治学旨趣,因此在淮南子学史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在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中,言说方式的史论化、研究立场的正史化和思想诠释的儒学化,这三方面的理论特点十分突出,而且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体现中国传统学术思维的史学化研究范式。

第一,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读通鉴论》这部史学著作中,而此书在传统史学中归属于“史评类”文献,因此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也就相应表现出史论化的言说特点。《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在史学方面的倾力之作,是对宋代司马光等人撰著的《资治通鉴》一书进行系统化评论的成果,其写作形式体现为学术笔记或札记。由于受这种写作方式的限制,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并没有形成专门性的著作,而是散见在《读通鉴论》的部分章节中,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在对《资治通鉴》“汉纪”部分史事的评论中,特别是文帝、武帝时期,王船山对淮南子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正由此,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局限于史论化的言说方式,虽有论述广度狭隘的不足,但却篇幅简短,思想凝练。

第二,王船山在论述淮南王刘长、刘安的政治史事过程中,始终体现出正史化的研究立场,对《史记》《汉书》中的记载和史论基本接受和认同,在此基础上进而展开自己的历史评论。王船山在论及刘长、刘安时,坚持《史记》《汉书》中有关两者“谋反”事件的认定,并无任何质疑,而是站在文帝、武帝所代表的中央皇权的立场上,对这两者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是贬斥。众所周知,《史记》《汉书》是传统中国史学中官修正史的代表者,突出反映着汉代皇权的政治意志和评价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研究者产生不可避免的认识局限,使其难以站在被正史批判否定的历史人物的视角,对相关问题作出新的审视和解释。王船山在对刘长谋反事件的论述中,对《史记》《汉书》的正史认识有所突破,深刻揭示出文帝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但在刘安谋反事件的认识上,王船山则仍完全局限于正史化的认识。从根本上看,王船山在淮南子学中所体现出的正史化立场,与明清时期成熟化的皇权政治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学者在历史评论中普遍坚持体现皇权意志的正史立场,将其作为史论言说的潜在预设。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大家,王船山也无法逃脱这种历史的局限。

第三,在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论述中,王船山作为儒家学者的本质内涵得到充分显示,而儒学化的思想诠释特点在其淮南子学研究中也始终有着突出体现。王船山一生以儒学为归宗,追求“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境界,力图“借解释经书并结合时代创造一套别开生面的赋有哲理批判精神的新经学理论”^[44],在儒家经学史研究上成就卓著。这种经学为本的儒学思想内涵对王船山的史论著作影响极为深刻,成为其衡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价值核心及标准。王船山在其淮南子学研究中便从多个方面体现出儒学化的评论特点：

1.阐扬儒学化的君道观念

王船山在论及文帝在刘长谋反事件中的作用时,深入阐发《周易》“谦”的义理,提出：“君子而后有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45]的核心观点,进而认为：

君子之谦,诚也。虽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虽圣人不能不下刍荛以取善。理之诚然者,殚心于此,而诚致之天下。见为谦而非有谦也,而后可以有终。^[46]

在王船山看来,文帝对刘长这位兄弟诸侯王,主要是以权谋化的黄老之术来对待,根本上缺乏君道之“诚”,甚至存在“以欲翕固张之术,处于谦以利用其忍”^[47]的险恶政治用心,试图在政治上以权术方式解决刘长的淮南国存在问题。出于这种儒学化的思想认识,王船山对文帝的政治行为进行批评指责,认为“吴、楚、淮南闻斯语而歆动其妄心,则虽欲扑之而不得”的政治根源就在于后者,因此文帝在政治上对刘长的谋反行为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www.chuimin.cn)

2.强调儒学化的君臣观念

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的谋反事件,也始终强调儒家礼法观念下的君臣伦理,认为文帝对骄纵的刘长,武帝对心存不轨的刘安,都必须以礼、法进行教化和管控,使其服从于封建化的君臣伦理关系,在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皇权政治体制下存在和发展。因此,王船山认为“天子诎于情,而廷臣挫于势”,这种消极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对皇权政治的权威性存在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也是导致诸侯王不安分守己的重要原因。

3.主张儒学化的亲亲观念

王船山在论及刘长谋反事件时,对贾谊以白公、伍子胥之事相比类,挑拨文帝与诸侯王之间宗亲关系的做法,予以严厉批评。王船山从儒家亲亲之谊出发,指出：“淮南王长之废,国法也；其子受封,亲亲之仁也”,认为“长犹然文帝之弟,安犹然文帝之从子”^[48],所以文帝续封刘长四子为列侯的做法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儒家对血亲伦理的政治化要求。反之,贾谊之言则破坏了这种血亲伦理,使皇族内部关系变得冷酷无情,由此,王船山斥责贾谊为人“刻薄寡恩,不可掩矣”。

4.坚持儒学化的思想本位

王船山在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历史评论中,始终凸显和坚持儒家本位的思想立场,对黄老之术、老子之学表示反对和批评。王船山在论及文帝与刘长关系时,认为：“黄、老之术,离诚而用伪久矣”^[49],批评文帝以黄老之术处理刘长问题；在论及刘安时,也认为：“安固黄、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轻儒耳”^[50],批评刘安对儒学的轻视,指责其之所以会谋反,与其信从黄老之权术密不可分；在论及《淮南子》时,认为其“原本老氏之言”,而“夫老氏者,教人以出于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与凶为徒也。读刘安之书,可以鉴矣”,也即是说,《淮南子》一书在思想上并没有对刘安起到积极的影响,相反,却反映出刘安深受老子之学的消极作用,最终怀权谋不臣之心而陷于谋反泥潭,还是“与凶为徒”了。从中可见,王船山对淮南子学的研究,具有根本的儒学化立场,这使其在历史评论中表现出尊儒抑道的思想倾向。王船山曾言：“夫师老庄以应天下,吾闻之汉文景矣。其终远于圣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庄之乱也”^[51],由此亦可知,其对淮南子学研究所体现出的贬斥道家的思想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儒家政治理念的高度认同和推崇。

正因为王船山的淮南子学研究,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时期,体现出史论化、正史化、儒学化的理论特点,所以在淮南子学史上,自然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对这一时期淮南子学的发展情况有所重要反映,成为中国古代淮南子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王船山对淮南王刘长、刘安与《淮南子》的历史认识,随其史论著作的广泛流传,对后世学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治天下：淮南子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