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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思想史论:揭示技与器的关系

【摘要】:在技术哲学上,《淮南子》不仅认为“道”是根本,反对“释大道而任小数”,而且着眼于“技”之客体因素,对人们在技术中所用之“器”,也进行相应的探讨。尽管《淮南子》认为“器”的存在是“技”得以施展的物质前提,但是如就“技”的最终实现而言,“器”还是不如“技”重要。

在技术哲学上,《淮南子》不仅认为“道”是根本,反对“释大道而任小数”,而且着眼于“技”之客体因素,对人们在技术中所用之“器”,也进行相应的探讨。任何技术既离不开用“技”者的主体因素,受其知识、经验及能力的内在影响,也无法离开现实中物质化的工具器械作为中介,以此实现“人”“技”之间的有效沟通。因此,“器”实际就成为人们技术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对“技”的理想实现发挥其独有的重要影响。

《淮南子》认为,人们制造“器”的过程中需对材质的属性特点准确把握,“巧冶不能铸木,巧工不能斫金者,形性然也”[21],“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只有在实践中因物之“形性”,根据材质特点来制造和使用工具,才能让“技”用之“器”发挥出应有功效,使其“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22]。因此,《淮南子》指出:“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唯欧冶能名其种;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23],认为唯有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才能正确识别“器”材,以之成功造“器”。《淮南子》这种对“器”的客观认知,一方面反映出“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求用“技”者对“器”的选材制造符合自然物质的客观规律,而非相反,“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24];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用“技”者能动性的积极肯定,认为人们通过了解和把握事物的属性特点,对其展开合目的性的有效的改造使用,“埏埴而为器,窬木而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25]

尽管《淮南子》认为“器”的存在是“技”得以施展的物质前提,但是如就“技”的最终实现而言,“器”还是不如“技”重要。“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26],也就是说,工具器械任何时候都无法取代和超越技能本身,而技能又是决定于用“技”者的主体作用,故而《淮南子》在这里将“技”的主体因素放在首要地位来看待。之所以如此,《淮南子》形象指出:“故剞劂销锯陈,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则?游乎众虚之间”[27],在这种技术使用的“众虚之间”,所隐含的用“技”之道就是:“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而其中所以为“巧”之处,又是“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28],凝聚着用“技”者的主体之“神”“意”,是其种种知识、经验、感悟和能力的综合产物。也正因此,《淮南子》强调“技”比之于“器”,要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优先性,“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29],其根本缘由就在于“技”是活的,“器”是死的,而且“技”体现出的是“可为”之“法”。这决定着一切“器”最终只能是为人所造、所用,而不是人为“器”所限。(www.chuimin.cn)

如果说“技”承载的是“道”,那么或许也可说,“器”的物质化存在承载着“技”的主体实践,“器”虽有其自然之“形性”,但这种物性在决定人们对“器”的制造使用的同时,也为其主体的能动性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只要用“技”者善于寻找和把握自然规律之“道”,使“器”与“技”之间形成一致,便能实现“技”的极致展现。《淮南子》在“技”“器”关系上的认识,充分体现出道家“自然”“因循”的思想内涵,这种技术哲学虽能突显出人们在技术实践中可贵的主体作用,但不可避免地也会造成内在的轻“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