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看来,这不仅是《淮南子》思想的学派归依所在,而且也是其在秦汉道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地位的充分体现。在司马谈、班固对《淮南子》思想性质的两种不同视角的认识中,作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很显然,萧公权更倾向于前者的看法,认为《淮南子》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内涵及精神。三是对《淮南子》反映秦汉道家思想发展演变的理论特质有所揭示。......
2023-11-16
“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类为实现自身需求和愿望,能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知识、经验、技巧和手段。正是借助于各种技术,人类社会实现了对自然界的积极沟通,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运用,进而促使自身不断趋向更加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也正是在此历程中,技术思想得以产生和累积,反映出“人们对技术的本质、规律、价值及其与自然、社会、身心关系的全面认知”,其间“也包括因技术导向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浸染”,“带上了技术的特征”的“政治活动和精神世界领域的思想”[8]。中国古代技术思想“重点着眼于自然与技术的联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其主要任务和目的就在于“再现技术背后的文化观念以及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机制”[9]。作为中国古代道家的经典文献之一,西汉前期产生的《淮南子》对此便有着突出的历史体现,深刻反映出秦汉时代条件下,中国古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技术观念。《淮南子》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始终以“道”为主旨和归依,深入阐述“道”在“技”中的本质呈现,剖析“技”与“道”之间内在的复杂关联,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坚持以“道”通“技”、以“道”驭“技”,使二者最终达到自然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的和谐统一。
《淮南子》在哲学上强调“无为”之“道”,认为人类的一切“有为”实践都应与之相适应,对“技”而言,亦是如此。技术作为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系统的各种手段,《淮南子》认为更是应当“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10],使人类的主观及能力完全适应自然规律的发展要求,实现“与道合一”的理想状态。在驾驭车马而行的“御”技中,《淮南子》指出:“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11],认为王良、造父的御“技”极其娴熟高超,能以“巧”称之。但《淮南子》又指出,此二人的御技并非最为理想,因为他们还未能去除“有为”的主观心理,仍难以做到不着痕迹地符合自然无为之“道”,以“神”而御车马。“若夫钳且大丙之御,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12],《淮南子》认为,只有如同“钳且大丙之御”那样,能在御技中“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也”,做到“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逾于六马”,才是达到以“道”通“技”的理想程度,即“以弗御御之者也”[13]。因此,在《淮南子》看来,“诚得其术”固然对御技很重要,如造父之御,能“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14],但更重要的是,御技必须合乎与彰显出“道”的原则,能以“无为”驾驭“自然”,使技术的主体和客体实现内外相得的和谐状态。从此意义而言,“技”虽有“术”,但通“道”为本。
由“道”“技”合一的哲学认识出发,《淮南子》极力反对与“道”隔阂之“技”,认为“道”是一切技术的相通之处,得“道”者能多“技”而善用,不得“道”者,“技”虽多而无法臻于极致。“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如工匠有规矩之数,此皆所得以至于妙。然而奚仲不能为逢蒙,造父不能为伯乐者,是曰谕于一曲,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15],技术的实际运用要想达到“妙”的地步,人们就不能为“技”本身所局限,而要善于透过各种“技”的外在表现,去领悟其中所蕴含的相通之“道”,能“通于万方之际”。因此,《淮南子》提出:“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16],认为一般的技能之士,只会局限于孤立的一事一技,而无法打破“技”之间的壁障,进入以“道”通“技”的状态,实现“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的高超境界。可见,能不能通于用“技”之“道”,从实质上把握和使用“技”,这决定了用“技”者是否会为“技”所役的根本问题。“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任何“技”的存在,其形式可以多样化,或如治病、御马,或如射箭、造物,但其中之“道”却是相通的、一致的,正因为“禀道以同物者,无以相非也”[17],所以“四方皆道之门户牖向也,在所从窥之。故钓可以教骑,骑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18]。换言之,人们只要能悟“道”而用,便能对形式之“技”进行灵活掌握,可以由此及彼,由拙而巧,“以至于妙”。故此,《淮南子》又云:“故圣人财制物也,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19],人们对“技”的实际运用,关键是能“曲得其宜”,这决定用“技”者的水平高低,而“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之散之;已淫已失,复揆以一;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还反于朴。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20],只有使“技”体现出“道”的本质要求,进入“与道合一”的状态,真正实现“道”“技”相通,“技”驭于“道”,才能摆脱“技”只能为“技”,而人只能为“技”所役的现实局限。(www.chuimin.cn)
《淮南子》对“技”“道”关系的深刻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明见到人类发明、掌握和使用技术过程中存在的主观认知的有限性、局限性,试图通过对“技”的哲学反思,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技”之所以为“技”的根本原因,而只有始终坚持以“道”来观照“技”的现实存在,才能促使人们既能归返“技”的精神实质,又能不断突破“技”自身的内在局限,实现对“技”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由此而言,《淮南子》所主张的以“道”通“技”、以“道”驭“技”,实质是一种道家式的“道”本“技”末观,其技术思想的基本立场是“道”重“技”轻。毋庸讳言,《淮南子》这种轻“技”的哲学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技”本身的技术关注,弱化其对“技”的物质化的创造能力,但也需指出,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淮南子》所独有,而是中国古代道家技术思想的共同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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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萧公权对这一《淮南子》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在阐述《淮南子》为“道家之正统”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其看来,《淮南子》思想宗旨的根本内涵及性质,一言以概之,即是“治世之黄老”。而由此形成的《淮南子》为汉代“治世之黄老”的基本认识,也从总体上成为萧公权解读《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关键视角与核心观点,对其“淮南子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产生重大影响。......
2023-11-16
《淮南子》之所以蕴含丰富的学习思想,这与其深受先秦诸子学说的历史影响密不可分,而其中尤以道、儒家思想为要。但道家和儒家对《淮南子》学习观的实际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现为《淮南子》一方面深刻表现出道家以学求道、重道轻智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却又对儒家尊师重教、贵学重智的思想认识有着具体反映。《淮南子》同样认为学者之本在求“道”,而非治“学”。二则儒家“尊师重教”的主张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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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而其“淮南子学”研究恰处于秦汉迄宋元之间的“因袭时期”。萧公权这种通史视野的政治思想史认识,让其较同时期的“淮南子学”研究者更具优势,在“大思想史”的俯瞰中能更好地揭示出《淮南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质、内在特点及历史影响。也正是对这种政治社会大势、思想大势的充分考量,萧公权方才对《淮南子》思想的汉......
2023-11-16
综上所述,对秦始皇及其治国实践,《淮南子》的认识深刻独到。[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16]《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17]《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24]《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49]《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2页。[6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5~6......
2023-11-16
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时期的兼并战争,并不合乎“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的战争原则,更缺少“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26]的根本内涵,故秦王朝虽能经由剧烈的兼并战争而建立,但其“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27]的不义性质,最终决定这样的战争实践不得人心,难以真正稳固王朝的统治基础。对秦王朝建立后,始皇发动的征匈奴、伐百越的对外战争,《淮南子》同样持批判态度。......
2023-11-16
《淮南子》对越王句践史事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这在其同时代的思想著作中较为少见。从上可知,《淮南子》对越王句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认识,其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后者一生政治发展的主要事件。《淮南子》对越王句践的历史形象的认识和塑造,基本上是积极肯定的,将其视为春秋时期最为传奇而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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