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人、水关系上,《淮南子》强调“因”而治之,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顺应“水之性”,能“以水为资”,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积极影响,形成水为人用、人水相谐的理想状态。应该说,这种在水思想上对“因”的重视,在《淮南子》而言,并非偶然。......
2023-11-16
从老、庄以来,“水”之于道家便有着特殊影响,尤其在老子那里,水不仅是其“文化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标记”,也是其“喻‘道’、阐‘道’的重要载体”[52]。“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53],在老子看来,大道如“水”,由于水处恶而利人,且能“不争”,所以“夫唯不争,故无尤”,可谓“上善”。受此影响,庄子也曾言:“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54],“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55],以水喻“道”,将“道”的存在与水密切关联起来。而且,若就对水的自然亲近感而言,庄子要优于老子,表达得更为丰富而形象。
正是基于老、庄这种独特的水思想,对于水的认识,《淮南子》并未局限于其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层面,而是立足道家思想,主张法“水”,赋予“水”特殊的哲理内涵。
其一,从哲学上看,《淮南子》承继老、庄思想,坚持大“道”如水的核心观点,并有所发挥。“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56],正因为“道”与“水”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在“水”的存在形式中,所以《淮南子》认为,“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虽然“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但与“道”相类,水也是“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修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息耗减益,通于不訾”[57]。而且,《淮南子》认为如“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58],水也是“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费”[59],二者在万物繁衍生息中,作用相近。由此可见,《淮南子》不仅坚持先秦道家对道、水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有所发挥,在形象化揭示二者之内在关联上更进一步。就此而言,在道家水思想的演变中,可谓老子开其源,庄子、《淮南子》承其流,共同促成道家重“道”贵“水”的历史传统。
其二,从人性上看,《淮南子》受庄子影响,提出鉴“水”之清。庄子认为:“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60],“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61],因此“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62]。对此,《淮南子》也有着深刻认识。“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淮南子》认为,人性之“静”如水性之“清”,都是其本原状态,但现实中同土能汨水一般,人性也易为嗜欲扰乱,因此“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以其静也”[63],“人莫鉴于沫雨,而鉴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荡也”[64],只有“夫鉴明者,尘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乱”[65]。正由于“清净恬愉,人之性也”[66],而“人性欲平,嗜欲害之”[67],所以《淮南子》力主人们应鉴止水而守本性。
其三,从养生上看,与老、庄相近,《淮南子》主张师“水”之静。道家向以“治身”为重,强调身、国合一,因此养生问题成为老、庄思想的重要内涵。老子即言:“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认为:“轻则失根,躁则失君”[68],在养生上坚持“致虚极,守静笃”[69]的基本原则。庄子也认为:“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在《淮南子》而言,“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70],正因如此,人们在养生上应师“水”而行,能“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71]。“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72],《淮南子》由此感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73],认为人们在养生上只有如水之静,不为“嗜欲害之”,“能遗物而反己”[74],才能“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75],真正实现养生。(www.chuimin.cn)
其四,从政治上看,受老子熏染,《淮南子》力言效“水”之柔弱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6],老子认为,对统治者而言,只有深明“柔弱胜刚强”,“强大居下,柔弱居上”[77]的君人南面之术,才能在政治上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淮南子》也认为:“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而“柔弱者,道之要也”,因此“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 坚,莫能与之争”[78]。
水不仅以“柔弱”为贵,而且还有“不争”的特点。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79],《淮南子》对此深为认同:“土处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80]基于这种认识,论及赵襄子起兵攻围中牟时,《淮南子》便引“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老子之言,肯定其因“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81]的战争理念而取得的胜利。“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82],在《淮南子》看来,任何统治者如要有效治理国家,就必须能效“水”而为,在政治上既要善用“柔弱“之术,常居后发之势,也要有所“不争”,坚持“得在时,不在争”的原则,避免“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也”[83]的消极结果。
总之,在思想上,《淮南子》立足道家,明确主张法“水”。在其看来,水的存在不仅是自然的,具有实际的社会效用,而且更是人文的,也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内涵。从道家思想而言,“有像之类,莫尊于水”,水作为“道”的特殊喻像,为其他任何事物所无法比拟。而且对现实的统治者,不论治身,抑或治国,水的“清净”之性,“柔弱”之用,都值得借鉴与效法。显而易见,“水”之于《淮南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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