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研究：道治天下的变迁

虽然都产生于西汉时期,但《淮南子》与《法言》的学习观有同有异,各具特色。从思想上看,二者之同,在于所受儒家学习观的深刻影响；二者之异,则由于各自所持道、儒立场的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淮南子》与《法言》论“学”,深刻反映出汉代学习观及其中道、儒思想关系的历史嬗变。

作为黄老论著,《淮南子》始终坚持道家的根本立场,因此在学习观上并未以儒家为主。但由于“淮南王安的宾客中,已有水准很高的儒家思想集团”^[58],而《淮南子》又成书于众手,其中包括“诸儒大山、小山之徒”,所以先秦儒家之“学”对《淮南子》深为熏染,使其论“学”之思体现出一定的儒家气息。正因这种影响,《淮南子》论“学”能与崇奉儒家的《法言》产生共识,形成多方面的思想交集。

具体而言,一是先秦儒家的“重学”主张为《淮南子》与《法言》所认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59],“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60],“学不可以已”^[61],“学至乎没而后止也”^[62],先秦儒家这种强烈的“志学”精神,为《淮南子》与《法言》所继承。不论是前者所言：“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学不可已”,还是后者所说：“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君子强学而力行”,对此都有充分反映。

二是先秦儒家的“贵师”主张也为《淮南子》与《法言》所认同。孔子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63],表现出“乐为人师”的精神,孟子也主张：“受命于先师”^[64],强调统治者应“尊师”,“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65],荀子更是认为：“学莫便乎近其人”^[66],“君子隆师而亲友”^[67],儒家先贤的这种“贵师”思想,对《淮南子》与《法言》影响深远,致使二者在学习上也将求“明师”“好己师”作为各自的基本主张。

三是先秦儒家“学为修身”的伦理诉求,也得到《淮南子》与《法言》的认同。从孔子以来,儒家就强调修身以德。孔子认为,学习者如果“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68],就是对“君子怀德”^[69],“君子义以为质”^[70]原则的背离,而孟子也将“成德”作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71]的重要内涵之一,荀子则主张“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72],认为“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其德也”。基于这种影响,《淮南子》也提出：“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重莫若国,栋莫若德”的思想认识,而《法言》更是倡言：“君子绝德”,“学者,所以修性也”^[73],二者对先秦儒家“学以修身”的主张,都有着历史回应。

由此可知,《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所以在思想上多有相同之处,这并非偶然。尽管《淮南子》与《法言》的根本立场不同,但正因为都存在着先秦儒学的思想基础,所以二者能在学习观上产生某种程度的联系和沟通,共同成为儒家学习观在汉代传承发展的重要环节。

如果说儒家之“学”成为《淮南子》与《法言》的交集之处,那么道家之“学”则成为《淮南子》与《法言》之间的分歧所在。《法言》“以孔子《五经》”为“一书的大纲维”^[74],阐明儒家之“学”,与之相较,《淮南子》中存在道、儒两种学习思想,且二者之间表现出既冲突、又折中的复杂关系。《淮南子》虽对儒家之“学”有所汲取和兼容,但却始终以道家之“学”批评前者,认为前者是“俗世之学”,不合乎人性的自然需求,也无益于王朝之治,只能“招号名声于世”。因此,《淮南子》在道家影响下,其学习观表现出和《法言》迥然有异的思想内涵。

从“治身”看,对儒家的修性之学,《淮南子》与《法言》认识不同。《法言》以儒为本,坚持“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观”^[75],深入承藉先秦儒家的伦理修身思想,认为：“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上士之耳训乎德”^[76],“是以君子贵迁善。迁善者,圣人之徒与”^[77],将人性的道德修养视为学习的根本内容,主张“学者,所以修性也”,并从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对学习者提出严格要求,以确保其现实行为的端正无邪,“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对《法言》这种儒家之“学”,《淮南子》持批评态度：“衰世凑学,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矫拂其情,以与世交”^[78],“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79]。在《淮南子》看来,儒家之“学”即是如此。从道家立场出发,《淮南子》认为：“清净恬愉,人之性也”^[80],因此在修身上提出：“清静者,德之至也”,“达于道者,反于清静”^[81],反对儒家教条化的道德约束,主张人们抛弃“擢德搴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的“俗世之学”,回归“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的“圣人之学”。^[82]从中可见,儒家化的道德修身,《淮南子》认为非但无法使学习者“原心反本”,相反,只能促其更加“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以至于“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83]基于这种认识,《法言》所坚持“君子全其德”^[84],“常修德者,本也”^[85]的修身之学,对《淮南子》而言,只能造成“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直宜迫性闭欲,以义自防也”的消极结果,使人陷于非自然的道德窘境,难以真正的“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86]。

从“治国”看,对儒家的仁义之学,《淮南子》与《法言》的认识相反。“允治天下,不待礼文与五教,则吾以黄帝、尧、舜为疣赘”^[87],《法言》在政治上,坚持儒家的仁义之学,认为统治者只有践行礼乐制度,才能实现王朝之治,体现出儒家化的政治文明,“圣人之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貊”^[88]。因此,《法言》明确指出：“由于礼义,入自人门”^[89],“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当学也”^[90],将仁义之学作为人们必须认真学习的政治内容。和《法言》这种儒家主张,《淮南子》的认识大相径庭。《淮南子》秉承黄老之“无为”理念,在“治国”上主张：“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91],认为儒家的仁义之学只会造成“有为”政治,其结果必然是“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产生“末世之政”,所谓：“上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坏也,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92]。基于此,《淮南子》尤为强调统治者应奉行道家之“学”,能深明“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93]的政理,在实践上做到“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94],以致“闲居而乐,无为而治”^[95]。由此可见,立足道家思想,《淮南子》对《法言》所持儒家之“学”的政治效用,实际上并不认同,而是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与道家的“清静无为”相比,并非求治之“本”,“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96]。

综上所述,在汉代学习观的历史发展中,《淮南子》与《法言》的论“学”之思都具有代表性,二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正是道家、儒家思想的内在作用,从根本上决定《淮南子》与《法言》各自论“学”的基本立场,使其显示出不同的理论特色。《淮南子》的时代,西汉王朝仍处于黄老思潮中,道家之“学”深有影响,不论是对士人们的学识修养,抑或对统治者的政治实践,而这在淮南王及其宾客集团中就有着充分反映。此时的儒家之“学”,虽然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没有超越道家,成为“独尊”性的学习观,而是与道家之“学”并存争衡、相互融合。时至《法言》产生的西汉末期,儒家早已处于经学化的官方地位,其学习观也随经学的日益兴盛,为士人们所普遍践行,产生主导性的社会影响。这时的道家之“学”,虽没有彻底衰歇,在一些士人中影响犹存,但实际上已远为逊色于儒家之“学”,走向汉代学习观的边缘。因此,《淮南子》与《法言》之同、异,不仅表现出二者论“学”的实际内涵及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反映出道家、儒思想在汉代历史地位的沉浮嬗变。

【注释】

[1]初稿发表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37页。

[3]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

[4]胡适：《淮南王书》,第9页。

[5]《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下》,第3580页。

[6]刘知几：《史通·自序第三十六》,第206页。

[7]高旭：《论〈淮南子〉之“学”》,《理论月刊》,2013年第6期,第63～67页。

[8]《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2页。

[9]《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39页。

[1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87～1389页。

[11]《法言义疏·序》,第566页。

[12]《法言义疏·学行》,第8页。

[13]《法言义疏·孝至》,第562页。

[14]《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47页。

[15]《法言义疏·学行》,第12页。

[16]《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17]《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53页。

[18]《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2页。

[19]《法言义疏·问明》,第193页。

[20]《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47页。

[21]《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20页。

[22]《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06页。

[23]《法言义疏·学行》,第12页。

[24]《法言义疏·问明》,第180页。

[25]《法言义疏·学行》,第20页。

[26]《法言义疏·修身》,第104页。

[2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6页。

[28]《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47页。

[29]《法言义疏·学行》,第22页。

[30]《汉书·扬雄传第五十七下》,第3580页。

[31]《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61～1363页。

[32]《论语汇校集释·宪问第十四》,第1299页。

[33]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34]《法言义疏·学行》,第16页。

[35]同上,第27页。

[36]同上,第15页。

[37]《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92～1393页。

[38]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第26～32页。

[39]安乐哲：《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第5页。

[40]《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17页。

[41]《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99～800页。

[4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96页。

[43]《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0～141页。(www.chuimin.cn)

[44]《法言义疏·问道》,第134页。

[45]同上,第134～135页。

[46]《法言义疏·问道》,第130页。

[47]《法言义疏·渊骞》,第442页。

[48]《法言义疏·学行》,第44页。

[4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04页。

[5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0页。

[51]《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62页。

[52]《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179页。

[53]《法言义疏·学行》,第5页。

[54]《法言义疏·修身》,第89页。

[55]《法言义疏·学行》,第31页。

[56]《法言义疏·寡见》,第215页。

[57]《法言义疏·君子》,第504页。

[5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438页。

[59]《论语汇校集释·为政第二》,第109页。

[60]《论语汇校集释·公冶长第五》,第460页。

[61]《荀子简释·劝学》,第1页。

[62]同上,第7页。

[63]《论语汇校集释·述而第七》,第575页。

[64]《孟子正义·离娄章句上》,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292页。

[65]《孟子正义·万章章句下》,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425页。

[66]《荀子简释·劝学》,第9页。

[67]《荀子简释·修身》,第14页。

[68]《论语汇校集释·述而第七》,第565页。

[69]《论语汇校集释·里仁第四》,第329页。

[70]《论语汇校集释·卫灵公第十五》,第1407页。

[71]《荀子简释·乐论》,第282页。

[7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2页。

[73]《法言义疏·学行》,第16页。

[7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第464页。

[75]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24页。

[76]《法言义疏·修身》,第107～108页。

[77]《法言义疏·学行》,第31页。

[78]《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47～548页。

[79]《淮南子集释·原道》,第71页。

[80]《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37页。

[8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1页。

[82]《淮南子集释·俶真》,第140页。

[83]《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48页。

[84]《法言义疏·君子》,第501页。

[85]《法言义疏·孝至》,第538页。

[86]《淮南子集释·精神》,第548页。

[87]《法言义疏·问道》,第117页。

[88]同上,第122页。

[89]《法言义疏·修身》,第104页。

[90]《法言义疏·先知》,第295～296页。

[91]《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06页。

[92]《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06页。

[93]《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2页。

[9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05页。

[95]《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02页。

[96]《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