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之所以蕴含丰富的学习思想,这与其深受先秦诸子学说的历史影响密不可分,而其中尤以道、儒家思想为要。但道家和儒家对《淮南子》学习观的实际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现为《淮南子》一方面深刻表现出道家以学求道、重道轻智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却又对儒家尊师重教、贵学重智的思想认识有着具体反映。《淮南子》同样认为学者之本在求“道”,而非治“学”。二则儒家“尊师重教”的主张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
2023-11-16
《淮南子》之所以蕴含丰富的学习思想,这与其深受先秦诸子学说的历史影响密不可分,而其中尤以道、儒家思想为要。但道家和儒家对《淮南子》学习观的实际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现为《淮南子》一方面深刻表现出道家以学求道、重道轻智的理论倾向,另一方面却又对儒家尊师重教、贵学重智的思想认识有着具体反映。虽然这两种学习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冲突、矛盾,但《淮南子》试图对其进行思想调和,实现兼容。从整体而言,《淮南子》“胥主于道家以综百家”[52],其学习观坚持以黄老道家为根本立场,道家学习观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儒家学习观时常受前者的批评和贬低,被视为“俗世之学”“曲士”之学。
首先,道家思想从社会个体和政治发展两个方面对《淮南子》学习观产生根本影响,这决定了道家学习观在《淮南子》中的主导地位。
《淮南子》在思想上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这种“道德”为本的理论精神在其学习观上体现充分。《淮南子》继承《老子》思想,始终强调学以求“道”的根本性,反对以“智故”害道的学习实践。《老子》认为,学习与智慧在很多时候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严重影响和制约人们对“道”的现实追求和实现,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53]。因此,《老子》习惯将“学”与“道”看作对立性存在,主张“绝智弃辩”,“见素抱朴,少思寡欲”[54],认为“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55]。由此,《老子》进而在政治上认为,民贵“素朴”,学习只能让民众变得多智巧诈,“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所以统治者不应对民众进行开智性的社会教化,而应坚持“非以明民,将以愚之”[56]的政治路线。应该说,《老子》这种学习思想对《淮南子》影响很深。《淮南子》同样认为学者之本在求“道”,而非治“学”。其批评道:“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德之所总要,取成之迹,相与危坐而说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57],强调“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58],认为学习者应“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59],而且还要求统治者也应“深原道德之意”[60],实现“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61]。
其次,从学习的具体实践来看,儒家思想对《淮南子》也有着重要影响,体现出先秦以来儒家的尊师重教、贵学重智的历史传统,成为《淮南子》学习观的重要组成。
《淮南子》虽然在思想上对儒家的“仁义”之学多有批评,认为:“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62],“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63]。但并未完全否定,而是认为:“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64],“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65],“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66],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既批评、也肯定地理论态度。儒家在历史上向以贵学重教而著称,从孔子以来,其学习思想就有着深远影响,《淮南子》在理论上对此也有所反映:
一则儒家的“贵学”精神对《淮南子》影响深刻。从伦理修身而言,孔子认为:“行有馀力,则以学文”[67],“吾十有五而志于学”[68],“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69],“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70];从社会教化而言,孟子认为应对民众“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如此才能“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71],“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72];从学习精神而言,荀子认为:“学不可以已”,“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73]。虽然《淮南子》学习观在根本上和儒家大有迥异,但对儒家这种“贵学”精神深为认同,认为:“夫学,亦人之砥锡也,而谓学无益者,所以论之过”,“学不可已”,“知人无务,不若愚而好学”,也十分强调民众“入学庠序以修人伦”,“立大学而教诲之”的重要性。(www.chuimin.cn)
二则儒家“尊师重教”的主张在《淮南子》中有所体现。儒家强调“重教”,由此形成“尊师”的历史传统。孔子反复言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74],“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75],充分显示出“好为人师”的教育精神,而孔门弟子对孔子也极尽尊崇之礼,甚至在其去世后,都主动守丧三年。孟子虽然在学习上批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76],但对“受命于先师”[77]的主张也有所重视,而且强调统治者应“尊师”,“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78]。荀子在学习上认为:“学莫便乎近其人”[79],主张“君子隆师而亲友”,“莫要得师”[80],强调“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81],“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82]。对儒家这种“尊师重教”的基本理念,《淮南子》在思想上有所认同和接受,也主张“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83],认为“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84]
三则儒家“学以修身”的伦理诉求被《淮南子》汲取和接受。学习,在儒家而言,不仅是知识性的,更是伦理性的,“成德”应成为学习者的根本目的。孔子曾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他看来,如果“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背离“君子怀德”[85],“君子义以为质”[86]的基本原则,那么学习就缺失了核心的文化内涵,学习者也难以成为“君子”。孟子认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87],而其中“成德”为先。荀子更是主张:“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认为:“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其德也”[88],“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89]。虽然《淮南子》坚持黄老道家立场,对儒家之学多有讥讽,认为:“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90]但也受儒家影响,提出:“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重莫若国,栋莫若德”,“仁义者,为厚基者也”[91],充分肯定伦理性学习的必要性。
最后,虽然基于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淮南子》反映出两种不同的学习思想,但从其学习观的整体而言,“然道家思想,究居于优势”[92],在批评儒家之“学”中彰显出以道为本、尊道抑儒的理论倾向,因此其学习观实质上仍是道家之“学”。
《淮南子》以黄老道家为根本立场,从“治身”与“治国”两个方面对儒家之“学”进行批评。就“治身”而言,《淮南子》认为儒家之“学”难以让学习者“反诸性也”,相反,只能亏缺其神,乱其心性,因此主张学习者应“期于通道略物”,成为“通士”,而非“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93]之“曲士”。儒家在其看来,虽然“弟子句指而受者必众矣”,但难以“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指以示之”,完全不通于“大道”,所以儒家之“学”难以让学习者合于“性命之情”,所谓“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94]。基于此,《淮南子》倡言:“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95],“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96],将儒家之“学”视为“俗世之学”,认为其难及“达人之学”,更不用说“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的“圣人之学”。就“治国”而言,《淮南子》反对“释大道而任小数”,认为儒家之“学”表现出“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的庸俗性,其实际的政治效用“不足以禁奸塞邪”。因此,《淮南子》明确指出,儒家之“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在政治上坚决主张“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97],反对统治者“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从中可见,在《淮南子》看来,道家之“学”远优于儒家,更能合乎现实人性与国家政治的双重需求,也更能体现出学习的本质内涵。
总之,虽然《淮南子》“贯彻的理念是对所有学派思想的肯定和吸收”,但并非“是相争相融,平等互进的态度”。[98]若就学习观而言,其思想根本仍在道家。当然儒家之“学”虽居次要地位,但对《淮南子》也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淮南子》在学习上“对儒家所强调的教育的社会伦理功能和适应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的原则采取了附和吸纳的态度”[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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