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的林对《管子》产生的历史影响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的作者们熟知《管子》一书,对后者农林思想中的“三才”理论绝不陌生,因此不论是从林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着眼于林业思想的承继,《淮南子》对《管子》的“三才”理论都有所重视,并进而给予时代性的汲取和融会。

《淮南子》产生于西汉前期,虽与《管子》的时代已相距较远,但对后者不仅不陌生,反而极为熟稔,并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94]。在《淮南子》看来,《管子》一书是桓公以来齐国政治发展经验的历史总结,对西汉王朝而言,其中的成功之处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管子》对《淮南子》实际上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不仅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治上,也反映在林业发展方面。《淮南子》与《管子》在林业思想上尽管存在着内在差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有着诸多的共识之处,而从根本上看,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思想交集,既源自二者对山林资源与发展的重要性的现实认识,更出于二者对天时、地利与人力有机统一的“三才”理论的内在认同。也正因如此,《淮南子》与《管子》在林业思想上最终是同大于异,而非异大于同。

中国古人对天、地、人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易·系辞》中便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95],并将“天、地、人”称之为“三才”,加之中国古代农业发达,因此古人也很早在农业生产上对天时、地利与人力之间的关系形成深刻认识。但是从农业思想上明确提出“天时、地利、人力”的“三才”理论,则是到战国时期方才实现,而其中又以《管子》《荀子》和《吕氏春秋》为要。荀子曾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96],强调农业生产中天、地、人要素的密切结合。《吕氏春秋》更是受先秦农家的思想影响,对“三才”理论作出了农学化的经典表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97]但因其著述时间要晚于《管子》,所以后者“更明白地将‘三才’理论用于农业上”^[98],对农业生产实践发挥出直接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对“天时、地利、人力”的“三才”理论,《管子》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进行实践把握,而且还将其引入林业思想中,以之指导现实的林业发展。“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99],“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100],《管子》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民众衣食所需的满足,都离不开人力与“天时”“地利”的结合,人们只有“善因天时,辩于地利”^[101],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才会有丰富的农业收获。在林业发展上也同样如此。《管子》指出,“庶人耕农树艺”,作为“任力有五务”之一,必须能“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将“天、地、人”的因素紧密结合起来,否则“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而能否实现这种结合,又与统治者的治国实践直接相关,是“政召之”^[102]的结果,所谓“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103]。故而,《管子》强调“君人者”应能“纪天时,务民力”^[104],“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105],在政治发展中力求做到“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106],“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107],确保“三才”因素在农林生产上的充分结合。《管子》在提到“明主有六务四禁”时,还有意识地将“天时”“地宜”作为重要内容的“六务”,与包括“伐大木,斩大山”的“四禁”一同强调,表现出对林业发展中“天、地、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出于此种认识,《管子》明确指出：“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108],认为“天之时”“地之宜”与“人之和”,对林业的良好发展来说,缺一不可。《管子》在林业发展上对“天时、地利、人力”的“三才”理论的重视和突出,这在先秦时期称得上是远见卓识,是对中国古代林业思想的重要发展。《淮南子》的作者们熟知《管子》一书,对后者农林思想中的“三才”理论绝不陌生,因此不论是从林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着眼于林业思想的承继,《淮南子》对《管子》的“三才”理论都有所重视,并进而给予时代性的汲取和融会。(www.chuimin.cn)

《淮南子》在林业发展上也主张：“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要求在“三才”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从而实现“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的现实目的。受阴阳家的影响,《淮南子》还主张：“节四时而调五行”^[109],以此实现“万物群生,润于草木”的理想状态,并提出：“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110],认为人们对“天时”“地利”与“人力”地结合应该符合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有利于农林业稳定发展的基本“法式”。反之,如果产生“阴阳缪戾,四时失叙”的消极情况,“天、地、人”之间无法和谐发展,那必然出现“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111]的严重后果,对林业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故此,《淮南子》认为“五帝三王”成功的治国经验就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即“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112],在国家政治中将“天、地、人“的“三才”因素密切结合,方能有力推动和实现农林业的良好发展。从中可见,《淮南子》对“三才”理论在林业发展中的认识,与《管子》基本一致,都极为强调“天、地、人”因素的有机结合,也都重视国家政治中的人为因素对林业发展的现实影响。

《淮南子》在林业思想上的“三才”理论,无疑受到《管子》的历史影响,正是这种根本的林业发展理念的相同,使得二者对山林资源及发展的认识,产生较多的共识之处。也正在此基础上,《淮南子》与《管子》方才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形成各自林业思想的历史特色。但也需指出,《管子》的“三才”理论只是影响《淮南子》林业思想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却并非唯一。由于“‘三才’理论是在农业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与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因此注重“天、地、人”和谐发展的“三才”理论,在先秦时期的思想著作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历史存在,除《管子》外,与《淮南子》关系密切,也直接影响到后者的还有《吕氏春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黄老帛书》也表现出“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113]的治国思维,主张：“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114]由此可知,《淮南子》在林业发展上的“三才”理论,其思想来源是多元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其中《管子》的历史影响十分突出,因为《管子》在农林业发展上对“三才”理论提及最多,尤其是直接涉及林业发展而论,这在先秦诸子中都是少见的。故此,《管子》林业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绝非可有可无,而是极为深刻的,这成为二者能在林业发展上形成诸多共识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中的林对《管子》产生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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