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实际发展,虽然仰赖于“天时”“地利”,但根本上仍须“中度之人顺”[63],因为“善因天时,辨于地利”,都离不开“人和”,都需要农业劳动者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才能有效地综合与运用。正因为如此,《管子》主张“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也”[64],将农业劳动者在农时、地上所应发挥的主体性凸显出来。对统治者而言,《管子》认为若要仓廪丰实、国家富强,则必须能“处农必就田壄”[67],使其“力农垦草,禁止末事”[68]。......
2023-11-16
虽然《管子》与《淮南子》产生的时代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同,但从思想而言,《管子》对汉初清净无为的政治环境中的《淮南子》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得到后者多方面地汲取[106],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上也反映突出。正如《淮南子》所言:“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107],基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作为齐文化的代表,《管子》在农业思想上总结和累积丰富的耕作经验,形成独到的“三度”农业生态观。这种充满天人和谐意识的农业理念,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泯,相反,历经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后,作为可贵的思想资源,在“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108]的《淮南子》中得到承继与融会,并以新的理论形态展现出来。
从黄老立场出发,《淮南子》承继《管子》对农业生产之“道”的重视,更为凸显“体道”思想,追求农业生态的理想发展。
《管子》认为“道生天地”[109],在政治上主张:“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要求统治者应深明农业发展之“道”,因为“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110]。对此,《淮南子》在思想上不仅认同和承继,而且有所深化和发展。《淮南子》坚持黄老思想,认为“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111],将“道”视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强调:“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112],认为农业发展应遵循生态规律,只有“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才能“农乐其业”,“六合不足均也”。因此,《淮南子》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执道要之柄”[113],只有“通于天道”,如“神农之治天下也”,才能“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在理想的生态环境中实现“不纷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114]的农业发展。
立足黄老思想,《淮南子》承继《管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更为彰显“自然”思想,力求天人和谐的农业发展。
如前所述,《管子》重视农业生态,但较少言及“自然”,《淮南子》则相反,始终将“自然”作为农业生态发展的核心意蕴。在《淮南子》看来,“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草木荣华,秋风下霜,到生挫伤”,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应掌握其自然规律,力求做到“并得其宜,物便其所”[115]。由此,《淮南子》在农业思想上一方面反复强调:“万物因之自然”,“因其自然而推之”,认为:“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116],将合乎农作物生态本性的“自然”发展视为农业理想;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农业劳动“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认为:“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117]。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对天、地、人关系的历史思考更加黄老化,也更能彰显秦汉道家所独有的生态理念及精神。
坚持黄老本位,《淮南子》承继《管子》的农业生态保护思想,注重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更为体现“无为”思想,探求理性发展的农业之路。
《管子》在农业上注重对农、林、牧、渔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既主张统治者应“禁发必有时”,“山林梁泽以时禁发”[118],也强调统治者还应“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119],从而协调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系,推动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对《管子》这种农业生态观,《淮南子》深为认同,且以黄老道家之“无为”思想进行融会和发展。《淮南子》认为:“究于物者,终于无为”[120],任何农业活动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与其“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莫如“因之也”[121]。因此,《淮南子》在思想上极力主张:“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122]。基于这种认识,在《淮南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应遵循“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的原则,内在协调天、地、人的关系,使其成为“不可偏废”的“有机统一体”[123],促使农业劳动在适应自然生态中展开。由此,《淮南子》与《管子》同样重视农业生态的保护,主张一年之中应“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同时认为也明确要求统治者清净寡欲,“毋作大事,以妨农功”[124],“毋兴土功,毋伐大树”,而应“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毋令害谷”[125],“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126],“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127],积极推动农业的生态化发展。应该说,《淮南子》之所以在农业发展上强调“无为而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秦汉之际的农业教训,正是由于统治者“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经常“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致使农业生产在政治动荡中难以有序进行,而农业生态的理性发展最终也无法实现。因此,与《管子》相较,虽然《淮南子》在政治上也主张务实治国,但并非法家式的“有为”,而是认为“不能无为者,不能有为也”[128],试图以黄老式的“无为”来达到“无所不为”,促使统治者能清净自守,不因欲而害农祸民。
综上所述,作为齐文化的巨著,《管子》农业思想是先秦农学史的重要组成,而其基于“重农”理念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中国传统农业思想影响深远,这在汉初《淮南子》中即有突出反映。由于作者中就有来自齐地的学者,所以《淮南子》受到齐文化的直接熏染[129],认为“管子之书”历史地总结桓公之时“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130]的政治经验,深可为取法。也正由此,对《管子》的农业思想,尤其是独到的农业生态观,《淮南子》从王朝政治发展的高度着眼,立足黄老道家,有所历史承继,并进而融会其他的思想因素,形成颇具秦汉时代特色的天、地、人一体化的农业生态观[131]。当然,对《淮南子》而言,除《管子》外,其农业思想所受《吕氏春秋》与先秦农家著作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但毋庸置疑,《管子》是《淮南子》农业生态观得以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
【注释】
[1]初稿发表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转载于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历史学报》,2013年第6期,《三农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收录并转载于王小锡主编:《中国经济伦理学年鉴(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278页。
[3]对《管子》与《淮南子》思想的比较研究,学界主要成果有:丁原明《〈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第7~13页),李耀《略谈〈管子〉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管子和谐治国理念与当代科学发展观战略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08年第5月),陈宏光《〈管子〉与〈淮南子〉的法治思想比较研究》(《安徽省管子研究会2011年年会暨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1年5月),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第19~23页),耿振东《〈淮南子〉对〈管子〉成书的诠释及对其思想的汲取》(《齐鲁文化研究》,2009年,第8辑)等。需要指出,现有研究缺少对二者农业思想与生态观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探讨,相关成果仍局限于各自领域之中,有待于学界的改变和弥补。
[5]《管子校注·侈靡第三十五》,第728页。
[6]《管子校注·乘马第五》,第84页。
[7]《管子校注·牧民第一》,第3页。
[8]《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1页。
[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10]《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3页。
[11]《管子校注·八观第十三》,第258页。
[12]《管子校注·立政第四》,第64页。
[13]《管子校注·权修第三》,第52页。
[14]《管子校注·牧民第一》,第3页。
[15]《管子校注·揆度第七十八》,第1379页。
[16]《管子校注·牧民第一》,第13页。
[17]《管子校注·幼官第八》,第139页。
[18]《管子校注·事语第七十一》,第1243页。
[19]《管子校注·权修第三》,第51页。
[2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99页。
[21]同上,第685页。
[22]《管子校注·乘马第五》,第91页。
[23]《管子校注·轻重己第八十五》,第1540页。
[24]《管子校注·五辅第十》,第192页。
[25]《管子校注·五辅第十》,第199页。
[26]同上,第201页。
[27]《管子校注·重令第十五》,第286页。
[28]《管子校注·法法第十六》,第299页。
[2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99页。
[3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1页。
[31]《管子校注·霸形第二十二》,第453页。
[32]《管子校注·牧民第一》,第13页。
[33]《管子校注·治国第四十八》,第924页。
[34]《管子校注·轻重甲第八十》,第1432页。
[35]《管子校注·正世第四十七》,第919页。
[36]《管子校注·山国轨第七十四》,第1291页。
[37]《管子校注·权修第三》,第49页。
[3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3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40]《管子校注·五辅第十》,第199页。
[41]《管子校注·禁藏第五十三》,第1018页。
[4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43]《管子校注·禁藏第五十三》,第1016页。
[44]《管子校注·治国第四十八》,第925页。
[45]《管子校注·牧民第一》,第3页。
[46]《管子校注·法法第十六》,第299页。
[47]《管子校注·权修第三》,第52页。
[48]《管子校注·立政第四》,第73页。
[49]《管子校注·四时第四十》,第838页。
[50]《管子校注·白心第三十八》,第788页。
[51]《管子校注·四时第四十》,第855页。
[52]同上,第847页。
[53]《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42页。
[54]《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38页。
[55]《管子校注·形势解第六十四》,第1179页。
[56]《管子校注·权修第三》,第52~53页。
[57]《管子校注·君臣下第三十一》,第584页。
[58]《管子校注·立政第四》,第62页。
[59]《管子校注·地员第五十八》,第1096页。
[60]《管子校注·山国轨第七十四》,第1282页。
[61]《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10页。
[62]《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1页。(www.chuimin.cn)
[63]《管子校注·五辅第十》,第199页。
[64]《管子校注·小问第五十一》,第955页。
[65]《管子校注·小匡第二十》,第401页。
[66]同上,第369页。
[67]同上,第400页。
[68]《管子校注·重令第十五》,第286页。
[69]《淮南子集释·时则》,第433页。
[7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8页。
[71]《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36页。
[72]《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53页。
[73]《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0页。
[74]《管子校注·八观第十三》,第261页。
[75]《管子校注·立政第四》,第73页。
[76]《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2页。
[77]《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1~1432页。
[7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6页。
[7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0~961页。
[8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6页。
[81]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400页。
[82]《管子校注·形势第二》,第46页。
[83]《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8页。
[84]《管子校注·君臣下第三十一》,第584页。
[85]《管子校注·心术上第三十六》,第764页。
[86]《管子校注·势第四十二》,第883页。
[87]《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8页。
[8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4页。
[89]同上,第638~639页。
[90]《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9页。
[91]同上,第1022页。
[92]《庄子集释·德充符第五》,第221页。
[93]《庄子集释·秋水第十七》,第577页。
[94]《管子校注·乘马第五》,第83页。
[95]《管子校注·宙合第十一》,第218页。
[96]《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4页。
[9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10页。
[98]《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2页。
[99]《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9页。
[10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386页。
[101]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7页。
[102]《管子校注·国蓄第七十三》,第1259页。
[103]同上,第1262页。
[104]《管子校注·巨乘马第六十八》,第1227页。
[105]《管子校注·山权数第七十五》,第1303页。
[106]耿振东:《〈管子〉研究史(战国至宋代)》,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107]《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0页。
[108]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07页。
[109]《管子校注·四时第四十》,第857页。
[110]《管子校注·五辅第十》,第199页。
[111]《淮南子集释·原道》,第9页。
[112]《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5页。
[113]《淮南子集释·原道》,第23页。
[11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10页。
[115]《淮南子集释·原道》,第38页。
[116]《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61页。
[117]《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38页。
[118]《管子校注·戒第二十六》,第514页。
[119]《管子校注·君臣下第三十一》,第594页。
[120]《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1页。
[121]同上,第40页。
[122]同上,第48页。
[123]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第224页。
[124]《淮南子集释·时则》,第388页。
[125]同上,第397页。
[126]同上,第414页。
[127]同上,第431页。
[128]《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06页。
[129]巩曰国:《〈管子〉对〈淮南子〉的影响》,《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第19~23页。
[130]《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0页。
[131]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第338~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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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农为国本”,这既是《管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从自然生态视角反思人类农业实践的理论前提。基于这种共识,《管子》与《淮南子》在阐发各自农业思想的过程中,都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性给予高度关注和论述。首先,《管子》与《淮南子》都重视农业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中“农为国本”的政治内涵。其次,《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农业发展应以民众为主体,体现统治者的促农实践,彰显其中“民为农本”的政治内涵。......
2023-11-16
《淮南子》距离战国时期不远,农家的著作应该有所传世,能够为其所见,因此《淮南子》论农应有所本,并非师心杜撰。二则农家关于农业生产的具体认识成为《淮南子》论农的思想基础。因此,《淮南子》对先秦农家思想是不陌生的,其作者应该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提《神农》《野老》之类的农家著作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农家关于农业发展的知识和思想才能在《淮南子》中产生历史的回应。......
2023-11-16
在《管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并非单向度的劳动实践,而是需要充分考量各种自然生态条件,不论是天时,抑或地利,都需合乎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应取之有度,而非竭泽而渔。应该说,《管子》这种“三度”农业生态观,对《淮南子》有着显著影响。正是基于对“管子之书”的政治敬意和深刻认识,《淮南子》充分承继前者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于黄老道家,进行历史的融会和发展。......
2023-11-16
《淮南子》的作者们熟知《管子》一书,对后者农林思想中的“三才”理论绝不陌生,因此不论是从林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还是着眼于林业思想的承继,《淮南子》对《管子》的“三才”理论都有所重视,并进而给予时代性的汲取和融会。......
2023-11-16
应该说,《淮南子》的这种认识具有历史的积极性、进步性,反映出对民众的深切怜悯之情,试图从政治思想上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促其一方面能够“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另一方面也能够为备灾防荒,赈济百姓而有所合理蓄积。......
2023-11-16
《淮南子》与《管子》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反映突出,而且在生态思想方面也都有着丰富内涵,特别是对农林业的现实发展,均表现出各自独到深刻的理论认识。作为《淮南子》与《管子》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山林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利用,以及林业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密切关联,都需得到更为充分的研讨。......
2023-11-16
同《管子》迥异,“自然”在《淮南子》中具有显著影响,成为其农业生态观最为重要的标志词。《淮南子》始终以黄老思想为本位,形成整体化的道家农业生态观;与之相比,黄老思想在《管子》中并非本位,法家、轻重家对其农业思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管子》农业生态观的道家化程度要逊色于前者。......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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