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与《管子》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反映突出,而且在生态思想方面也都有着丰富内涵,特别是对农林业的现实发展,均表现出各自独到深刻的理论认识。作为《淮南子》与《管子》生态思想的重要内容,山林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利用,以及林业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的密切关联,都需得到更为充分的研讨。......
2023-11-16
黄老本位的思想差异：《管子》与《淮南子》改观
【摘要】：同《管子》迥异,“自然”在《淮南子》中具有显著影响,成为其农业生态观最为重要的标志词。《淮南子》始终以黄老思想为本位,形成整体化的道家农业生态观；与之相比,黄老思想在《管子》中并非本位,法家、轻重家对其农业思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管子》农业生态观的道家化程度要逊色于前者。
从历史上看,《管子》与《淮南子》皆可谓“杂家”,都“具有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81],理论构成复杂。若就农业生态观而言,二者多元思想的基础上存在着重要差异,其中尤以黄老道家为关键。在《管子》中,虽然黄老道家也有着突出反映,但更为集中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如为君之道、君臣关系等,显著反映出君主南面之术的思想内涵。相反,在农业生态观上,与《淮南子》相较,要远为逊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否以黄老道家为本位,这成为《管子》与《淮南子》在农业生态观上的分水岭,对二者的农业思想具有根本影响。
其一,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自然”的重视程度不同。《管子》虽然在农业思想上注重天、地、人相和谐,但其对黄老道家之“自然”却较少提及,这与《淮南子》形成鲜明对比。“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82],这里的“自然”对《管子》而言,主要侧重于统治者“王天下”的政治实践,而非专论农业生产。同《管子》迥异,“自然”在《淮南子》中具有显著影响,成为其农业生态观最为重要的标志词。《淮南子》对现实的农业发展始终持有“因其自然而推之”,“因天地之自然”,“万物固以自然”[83]的基本理念,将自然以治农看作为实现天人和谐的农业理想的根本途径。正是这种强调“法自然”的思想认识,使得《淮南子》农业生态观发散出极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对其天、地、人相和谐的农业思想起到决定作用,也使得《淮南子》能彰显出《管子》所缺少的秦汉时代特性。
其二,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无为”的思想认识有别。《管子》在思想上也讲：“事无为也无所生”[84],“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85],“无为者帝”[86],但这种“无为”与统治者的政治治术密切相关,对农业生态观却较少起到应有的理论作用,换言之,《管子》之“无为”重在政治,而非农业。《淮南子》之“无为”则不然,不仅体现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上,而且注重与“自然”相结合,在农业生态观上反映突出。《淮南子》认为：“究于物者,终于无为”,“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87],“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88],“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89],“霜雪雨露,生杀万物,天无为焉,犹之贵天也”[90],“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91]。从中可见,“无为”对《淮南子》而言,在农业生产上更能彰显出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黄老国策,而这正是其所处特定时代深刻影响的历史结果。
其三,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之“因”的使用程度不同。“因”是先秦以来道家的重要概念,常用以体现“道法自然”的哲学内涵,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92],“因于物而不去”,“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93]。在《管子》农业思想上,“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使用,如“因天材,就地利”[94],“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95],但不及《淮南子》使用的频繁和深入。《淮南子》将“因”与“自然”密切结合,“因其自然而推之”,“因天地之自然”,“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96],“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97],“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98],“后稷播种树谷,因地也”[99],“后稷垦草发菑,粪土树谷,使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100],由此既突显出人类农业实践对自然资源所应有的积极利用,也在其农业生态观上彰显出道家“法自然”思想。(www.chuimin.cn)
其四,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并非如《淮南子》那样对黄老道家持本位立场,而只是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相反,《管子》受齐法家的深刻影响,[101]在其农业思想上也表现出一定的法家气息,而且对持“重商”立场的轻重家思想也十分重视,这为《淮南子》所罕见。《管子》在政治上也如法家那样“尊君”为务,强调“利出一孔”,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统治者应“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102],将农业经济作为一种“牧民”的统治手段来运用。而且,《管子》虽然强调“农本”理念,但其并不排斥“重商”思想,反而在农业发展上有所重视。在《管子》看来,统治者在政治上应坚持“君养其本谨也”,让民众“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钟镶粮食,毕取赡于君”,达到农业经济上“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103]的根本目的,以此牢固控制广大民众。由此,《管子》主张：“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104],要求统治者对民众在农业经济上的贫富应有所掌控,认为“民富不如民贫”[105]。应该说,《管子》这种农业思想认识,在《淮南子》没有得到历史回应。反之,《淮南子》基于秦汉之际的历史教训,对“尊君”的极端化发展较为警醒,始终对民众与农业生产曾遭受过的政治破坏感受痛切,因此在农业发展上,《淮南子》较《管子》更能彰显食为民本、民为国本的政治精神,从而对农业的生态化发展更为关注,而非过度强调农业经济作为政治手段后的现实运用。
总之,在农业生态观上,《管子》与《淮南子》对黄老道家思想都有深刻反映,但二者思想体系中,黄老道家的理论地位则表现有异。《淮南子》始终以黄老思想为本位,形成整体化的道家农业生态观；与之相比,黄老思想在《管子》中并非本位,法家、轻重家对其农业思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管子》农业生态观的道家化程度要逊色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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