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国本”,这既是《管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从自然生态视角反思人类农业实践的理论前提。基于这种共识,《管子》与《淮南子》在阐发各自农业思想的过程中,都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性给予高度关注和论述。首先,《管子》与《淮南子》都重视农业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中“农为国本”的政治内涵。其次,《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农业发展应以民众为主体,体现统治者的促农实践,彰显其中“民为农本”的政治内涵。......
2023-11-16
《淮南子》与《管子》：天地人三要素的有机结合与农业生态化发展
【摘要】：在《管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并非单向度的劳动实践,而是需要充分考量各种自然生态条件,不论是天时,抑或地利,都需合乎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应取之有度,而非竭泽而渔。应该说,《管子》这种“三度”农业生态观,对《淮南子》有着显著影响。正是基于对“管子之书”的政治敬意和深刻认识,《淮南子》充分承继前者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于黄老道家,进行历史的融会和发展。
《管子》所言“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的“三度”农业生态观,虽然在先秦时期并非独创之见,但却是先秦农业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组成,作为齐文化的代表性论著,在相当程度上深刻反映出东方国家具有的农业生态意识,而其中所彰显“天人和谐”的核心理念也是秦汉时期传统农业发展的主流思想,成为日后《淮南子》得以借鉴和承继的历史资源。在《管子》看来,人类的农业生产并非单向度的劳动实践,而是需要充分考量各种自然生态条件,不论是天时,抑或地利,都需合乎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应取之有度,而非竭泽而渔。因此,《管子》一方面主张“重农”、力农,强调人类应合乎规律地发挥主体作用,开发自然资源,推动农、林、牧、渔等多种农业经济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民众的生存所需,实现国家富强；但另一方面,《管子》也明确认为,人类的农业活动应该坚持“禁发必有时”[74],“以时禁发焉”[75]的基本原则,甚至统治者还应设立专门职官来确保“四禁”政策的贯彻实施,防止农业生产走向过度消耗、破坏生态的歧途。应该说,《管子》这种“三度”农业生态观,对《淮南子》有着显著影响。《淮南子》在农业发展上始终强调“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76],认为统治者应该“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统筹农业经济的现实发展,促使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相协调,“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77],“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78]。《淮南子》认为,这种“因天地之自然”,“因资而立功”[79]的农业发展,有利于人类劳动与自然生态相融合,最终能“以为民资”[80],根本上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农业理想。
总之,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论著,《管子》农业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其强调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堪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思想史的杰出代表,对西汉前期产生的《淮南子》影响深远。正是基于对“管子之书”的政治敬意和深刻认识,《淮南子》充分承继前者的农业生态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立足于黄老道家,进行历史的融会和发展。(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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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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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实际发展,虽然仰赖于“天时”“地利”,但根本上仍须“中度之人顺”[63],因为“善因天时,辨于地利”,都离不开“人和”,都需要农业劳动者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才能有效地综合与运用。正因为如此,《管子》主张“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也”[64],将农业劳动者在农时、地上所应发挥的主体性凸显出来。对统治者而言,《管子》认为若要仓廪丰实、国家富强,则必须能“处农必就田壄”[67],使其“力农垦草,禁止末事”[68]。......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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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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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管子》迥异,“自然”在《淮南子》中具有显著影响,成为其农业生态观最为重要的标志词。《淮南子》始终以黄老思想为本位,形成整体化的道家农业生态观；与之相比,黄老思想在《管子》中并非本位,法家、轻重家对其农业思想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管子》农业生态观的道家化程度要逊色于前者。......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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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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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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