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淮南子视农业生态为国本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农为国本”,这既是《管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从自然生态视角反思人类农业实践的理论前提。基于这种共识,《管子》与《淮南子》在阐发各自农业思想的过程中,都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性给予高度关注和论述。首先,《管子》与《淮南子》都重视农业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中“农为国本”的政治内涵。其次,《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农业发展应以民众为主体,体现统治者的促农实践,彰显其中“民为农本”的政治内涵。

作为先秦时期齐国“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4],《管子》农业思想丰富,且卓有见识。“农为国本”,这既是《管子》论农的思想基础,也是其从自然生态视角反思人类农业实践的理论前提。正因为《管子》认为：“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5],“地者,政之本也”^[6],“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7],始终将农业生产与发展视为统治者的首要政务,所以才能进而从农业自身出发,强调利用各种现实条件,推动农业活动合乎自然规律的开展,从而取得良好结果。《管子》的这种农业认识,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深为契合,后者也同样是在坚持和强调农业“以为天下先”^[8],“食者民之本也”^[9]的基础上,进而主张“因天地之自然”^[10]以治农,实现农业活动的生态化发展。基于这种共识,《管子》与《淮南子》在阐发各自农业思想的过程中,都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性给予高度关注和论述。

首先,《管子》与《淮南子》都重视农业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凸显其中“农为国本”的政治内涵。在《管子》看来,国家有贫富、强弱之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的农业发展,“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11],因此统治者只有积极发展农业,才能实现“桑麻殖于野,五榖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12]。对统治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13],“地辟举则民留处”^[14],“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15]。只有农业经济良好发展,“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16],统治者才能真正夯实政治基础,稳定政治秩序。否则必然造成民怨国贫、人不为用的政治窘境,直至亡国灭身。从这种认识出发,《管子》在思想上主张“务本饬末则富”^[17],强调农业生产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重要性,认为：“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18],“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19],既将农业生产视为统治者的首要政务,更将其看作国家政治的根本基础。与《管子》相同,《淮南子》也认为：“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20]。而在现实政治发展中,民众如若想避免“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的生存窘境,就必须“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21],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各种农业经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在思想上提出“食者民之本也”的基本观点,将农业发展视为民众生存、国家富强的首要基础,由此同《管子》在“农为国本”的政治认识上形成历史的内在契合。

其次,《管子》与《淮南子》都认为农业发展应以民众为主体,体现统治者的促农实践,彰显其中“民为农本”的政治内涵。一方面,《管子》认为民众应成为积极力农的生产主体,“非诚农不得食于农”^[22],“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23]。因为民众的生存所需只能基于现实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只有“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才能实现民众“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如若相反,“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那只能是民众“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24]。由此,《管子》指出,民众生存利益的有效保障,根本上仍在于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就成为国家现实发展的必然之路。只有“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25],始终坚持以农为本、积极力农,才能满足自我所需。另一方面,《管子》强调统治者应导民务农,有效推动农业生产,认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而民富的关键则在于“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26]。因此,统治者必须坚持农本政策,在现实中“畜长树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将此作为“民之经产也”^[27],在“农夫不失其时”,“民无游日”中促进农业发展,实现“财无砥墆”^[28],民富国强。对《管子》“民为农本”的思想认识,《淮南子》所持看法相近,也认为：“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29],而“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因此只有促民力农为先,才能“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30]。(www.chuimin.cn)

最后,《管子》与《淮南子》都强调农业生产对君、民关系具有深刻的现实影响,成为王朝政治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体现出强烈的“民为君本”的政治内涵。《管子》在政治上始终强调：“齐国百姓,公之本也”^[31],“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主张：“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32],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视为王朝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管子》认为：“人之守在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因为“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如若统治者缺少基本的农业经济条件,无法满足民众生存所需,则必然会造成君民矛盾,以至于君民对立、民叛其君。所以,《管子》明确提出“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主张统治者在实践中要深明“粟也者,民之所归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33]的政理,能真正做到“务在四时,守在仓廪”^[34],让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基于这种“富民”为要的政治认识,《管子》既要求统治者坚持“重农抑末”政策,促使民众勤于耕织,“利出一孔”,又要求统治者必须寡欲节俭,反对“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35],认为：“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36],“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37]。在农业生产对君民关系的特殊影响上,《淮南子》的政治认识与《管子》所见略同。《淮南子》对秦汉时期统治者因破坏农业生产而导致王朝衰亡的历史教训,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审思,因此在思想上严厉批判“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的政治发展,强烈谴责“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38]的暴虐之君,始终坚持“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39]的政治理念。由此而言,以民为本、促君善治,这成为《管子》与《淮南子》的政治共识,深刻影响二者的农业思想。

总之,从思想上看,《管子》与《淮南子》论农实际上都体现出一定的双重性：一是从政治视野出发,坚持“重农”理念,认为现实的农业发展应体现出“农为国本”“民为农本”和“民为君本”的政治内涵,充分发挥出农业经济在王朝政治中所具有的基础作用,进而构建合理的君民关系,促使现实政治体现出内在的民本性,从而根本上实现专制君主政治的长治久安；二是从农业的客观规律出发,注重农业生产的自然性、生态性要求,力求推动现实农业走向合理发展。应该说,对农业发展的政治内涵的强调,成为二者之所以更为重视农业生态化发展的现实动力,也成为其深入反思农业优化发展途径的理论前提。作为先驱者的《管子》,以其深厚的“农本”思想熏染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后者秉持黄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思农业生产,强调生态化发展的重要的理论渊源之一。

管子与淮南子视农业生态为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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