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淮南子》的儒家与阴阳家对农业思想的理论作用

《淮南子》的儒家与阴阳家对农业思想的理论作用

【摘要】:就儒家而言,其“重民”“民本”之主张对《淮南子》农业思想影响甚深。儒家的这种行仁政以“重民”的思想认识,与黄老道家一起构成坚实的政治正义性之基石,使得《淮南子》农业思想在秦汉时期彰显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政治精神,具有历史的积极性和进步性。应该说,这种阴阳家的认识对《淮南子》农业思想影响深刻,使《淮南子》能够将农业生产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从而以一种高度程序化、整体化的理论意识予以深入反思。

儒家而言,其“重民”“民本”之主张对《淮南子农业思想影响甚深。一方面,《淮南子》基于儒家的“仁义”思想,对民众在战乱与暴政中的悲惨境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认为民生多艰,“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59],强调“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由此而促进农业生产的良好发展,让民众“以除饥寒之患”[60]。另一方面,《淮南子》以儒家“仁义”之政治的理念严厉批判统治者的“暴虐万民”,“残贼天下”的恶行,认为“以凿观池之力耕,则田野必辟矣”[61],警醒统治者应该秉持“善为政者积其德”的治国原则促进农业发展,安定民生,避免“民之所以仇也”,“民胜其政,下畔其上”[62]的消极结果。儒家的这种行仁政以“重民”的思想认识,与黄老道家一起构成坚实的政治正义性之基石,使得《淮南子》农业思想在秦汉时期彰显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政治精神,具有历史的积极性和进步性。

就阴阳家而言,其“阴阳”观念以及对农业生产所持有的程序化认识,对《淮南子》农业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天文》《地形》《时则》等篇中有所反映,尤其是《时则》。《淮南子》自言《时则》是“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63],因此在《时则》中为统治者促进农业发展制定了具体而细致的耕作规划,一年之中从“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的十二个月,都有其各自既定之任务,涉及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还将渔、牧、猎等农业经济的内容也涵括在内。而且,《淮南子》非常强调农业时间内在的关联性,“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认为如果农业生产缺乏这种农业时间上的积极影响,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如“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64]等。因此,《淮南子》在农业发展上明确提出“制度阴阳”的根本原则,强调“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的“六度”之说。应该说,这种阴阳家的认识对《淮南子》农业思想影响深刻,使《淮南子》能够将农业生产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从而以一种高度程序化、整体化的理论意识予以深入反思。(www.chuimin.cn)

由上所述,《淮南子》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认识具有多元化的思想内涵,充分反映出其作为西汉前期“思想的一大集结”[65]的理论特点。这种多元化的思想构成并非简单之组合、拼凑,而是在黄老道家的主导下,以先秦农家的知识与思想为基础,融合儒家、阴阳而成,虽然在形式上又博“杂”之嫌,但由于黄老道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来担当思想融合的主体”,因此农、儒、阴阳等“来源不同的思想因素”才能“安顿在一起”[66],共同构成《淮南子》农业思想之整体。当然,《淮南子》中除《时则训》外,缺少像《吕氏春秋》中《务大》《上农》《任地》与《辩土》那样完整的农学篇章,其关于农业生产与发展的思想认识主要分散和体现在全书之中,这是其历史性的局限和不足,让人有所遗憾。